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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红头发男孩，我打记事起就被人这样叫着。我以前把它当做自己的名字，别人叫我“亚历山大”我都不应。亚历山大是我出生证上的名字。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坐在双胞胎妹妹的后面，穿着新衣服，干净但却汗津津的手中握着新买的蜡笔。点名的时候叫到我的大名，我却没有任何反应。
“叫你呢。”一个堂哥隔着过道捅捅我。
“叫谁？”我问他。
“叫你啊，在叫你的名字。”他说。
为了控制事态，他干脆举起手指着我，直接对老师说：“是他，红头发男孩，亚历山大。”
看见我对自己的名字没反应，大家都笑了起来。老师很不好意思，因为她不是当地人，那句盖尔话她压根儿听不懂。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再因为说盖尔语而挨打了。“打你是为了你好，”过去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这样你才能学好英语，成为合格的加拿大公民。”老师没有打堂哥，她只是问我：“你名字是叫亚历山大吗？”
“是的。”我稍稍镇定下来。
“以后再点到你的名字，你要答应哦。”她说。
“好的。”我对自己说，心中暗暗把这个异国的词语用力刻在脑中。
第一次课间休息时，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向我走来，其中一个问：“你就是红头发男孩？”
“是的，”我习惯性的第一反应是答应，但记起刚刚的教训，又说，“不，不是，亚历山大，我叫亚历山大。”
可是我的回答已经不重要了，他马上像唱歌一样说道：“红头发卡隆家的头发是红色的，红色的头发烧掉了他们的床。”
受到侮辱的我感觉到下唇在颤动，我好担心自己哭出来。
“放过他吧，”那帮人中的另外一个大男孩发话了，“你自己都有红头发卡隆的血统。”说完他揉揉我的头发，带着那帮人走开了。我跑去找妹妹，她就在不远处等我，我们去山坡上玩，他们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去那里玩最好。
我之前也提到过，在如今的多伦多，这位常在回忆和谈话中出现的红头发卡隆是我的曾曾曾祖父。他一七七九年从苏格兰的莫伊达特来到新世界。有时候我们好像十分了解他，有时又好像一无所知。人们常说“世事无绝对”，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事实和幻想有时会随着我们的观念和兴趣相互转换。
这些事情应该是真的：他在莫伊达特与安妮·麦克弗森结婚，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孩子还小的时候，安妮·麦克弗森生了重病，最后死于“高烧不退”，留下他一人带着几个没妈的孩子，我的爷爷奶奶喊他们“小累赘”。不久，他的妻妹凯瑟琳·麦克弗森来为他打理家务，照顾小孩子们，最后嫁给了他。他们又生了六个孩子，又是三男三女。只要懂点儿苏格兰历史，尤其是一七七九年前后的高地史和西部群岛史，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
他们早已有亲戚朋友在北美扎根。不少人在北卡罗来纳的开普菲尔河区域生活，大多是男人，当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斗。一些年纪较大的人站在革命者一边，想通过斗争创造新世界，过上新生活。另一些人则站在英国人一边，仍旧坚定地效忠于大英帝国。夜晚他们坐在山间的草地上，相互吟唱盖尔语的歌谣，而明日这里便是战场。他们对溪谷那边的亲朋们唱起这些歌：“请过来加入我们”，“你们站错队了”，“不要犯傻”，“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一七七九年，红头发卡隆五十五岁，倒回一七四五年，当人们高唱“起来，追随查理王子”
的口号时，他才二十一岁。同样，也有亲戚朋友以说教或是歌声的形式相劝：“不要犯傻”，“你站错了边”，“你的忠诚给错了人”，“再考虑一下吧”。压力既来自上方，又来自四面八方。
他和妻子以及一家人显然是讨论过离开的事，然后静静地计划，再与移民机构联系。他开着船，在海岸线上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海湾接上家人和另外几家人之后，与移民机构接上了头。他们的目的地是新斯科舍，那“绿树葱葱的土地”。不过红头发卡隆的目的地是布雷顿角岛，他收到一封用盖尔语写的信，说他去了就能分到土地。
他们八月一日出发，顺风的话，六周便能到达。但在出发前几周，凯瑟琳·麦克弗森却病倒了，他们一筹莫展，最终还是决定出发，卖了牲口，扔下了屋前屋后宝贵的木头桩子，这在当时当地可真不容易。离开一个树少得可怜的地方，去一个树多得数不过来的地方，未免有点讽刺。他们在海岸边等待，等待红头发卡隆和他病弱却满怀希望的妻子，以及他的十二个孩子。他的大女儿已经嫁给了一个叫安格斯·肯尼迪的男人，他来自坎纳岛，他们也在等待。透过想象的迷雾，后人看见他们拖曳着脚步观察地平线，亲朋好友的影子忽隐忽现——“你这是在做傻事”，“你要当傻瓜吗”，“未来会怎样还不知道呢”。
他们就在那儿等着，红头发卡隆拿着小提琴，也许还把脚架在间隔精细的木头航海箱上。他们全都带着干粮，鞋子里还偷偷塞着钱。他并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拿破仑那时还是个十岁男孩，尚未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即便如此，后来有那么多血亲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和之间死去，他也不感到惊讶，他们口中仍然喊着盖尔语的口号，站在英国人一边去打抵抗的法国人。距离詹姆斯·沃尔夫少将
去世已经二十年了，他和苏格兰高地的人们在亚伯拉罕平原
上死去——就是他十四年前想消灭的那帮高地人。但红头发卡隆一七四五年的记忆里也许并没有这个人。
在一七七九年的八月，红头发卡隆应该不会想到沃尔夫少将。他离开莫伊达特时，脑中一定充斥着更加现实的担忧。他是麦克唐纳家族
又一个离开莫伊达特的，不过这一次倒不是为了“起来，追随查理王子”，尽管那画面和音乐有可能还一直在他脑中回荡。
他们在岸边等待时，那条为他们工作多年、被留下给邻居照看的母狗似乎觉察到不对劲，突然疯了一样乱跑，在沙子里打滚，狂躁地哀嚎。当人们涉水走上小船，准备划去大船时，狗儿也紧跟在后面游，脑袋在水面划出一个“V”字。它用焦虑的眼神看着离开的那家人，那是它心中的家人。当人们摇着桨，向抛锚的大船划去，狗儿还在水里游，好像根本没听到人们用盖尔语喊出的那些威胁或是劝它回去的话。狗儿游得离陆地越来越远，红头发卡隆终于忍不住了，他不再威胁咒骂，而是一声声为它鼓劲，等狗儿一够着船舷，便把它湿透的冻得发抖的身躯捞上了船。狗儿拖着湿透的身子靠在他胸前，兴奋地舔他的脸，他用盖尔语对它说：“小狗儿，你跟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不会抛弃你了，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不知道为啥，关于那条狗的那一段往事总是往我脑袋里蹿。”我记得爷爷这么说过。
不过那段旅途真是糟透了。船舱的房间狭窄拥挤，用途显然是运输。或是运送高地军队去新世界打仗，或是定期从非洲运送奴隶去同一个新世界。狭窄拥挤的房间只是醉心于暴利的产物。
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可以爬上甲板走动走动，或是洗洗漱漱。但那一年的八月暴风骤雨交加，他们不能走出船舱，只得待在甲板下面又臭又挤的小房间里。三周后，凯瑟琳·麦克弗森去世了。致命的原因又是“发烧”，拥挤的房间、生虫的燕麦、供应不足且带着咸味的水则成了帮凶。她的尸体被装进帆布袋扔下了海，再也见不到满载她许多希望的新世界。她死后一周，安格斯·肯尼迪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女孩取名叫凯瑟琳，后来大家根据她出生时的情境，管她叫“大海的凯瑟琳”。
我说过，这些有关他们的故事似乎是真实的，然而想象的成分也一并存在我脑中。那些盖尔人的歌谣也是一样，我并没有刻意去铭记，也不想记住，但它们就在我脑中，即使我的岁数并不大，它们却似乎存在已久。我还记得，一个早春下午，爷爷和我在木堆里制作柴火，他砍开木柴，我再抱去风干。爷爷给我讲了红头发卡隆的故事。那时我好像才十一岁，雁群正掠过冰层未化的河面和湖面，往北飞去。虽然时候尚早，飞回北方显得不那么明智，但雁们仍然忠实地履行它们既定的路线，朝着既定的目的地飞去。
“他们抵达皮克图
的海岸后，红头发卡隆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哭了整整两天，我猜他们那时都陪在他身边，包括那条狗，大家都手足无措。”爷爷说。
“哭？”我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的我受到电影影响，认为人们见到船接近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应该纷纷鼓掌庆祝。他们会相互拥抱，跳舞，为踏上新世界的土地而欢欣鼓舞。再说了，一个五十五岁的大男人哭泣的场面让我有些接受不了。“哭？”我问，“究竟为什么要哭呢？”
我还记得那一刻爷爷抓起斧头劈向木柴的样子，他使出一股猛劲，令斧头深深嵌入木柴之中拔不出来。他看着我，眼中冒出突如其来的愤怒，让我以为他会抓住我的外套前襟，用力摇晃我的身体。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不相信我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但这眼神一闪而逝。我感觉他像个站在黑板前画出图形，讲解原理，又举例说明的老师，当他发问时却发现没有人听懂，内心冒出一种饱含愤怒的恐惧，感觉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又或者，这只是成年人和小孩说话时常犯的错误，把小孩当成和自己拥有同样阅历和知识的成年人，向他们解释生活的真相，却不知小孩子对这种话题根本提不起劲儿，比起这个，他们更愿意去吃曲奇饼呢。
“他啊，”爷爷恢复了平静，想了一会儿，又说，“他是为过去哭泣。他背井离乡，失去了妻子，还要说别国的语言。他走的时候是丈夫，到达后却变成了鳏夫和爷爷，他还要为身边聚集的这一大帮人负责。他啊，”爷爷抬头看看蓝天，“他就像组成‘V’字形的雁群中飞在最前面的头雁，但那时他动摇了，失去了勇气。”
“不过呢，”爷爷又说，“他们在那里又等了两周，想找条轻舟载他们去布雷顿角。那时，我猜想，他终于好了起来，也下定了决心，如老话所说的那样，他坚持了下来。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什么是轻舟？”我的好奇心战胜了对于无知的害羞。
这个问题总算没惹恼他，他笑了，开始从劈开的木柴中拔出斧头。
“其实我也没见过，”他回答我，“他们经常说到这个词，‘轻舟’，应该是一种没篷的小船。可以划桨，也可以扬帆。有点像那种平底的渔船。我想这应该是个法语词。”
正当我收集他斧下劈出的柴火时，又一队排成“V”字的大雁往北飞去。这一次飞得没那么高，似乎能听见它们强有力的翅膀展开时发出巨大且有规律的“嗖嗖”声。
想象中，我仿佛见到那一小队人坐在一艘或几艘轻舟上，划桨或是扬帆，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沿着布雷顿角的海岸望去的景色，在日后将变成民谣《我看见你》的主题。他们也许也不知道，他们登陆之后，将“永远”留在那片土地上。船上的人在之后的岁月中再也没有回到故土。你会见到他们带着一条“被救起”的狗，也许它就坐在船头，用聪慧的黑眼睛望着郁郁葱葱的海岸线，由着风儿抚平它脑袋上的毛发。当船停靠在碎石遍布的海滩，用盖尔语写信来的兄弟们和在“绿树成荫的土地”上生活的密克马克族
人帮助他们登上陆地，并帮助他们度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冬天。
当时，由于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和殖民疑虑，布雷顿角并不接纳官方移民，但在一七八四年，布雷顿角通过立法成为英国的一个省之后，那些已是“住民”并已在此工作多年的人于是纷纷申请正式身份。红头发卡隆也长途跋涉去了趟悉尼
，拿回一张“证明”，划分了他在“布雷顿角殖民地”拥有的土地。那年他已逾六十。三十六年后，也就是一八二〇年，布雷顿角重新归属于新斯科舍省，又要去拿新省发放的证明。不过那时候当地已经设立了行政机构，不用再跑那么远了。等到几省合并之时，他已是九十六岁高龄，在新世界生活了四十一年。之后他又活了十四年，如此一来，他的一生达到一种奇异的平衡。他活了一百一十岁，五十五年生活在苏格兰，五十五年生活在“海的那边”。在第二个五十五年，他有五年是个劲头十足的非法居留者，有三十六年是“布雷顿角住民”，有十四年是新斯科舍省居民。他去世的那年是一八三四年，距加拿大联邦成立正好三十三年。
他在新的居住地没有再婚。这也许是他的墓地看上去加倍孤独的原因。他葬在直指大海的海角最顶端，成天有各种变化莫测的风刮过。他的子孙大多葬在早期的“官方”墓地，躺在妻子或是丈夫的身边，有的葬在更大的墓地里，被子子孙孙围绕着。生前是一家人，死后还是一家人。然而，只有红头发卡隆孤独一人葬在他梦想的地方，墓碑是块刻着字的大圆石，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卒日期，还有一行简单的盖尔语：愿他的灵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