序
我的诗
——有人要把我以前的诗集来翻印,
我便写了这样的一篇序。
本篇系一九四四年明天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诗集《凤凰》序,最初发表于同年五月重庆《中外春秋》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为“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幼年来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大概是很有关系的。我的母亲在我刚在翻话时便喜欢口授唐诗,教我们念诵。意思虽然不懂,声调是可以懂得的。家塾的教育,所读的也多半是诗。《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在我六七岁时已经念得透熟。唐人司空表圣的《诗品》读得最早,在五六岁发蒙的时候,我顶喜欢它。我要承认,一直到现在,我的关于诗的见解大体上还是受着它的影响的。
我是生在峨眉山下、大渡河边上的人。我的故乡,抗战以来,有好些外省朋友去旅行,都说风景很好。江南的人说不亚于江南,湖南的人说不亚于湖南。究竟是怎么样,认真说我并不怎么感觉。这原因大约是由于习惯了。
峨眉山的山上,风景大约是有些可观的。可笑的是我这个生在峨眉山下的人却不曾上过一次峨眉山。峨眉山应该说是一段山脉,共有三个高峰。普通所说的峨眉山是我们乡下人所说的“大峨山”。我的家是在“二峨山”下边,那“二峨山”就像一堵大屏风一样,在西方把“大峨”隔断了。“大峨”就在“二峨”之后冒出一点头顶,要用点诗人的笔调的话,可以说这位大哥哥越过二哥的肩头在窥伺我们。“三峨”在正南边,到过乐山的人,遇着晴朗的时候,就在乐山城都可以看见它就像一朵没有十分开放的菌子一样,冒在远远的天际。我说远远,因为我的家离城还有七十五里啦。
山太高了,“天边树若荠” 用不着先生讲解,实在感觉得有点可怕。周年四季,无时无刻,它都屹立在你眼面前,一动也不动。自然它也并不是毫无变换,随时日的阴晴,季节的寒暑,色彩和容态都有显著的不同,但总觉得是有威可畏。清早起来,白雾罩着半山,山不见了。随着太阳的上升,山头渐渐显露,雾倒缩小成一条博带,围系山腰。这种情景,大约是旧时的山水画家所最喜欢的。离开故乡三四十年了,我只在画中常见。我有一位比我大十五岁的长兄 ,他在抗战前一年,已经成了故人,年青时分喜欢画画,也喜欢刻图章。我记得他有一个图章是刻着“家在峨眉画里”的。他闹这种玩意时,不用说我才六七岁,我也能领略所谓“峨眉画”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怎么感觉着可以夸耀。山太高,太阳落山得比较早,巍然的阴影便倒来压着人。在小孩子的心中委实是有森严的感觉。古时候视山岳之大者为神,就到现在一逢暑天还有许多人去朝“大峨山”,大约就是这些感觉所生出来的宗教情绪吧?
螳螂,我们乡下人也叫作“峨眉山”。它那两只大爪一拱起来,我们便以为它在朝山了。我们小孩子捉着螳螂的时候就唱:“峨眉山,峨眉山,你的山在那一边?”就是大人也这么唱。这自然也就是所谓感情输入了。
等到螳螂的一代过去了,朝山的人也绝迹了,峨眉山很早便戴上雪帽,在清早的阳光中发着璀璨的光辉。要说是庄严,比那戴金冠的王或神,似乎更要庄严。大雪来了,山有时全部消灭,但这迷藏并不久。等到山骨呈露,雪沟界画得非常鲜明,山把阴影失掉了。只有这时候,峨眉山真像在笑。我是喜欢它这笑的。
大渡河,认真说也是可怕的一条河。它的水很急,夏天泛滥的时候,水是红的。它在群山中间开辟道路,好像时常在冲锋陷阵一样,不断地狂吼。水道是很迂回的,而八九十里的水程只消两个钟头便可达到。泛滥时固然可怕,因为它太不讲人情,爱任意在河床上打滚。今年才把东岸卷到西岸,不两年又可把西岸卷回东岸。有些地方是卷得一床零乱的。冬天水落了,红胀了的面容清秀了,到这时零乱了的河岸倒增加了别致。河碛中处处都是绿洲,带着整齐的寒树,加上农人的小春。
我的家正在大渡河呈出一个大弯曲的地方。河从上游很逼窄的山谷冲破出来,初次达到比较宽的天地。砂碛被冲破得特别零碎,因而这样的绿洲也就特别多。江南的朋友能够说比江南好的,大概就在这样的时候到了我的故乡吧。这样的时候,峨眉山在笑,大渡河在轻歌曼舞。
我的幼年时期便是渡过在这样的地方。作为地主阶级的儿子,在这儿我没有吃过苦。农夫耕耘时常唱秧歌,我觉得好听。撑船的人和拉纤的人发出欸乃的声音,我佩服他们有力气,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横骑在水牛背上吹芦笛,我觉得他们好玩而水牛可怕。乡镇上逢集的时候热闹一番,闲天又冷下去。人们除坐茶馆、聊闲天外,没有人生。镇上也出过一些“棒客” 头子,有时整个乡镇甚至被当时的官宪认为匪窝。但那些“棒客”都是远出抢劫,不在本乡五十里内生事的。这是他们之间的义气。有时附近的炭巢里有一二个挖炭工人到镇上来,那倒是一个惊异。那不见阳光的脸的苍白,那被炭渣染透了的浑身的墨黑!这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但炭巢究竟离镇尚远,这种惊异的人不大常见。
时代的潮流毕竟也涨到这儿来了。在我十二三岁时家塾教育开始变革,十三岁以后便离开故乡进新式的学校了。这是划时代的变革。然而一直变到五十三岁的现在,整整经过了四十年的岁月,旧时代的皮却依然没有十分脱掉。中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同外国的诗接近,严格地说是在民二出国以后。以前在学校里也读过些英文,但那时候教英文读本的教员是不教诗的,自然教会学堂应当除外。我在民国二年的正月到了日本东京,在那里不久我首先接近了印度诗人太戈尔 的英文诗,那实在是把我迷着了。我在他的诗里面陶醉过两三年。其次因为是学医的原故,日本医学几乎纯粹是德国传统,志愿者便须得学习德文,因此又接近了海涅的初期的诗。其后又接近了雪莱,再其后是惠特曼 。是惠特曼使我在诗的感兴上发过一次狂。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 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
但我要坦白地说一句话,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自然,其后我也还出过好几个诗集,有《星空》,有《瓶》,有《前茅》,有《恢复》,特别像《瓶》似乎也陶醉过好些人,但在我自己是不够味的。要从技巧一方面来说吧,或许《女神》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但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别的喜欢,但我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
假如说是惠特曼解放了我,那便是歌德又把我软禁了起来。我在民八的暑间曾经翻译了《浮士德》,使我刚解除了镣铐的心灵,又戴上了新的枷锁。歌德的诗体在欧洲已经属于旧的范围了,而他的《浮士德》,事实上并不如德国人和其他各国的人所评价的那么超越。我翻译它的第一部时已经感受着无限的痛苦,特别是那些鬼鬼怪怪的世界,用尽那么多的力劲去刻画,使我费了不少的气力再来转译。没有办法,我曾经采用了旧诗的形式来表达他那里面大部分的并非诗的世界。诗人美其名曰象征,我实在昧不过良心,信口地奉献出一番恭维的话。
旧诗我做得来,新诗我也做得来,但我两样都不大肯做,因为我感觉着旧诗是镣铐,新诗也是镣铐,假使没有真诚的力感来突破一切的藩篱。一定要我“做”,我是“做”得出来的,旧诗要限到千韵以上,新诗要做成十万行,似乎也可以做得出来。但那些做出来的成果是“诗”吗?我深深地怀疑,因而我不愿白费力气。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我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
我自己更要坦白地承认,我的诗和对于诗的理解,和一些新诗家与新诗理论家比较起来,显然是不时髦了;而和一些旧诗翁和诗话老人比较起来,不用说还是“裂冠毁裳”的叛逆。因此我实在不大喜欢这个“诗人”的名号。
那吗,我以前所写出的一些东西究竟是不是诗呢?广义的来说吧,我所写的好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而我所写的一些“诗”却毫无疑问地包含有分行写出的散文或韵文。
欺骗对于内行和自己是没有用处的。
为什么要把不纯粹的“诗集”来骗人呢?
这一半不关我的事,一半也因为要使内行的人知道我毕竟不是“诗人”。
194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