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和你说啊，那个时候，安大略省的西南部正是金秋九月的好季节。美妙的秋日阳光照耀丰饶的土地，令人目眩神迷，好像再现了济慈诗中的美景。3号公路的两旁堆满了一篮篮农作物和一筐筐花草。路边的招牌邀请人们来田里“采摘果子”。有几家人正在摘果子，他们的腰弯了又直，直了又弯，有的人踩着梯子，伸手去够苹果和梨，有的人提着装满的篮子，脚步蹒跚。
在几个大农场里，大部分采摘工作由外来工人干。他们也是一家人齐上阵，不过摘下的果子并不属于他们，能拿走的只有应得的那点薪水。这片土地也不是他们的故土，工人们有的来自加勒比地区，有的是墨西哥的门诺派基督教徒，还有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
收割完的土地变得暗淡无光，农夫开着拖拉机将一片片老庄稼推倒，给新庄稼腾出位置。一大群海鸥满怀希望地跟在后面，粗声粗气地叫嚷，仿佛感激涕零。有一年，我奶奶恰好这时过来做客。当她经过利明顿郊外，见到一堆不合格的烂西红柿被推平碾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为这“可耻的浪费”哭泣，差一点没跑到地里去，将那些西红柿“救出”犁沟，免遭厄运，只可惜她与自家的储藏箱相隔了一千五百英里。奶奶几十年如一日，在春夏时节为那几株生长在石头地里的宝贝疙瘩施肥，到了秋天，便摘下寥寥几个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仍是青绿色的西红柿，将它们摆放在窗台上，盼着斜射进来的微弱阳光能将它们催熟。对她而言，那几颗西红柿就是稀罕的宝贝，十分难得。所以，当她在利明顿的郊外见到那些西红柿被丢弃，着实抑郁了好一阵子。我猜她根本抑制不了这种感情，就像我们在最不恰当的时机总是抑制不住去想烦心事。
这样，我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开车沿金黄富饶的公路驶向目的地多伦多。每逢周六，我便踏上这段旅程，每次都是一大早出发，尽管没有任何必要赶这个早。在春秋两季，我会走一条风光更好的长路，比如2号公路和3号公路，有时也走98号公路和21号公路。这几条路曲折蜿蜒，令人心情畅快，不时还能见到狗儿跑到路边朝过路车的轮胎狂吠，这对于漫长的旅程而言是个极好的安慰。似乎在它们眼里，这些车也算得上一件大事。而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我一般走401公路。401公路，不少人一听就知道，它起源于美利坚，笔直而忠实地通往魁北克的边界——也许有些人认为那里是另一个国家。这条公路为最大限度地运送人和货物而修建，它是最快捷的选择，也是最平庸、最无趣的选择。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标志，就算不是最快最窄的路，也算得上是最直截了当的路，或者说，是“唯一的一条近路”。401公路有特定的入口，若是你要去的地方就在这条路上，它会像运送西红柿的传送带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只要你忠实于它，它便会忠实于你，让你永远、永远都不会迷路。
不提这条公路的入口怎么找，我们先说说多伦多城——它总是奇迹般出现在你眼前。车流越来越多，你需要重新协调神经去适应汽车的停停走走，若想去到目的地还真得费点脑筋。
央街沿线以及往西的繁华地带，反核人士们正手举招牌游行，高喊：“一二三四五，反对造核武！六七八九十，远离核辐射！”街对面并行的是另一队同样坚决的人马，令气氛更加剑拔弩张。只见他们举着的告示牌上写着：“反战人士，你们是红党的最爱。”“不挺加拿大，不要赖在这。”“不爱加拿大，统统滚出去。”
行至位于央街和士巴丹拿大道之间的皇后西街，我渐渐放慢速度，观望四周，盼着能在这条街上看见他，盼着他会在这里迎接我，不管我从哪条道过来。然而这次我并没有如愿。我驱车拐进一条小巷，那儿有几个上锁的垃圾桶，偶尔还有条狗拴在旁边。玻璃碴已被压平碾碎，对轮胎不再构成威胁。逃生通道和楼梯横七竖八地插在楼房后面，各种声响从虚掩的门窗里倾泻直下，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声和歌声，有大到好像吵架的说话声，以及不断传来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秋日的阳光下，我把车停在午后的小巷，沿围墙走上人潮涌动的大街。街上到处是讨价还价的买家，吆喝的老板，捡垃圾的人。店铺肮脏的窗户上挂着手写的招牌，出售的商品简直应有尽有，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划算。
这些铺子之间，有几扇门是那么普通，总是被人忽视。它们大多漆成棕色，有的门牌上掉了一两个数字，在钉子上摇摇欲坠，有的甚至连门牌都没有。推开这些门，你会见到一排信箱，有的信箱用灰色胶带贴着姓名。门里大多有一段陡峭的木头楼梯，径直通往顶楼。顶楼的走道亮着昏暗的白炽灯光，两边房间都住着人，有的顶楼还不止一层。房间就在那些店铺的楼上。和料想的不同，这里的住户几乎都不是店铺的老板，而是身无长物的穷光蛋。就连屋里的家具大多都不是他们的，所以在搬家时——他们总在搬家——也不用翻黄页找搬家公司帮忙。
住户之中只有几对夫妻，更多的是形单影只的人，大多是已过中年的男人。有时候，一整条走廊的房间住的全是男人。由一两个小单间组成的公寓楼里最常出现这种情况。走廊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设在尽头，供整层楼的住户使用。这些卫生间的门永远也锁不上，坐在里面必须用一只脚顶住门。不时能听见内急的人站在关着的门前大声询问“里面有人吗”，像是一大家子人起床后抢着用厕所。卫生间内，厕纸用一团精心缠绕的线挂着，发出昏暗光芒的灯泡也套了一层铁丝网，以免被人偷去装在自己房间。污渍斑斑的水池里，有个龙头永远关不紧，不断滴落的水珠留下一条黄色的污迹。热水几乎用不上，再上一层楼更是见不到它的存在。
那些紧闭的门后依然会传出模糊的声响。最好辨认的是男人咳嗽和吐痰的声音。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老烟枪，有人只穿条内裤坐在床边，自个卷烟卷儿。还能听见收音机和便携式小型电视机的声响，这些器件就搁在桌上或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上。毕竟这儿吃得丰盛的人着实太少。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炉灶和可用的烤箱，泡着饼干的西红柿汤得放在热金属板上加温。空气中常年飘着面包的焦煳味，窗台和锈迹斑斑的暖气片上随处放着装速溶咖啡的罐子、装茶包的纸盒，以及袋装的曲奇饼干。这些添加了大量防腐剂的食物像是几个月都不曾有人动过。
我走进一条这样的走廊，把街上的阳光抛在了身后，又爬上了一段这样的楼梯，来到了顶楼的大厅。这已经是他几年来第三次住在这个地方了。兜兜转转，最后又回来和这里的房东签合同——他还为房东打过杂呢。房东一次次答应他回来住的请求，看中的就是他还算可靠，以及他们好几年的交情。房东以前用棕色纸袋装酒卖给租客，他有很多烦恼想找愿意听的人倾诉。他说生意不好做，租客们要不就欠着房租趁黑夜偷偷搬走，要不就把他和老婆买来的家具偷走卖掉，要不就配上好几把钥匙让朋友住进来。他还说世道艰难，晚上在家看电视看得好好的，总会接到警察的电话。有时是租客们又打架了，有时是喝高了的人拿餐刀互捅，有时是有人屎尿横流地死在床上，被堵在喉咙里的呕吐物活活憋死。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知道该联系谁。他说这些尸体一般都“捐给科学事业”了，又补充道：“这就能显出你的好处。万一他有个闪失，我还知道该联系谁。”房东是个矮胖男人，年幼时从欧洲过来，后来发了些财。他的几个孩子都读了大学，他们在他钱包里的照片上微笑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他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走在楼道里，心里照例有些不平静，总担心出什么事。要是敲门没人应，门又锁着，我会把耳朵贴上钥匙孔，看看能不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要是没听到动静，我就返回街上，到隔壁的小酒馆看看。那儿的啤酒杯下面永远都有一摊不干不净的水渍，一滴一滴往地上淌；那儿的酒客们摇摇摆摆从卫生间走出来时，总是拉不上裤子拉链。
而这次，我一敲门，他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进来吧。”
我推了推门，推不动。“门锁着呢。”
“那你等等，”他答应道，“等一下。”里面传来三声忽快忽慢的脚步声，接着听见砰的一响，就没动静了。
“你没事吧？”我问。
“嗯，没事。”他回答说，“等等，马上就给你开门。”
门锁一转，门开了。我走进去，他站在一旁，两只大手撑在门把上，身体随着门的开合而摇晃。他穿着短袜，棕色工作裤，系一条同色的宽皮带，上身只穿了一件泛黄的白色羊毛内衣。这件衣服他一年到头都穿在身上。
“啊，”他说的英语混杂着盖尔语，“啊，红头发男孩
，你终于来了。”他后退几步，把门往里拉开，手依然撑在门把上。他左边眉骨上有一道伤疤，很可能是刚才绊倒那会儿磕在了床垫角落凸起的铁架上。血顺着他的脸往耳后流淌，流到下巴上，脖子上，最后消失在内衣下面的胸毛中，几乎要滴在地上，但没有，也许全被裤管口接住了。鲜血沿着他脸上的沟壑流淌，如同山涧小溪蜿蜒流入大海。
“你磕伤了吗？”我说着，想找纸巾给他擦掉那条血的小溪。
“没有啊，”他不解地问，“怎么了？”他顺着我的目光，抬起撑在门把上的左手去摸脸，然后惊讶地看着手指上的血迹。“哦，没事，擦伤了而已。”他说。
他放开门把，蹒跚着退后，跌坐在乱七八糟的床上，弹簧发出一声抗议的声响。他的手一放开门把，便开始剧烈地颤抖。坐下来后，两只手垂在身旁，牢牢抓住铁制的床架。他抓得那么牢，布满伤痕的粗大指节都开始发白，不过手终于是不抖了。
“只要我能抓着点什么，”他晃动身体，自我解嘲地说，“就好得很。”
我看看四周，这个熟悉的小房间依旧简单得要命。房间里见不到任何食物，看来他今天还没吃过东西。水池边的垃圾桶里有一个琥珀色的瓶子，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廉价酒的包装。瓶子是空的。
“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问他。
“不用，”他回答得很干脆，停顿一下，又补充了一句，“没东西可吃。”他重重说出最后一个字，笑了。他的眼睛和我一样黑，他的头发曾经也是黑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蓬透亮的白色。这头发是他身上仅有的仍然充满生机的东西，从额头上源源不断地冒出，因为没有修剪，已经漫过了耳朵，淹没了颈脖。这种迹象表明这个人吃得太少、喝得太多。酒精是一种奇怪的养料，它让顶端的叶子繁盛丰茂，却令整棵植物麻木枯萎。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我，脸上挂着慈爱的笑容。“我的工钱一般周一才能拿到。”他向我解释。
“好吧，”我说，“我去车里拿点东西，马上回来。”
“行，那你别关门了。”他说。
我回到大厅，走过那排静静关着的门，下了楼梯，来到大街上。太阳依旧耀眼夺目，和昏暗的楼道相比简直是个惊喜。我穿过大楼之间的巷子回到停车的地方，打开后备厢拿出一瓶白兰地。那是我昨晚买的，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白兰地的酒劲最大。我把瓶子塞进运动外套里，用左胳膊紧紧夹住，顶在肋骨上，又从原路折返。门开着，他仍然坐在床沿，双手抓紧床架，免得抖个不停。
我把白兰地的瓶子拿出来，他立刻说：“橱柜里有个酒杯。”我便去橱柜里找酒杯。里面也没啥东西，所以一下就拿到了。这是布雷顿角岛的纪念杯，杯子上画着岛屿的形状，还标了几个地名。这个杯子是我家孩子前年夏天送他的一套酒具中的一件。“卡隆伯伯会喜欢这个的。”不过他们那时还小，并不懂得讽刺和挖苦。
我把白兰地倒进酒杯，走到床前递给他。他松开右手，伸过来抓酒杯，但没抓稳。酒杯掉下来砸中我的大腿，掉在了地上。杯子没碎，暗色的酒液在我的左裤腿留下了一块污渍，我能看见，也能感觉到。他像被烫了一般缩回手，又抓住床沿。
另一个没有把手的马克杯也不行，尽管他也可以用两只手握住，但用不了多久，杯中之物就会洒在他的裤裆上，再从双腿之间流到床上。我第三回走到橱柜前，拿了个塑料碗，是那种妈妈买给坐在婴儿椅上吃饭的小孩子用的碗，摔不碎的。我往碗里倒了些酒，又递给他。他用两只大手捧着碗底举到嘴边，我没有放手，扶着碗离我最近的那一边。他头一仰，嘴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大口吞下白兰地。也许是碗倾倒得太厉害，酒洒了一些出来，顺着他的脸流到下巴上，与源源不断从伤口涌出的血流汇合到一起。我又倒了一些酒给他。酒很快便见效了。他的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黑眼睛也明亮起来，像是打了麻药的病人，恐惧和颤抖都平息了。
“嘿，红头发男孩，”他说，“我们俩一起走过很长的路，都还没红过脸呢。你还记得克里斯蒂吗？”
“当然，我记得它。”我回答。
“哎，可怜的克里斯蒂。它可是一直都很斤斤计较呢，”他顿了顿，换了个话题，“我总是想象红头发卡隆去世前那几天。”他有些抱歉地耸耸肩。
“我也时常想呢。”我应和道。
“他是我们的曾曾曾祖父吧，对不对？”
“是的，没错。”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长啥样。”他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就知道他应该个子很高，当然，也有一头红头发。他应该和我们很像。”
“像你吧。”他说。
“哎呀，你个头像他，还继承了他的名字，卡隆。”
“是的，我得到了他的名字，你得到了他的发色，”他停了几秒，又说，“不知道他的墓还在不在。”
“还在，就是离悬崖越来越近了。那个海角的土地流失得厉害。有的年份一刮风暴更是不得了。”
“是啊，我想也是，”他说，“那儿总是刮大风，他的墓就好像在不停地向大海移动，对不？”
“没错，这样想也没错。或者说大海正在与他会合。那块刻着铭文的大石碑还在，我们重刻了碑文，又上了防水的航海涂料，应该可以维持些日子了。”
“好啊，维持些日子，不过很快就会脱落啦。又得有人来修整，像上次那样，”他想了想，“他就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石头中留下越来越深的痕迹。”
“没错。”我答道。
“在落入大海之前，他也许已在石头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当狂风刮起的时候，大海的波涛会将石板冲刷得发亮，你还记得吗？”
“记得。”
“石板被打湿后，你看上面的字会不会更清晰？”
“没错，会更清晰。”我回答。
“是啊，暴风雨比晴天还要清晰。我现在总在想这个，尽管我已经记不清那时候有没有想过。”
他从床上站起身，从地上捡起没有把手的马克杯。他现在能站稳了，手也不抖了。他拿起白兰地瓶子，“泼剌”一下倒了些酒进去。几分钟前他还抓不稳这个杯子，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更好的状态。这种平稳的状态将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时间长短取决于他喝下去多少酒。接下来就像走下山路一样。下午的晚些时候，直到夜幕降临之前，他也许会咳些血，也许会摸黑在小便池前摇摇晃晃地站着，左手扶墙，右手胡乱拉扯裤裆拉链，但我得离开他了。我还要开着车灯穿过城市，回到高速公路。我们俩都将重复地谱写自己小小的故事。
“上次你过来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这个？”他向我发问，打断了我的思绪，又将话题拉回到红头发卡隆和他的墓碑。
“没有，”我一开始否认了，想给他一些台阶下，但很快又改口说，“不对，你说过的。”
“啊，是吗？”他说，“红头发男孩，你要来一杯吗？陪我喝一杯吧？”他拿出我的白兰地请我喝。
“不了，”我拒绝了，“不喝了，我不想喝酒。我还要开很长的路呢。我要回去的。”
“是啊，你要回去的。”他站起身，拿着那瓶白兰地走到窗前。窗外是那条小巷子，还有横七竖八的火灾逃生楼梯，一动不动的垃圾桶，以及一地碎玻璃碴。
“外面天气真好，”他说，好像在欣赏异国风光，“一个美妙的九月天。巨头鲸从埋葬红头发卡隆的海角跃起。我能看见那些鲸鱼，它们闪闪发光，黝黑发亮。但不要游得离陆地太近。你还记得那头搁浅的鲸鱼吗？”
“嗯，我记得。”
“那时多希望风暴能将它带回海里，可惜。”
“嗯，它回不去了。”
“是啊，”他转身背对窗户，说，“它回不去了。你还记得我们的双亲吗？”
“不太记得，”我说，“只记得一点儿。我都不能确定哪些回忆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我听了别人的故事后自己编的。”
“啊，是的，”他说，“你的妹妹卡特里奥娜，她和你一样，也记不清了。”
“是的，和我一样。”我说。
他又喝了一口，这次直接对着酒瓶喝，瓶中的酒顿时少了很多。
“可怜的爷爷奶奶，”他说，“他们对你很好，能有多好就对你多好。”
“是的，”我说，“他们对我很好。”
“奶奶说过，‘要照顾好同一条血脉的人’。”他的情绪瞬间变了，突然迸发出愤怒和怀疑，“我猜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吧。”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一下子掉进了内疚和过去的深渊。
“不是的，”我说，“不是的，真的不是，不是，我不是因为这个才来的。”
我看着他，试图揣测他的心情。他脚上穿着袜子，踉踉跄跄地走到我面前。九月的金色阳光斜射着穿过他身后的窗户，光束中飞扬的灰尘映衬出他的身形。他像是午后的演出台上笼罩在聚光灯下的男主角，镇定自若，散发出危险的气息。尽管酗酒多年，他的身体依然紧绷有力。此时，他一会儿踮起脚向前倾，一会儿又跷着脚往后倒，左手轻轻握着那瓶白兰地，好像随时要扔出去。右手五指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握紧成拳头，缓慢而有节奏。他笑了笑，情绪好像又过去了。
“啊，没事，”他说，“没事，红头发男孩。我刚才只是在思考。再去拿些酒来吧。你要是愿意就拿瓶白兰地，或者葡萄酒和啤酒也行，我们一起喝他个没日没夜。”
“好吧。”我往门口走去，脚步有些快，好像急着离开这个房间——我开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又急着离开，多少感到有些愧疚。
“你想喝什么，啤酒还是葡萄酒？”
“哦，”他说，“其实都一样。都一样。”
“好的，我马上回来。”
“不着急，”他说，“你慢慢来。我哪儿也不去，而且我还有这个。”他晃了晃左手琥珀色的白兰地酒瓶，黑色的酒液随之荡漾，“我就坐在这里等你。”
我回到大厅，顺手关上门，暂时松了口气，心沉了下来。这种沉下心的感觉有点像学生关上考场大门的感觉，或是听见牙医说“过两个礼拜再来补牙，今天不补”后离开的感觉，或者是目击证人被层层盘问之后离开那个小房间的感觉。
我站在大厅里，听见他在门后唱起歌来。他的歌声轻柔而坚定，唱的是只有醉鬼或者快要喝醉的人才听得懂的词。
他唱的盖尔语歌叫“献给布雷顿角的挽歌”。这是首合唱歌曲，往往由一大队人合唱，或是由一人主唱，一队人合唱。歌词大意是：
我看见，很远的远方
我看见，波涛的那边
我看见，布雷顿角，我的爱人
在海的那边，那么遥远
我在大厅中行走，每走一步，歌声就减弱一分。我走下四十瓦灯泡照映着的那段陡峭阴暗的楼梯，歌声却依旧在耳边响起。我惊讶地发现，这歌声并不是他唱的，而是在我内心深处回响。歌声越来越大，直到我的嘴唇如同条件反射一般吐出歌词：
在我心中，有一个梦
想要回到故乡
但我心中，清楚明白
我不应该再回去
他的歌结束，我的歌开始，完美承接。尽管主题不同，主唱和合唱部分却自然而然跳入我脑中，我想，这正如已步入中年的前童子军成员们还牢牢记着《她从山边来》
和《我亲爱的克莱门苔》
的旋律一样吧。这些歌偷偷扎根，潜伏于心，然后在最意想不到的时机大放异彩。
我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啊，我这样想着，来到了街上。这时，奶奶说过的另一句话又蹦了出来：“喜不喜欢由不得我。”现在是九月，我还是个中年男人。二十世纪时日不多了，如果我继续朝着它的尾巴行进，在它结束之时，我将是五十五岁。是已然衰老，还是年轻依旧，取决于自己对于时间和年龄的看法和态度。“我们会活很久，很久，”有着红头发卡隆家血脉的爷爷说过这么一番话，“前提是要有这个机会，也要有这个意愿。”我在九月的阳光下舒展肩膀，像是给一档还未上映的节目中“来自二十世纪的男人”一角试镜。“啊，啊，红头发男孩，”大哥的声音挥之不去，“你终于来了。我们俩一起走过很长的路，都还没红过脸呢。”那个声音停顿了片刻又响起，“我总是想象红头发卡隆去世前那几天。他会长啥样呢？”
“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别人和我说过的那些话。”
“啊，”那个声音又响起来，“留下来陪我吧，留下来陪我吧。你还是那个红头发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