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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双胞胎妹妹都由爷爷奶奶养大，他们俩都是红头发卡隆家族的人，也就是说，他俩其实是同族兄妹。我外公也是，虽然我们并不怎么了解他，也没和他待过太长时间，可正是这种陌生感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他被称作“意外诞生的孩子”，即私生子。他的父亲是红头发卡隆家的人，那个男人后来去了缅因州班戈附近的林场工作，就再也没有回来。外公的父母本打算在次年春天结婚，未婚夫会带一笔钱回来，好好过他们的小日子，所以未婚妻在秋天便以身相许，好比年轻的女孩将自己许给即将走向战场的年轻士兵，盼着他们早日回来，但心里还是害怕又没底的。她应该是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怀上的外公，因为他出生于八月三日。到现在，这个故事都能让人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女孩在寒冬腊月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孩子的爸爸却回不来了。那个男人丧生在原木滑道上，被一堆木材压在下面，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而那颗种子将带来一系列生命，包括我。

外公的父亲应是在一月丧生的，但过了很久消息才传到，也许是因为相隔太远，当时又是冬天，没有电话，邮递服务也时有时无，而且与他有关的人大多只会说盖尔语。于是，在那个冬日，他被安葬在缅因州的树林中。到了春天，一个表亲带回他的一双靴子和一捆属于他的物品。他没干多久，钱也没挣着多少，为婚礼存的钱最后都在葬礼上花掉了。我说过，人们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同情，为他，也为她，那个女孩，她在隆冬苦苦等候，盼着他回来，为她抹去未婚先孕的耻辱，却不知对方已不在人世；生产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她挣扎在贫穷、绝望、耻辱之中，不知心中对即将出生的没爹的孩子怀着如何的期许。

也许是因为出生时的这种境况，我的外公后来成为一个细致得不能再细致的人。他是个很棒的木匠，这门手艺对于精准的要求令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木工这行当，如果花上足够多的时间去计量，就能完美呈现出想要的结果。他直到中年才结婚，那时他早已在城里设计建造了自己的房子，一栋紧凑完美的房子。婚后，他有了一个完美的孩子，那就是我妈妈。他的妻子因为难产而离世，他一个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梳理他整洁的红色八字胡。屋子一尘不染，屋里任何东西的位置随时都在他掌握之中。屋后收藏工具的小房子也是一样，每件工具都闪闪发光。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可以去找他提这样的要求：“你有刚好11/8英寸长的螺钉吗？”他马上会找到那个正确的小瓶子，没错，你要的螺钉就在里面。

睡前，外公会准备好第二天早上要用的盘盘碟碟，非常精确地把盘子底朝下，杯子倒置在杯托上，杯把永远对着同一个方向，刀叉和调羹也都各自放在适当的位置，好像置身于豪华酒店。

外公的鞋子总是擦得闪亮，在整洁的床下摆成一排，鞋尖朝外，闪闪发光。他的茶壶总是放在光亮剔透的炉子上的同一个位置。“他这样爱干净真叫我紧张。”我爷爷说。他虽然很喜欢我外公，却是和外公截然不同的人。

外公起床和睡前都会喝点威士忌，与很多同龄人相比，他喝得并不多。尽管他有时也会被人引诱进酒馆，但绝不在里面长待，也不喜欢那儿。我爷爷抱怨说：“他总是起身拿布擦桌子，像这样，离桌子远远坐着。”爷爷一边说，一边模仿那种坐姿，看似离得很近，实际却很远，“因为他怕别人把啤酒洒在他的裤子上，也受不了卫生间的地板上有尿迹。”

外公既不喜欢听下流歌曲，也不喜欢讲黄色故事，不管是英语还是盖尔语都一样。一提到性他就脸红。我猜这是他苦痛的过去所带来的一种心理缺失。男人骗女孩上床后跑掉的故事对他来说毫无趣味可言。

当我和妹妹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去看望外公更多是出于责任，而非出于爱，因为他不喜欢沾满泥土的靴子踩在他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也不喜欢我们把他的斧子到处乱放，或者是把他的锯子扔在外面淋雨生锈。他不在家时，我们在门上留下潦草的字条，他会用木工铅笔把所有的错别字圈出来，等我们下次过去，他便要求我们把错别字正确地拼写出来，因为他要求一切都“准确无误”。

外公对家庭作业的要求很严格，但严格之中又带点自己的幽默。我记得有个晚上，我和他待在一起。我在努力背诵几个历史时期：“联邦政府，一八六七年成立。”正大声念着，外公突然眨眨眼睛说：“想来我一八七七年出生，只比加拿大年轻十岁，所以我也不算太老。”听到他这么说，我第一反应是吃惊，因为他确实挺老的，加拿大也不年轻了。好在我那时还分不清年轻和年老的界限。

尽管外公比爷爷奶奶年纪更大，性格也和他们不同，但他们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我想不仅是因为他的独女嫁给了他们的儿子，成为共同分担苦难的一家人，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他们的表亲，是红头发卡隆家族的一分子。尽管他们谁都不记得那个在上个世纪孕育了他的年轻男人，那个死在冬日缅因州白雪皑皑的原木滑道上的男人。

奶奶说：“他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他总是忠于他的血脉，是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指的是爷爷奶奶从乡下进城的事。他们婚后早年住在红头发卡隆家族的土地上，和父母一同住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但房子并没有建完。他们一直缺钱，未来也不清晰，他们甚至考虑搬去旧金山，因为奶奶的姐姐嫁给爷爷的哥哥后搬去了那儿，而且似乎过得挺不错。但最后还是没去成，其实是他们自己不怎么想去，但总说是“老人家不让去”。这个想法一直像梦想一样存在着，尤其是爷爷，他喝酒时总是一边端着酒杯，一边摇摇晃晃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呀，本来可以去旧金山生活的。”

过了几年，他们有了孩子，一家人在那个时代过着飘摇不定的“小日子”。奶奶在溪边的石头上拍洗衣服，浇灌贫瘠土地上生长的宝贝植物；爷爷在夏天会去埋葬红头发卡隆的海角钓鱼，冬天则养些动物，偶尔去树林里干些活。

当几英里开外的镇上开始建造新医院的时候，外公过去做木工活，逐渐拿到了工地上的一些小合同。当医院像一座病人的纪念碑一样从平地上竖起之后，谁都不如外公了解这栋建筑。他意识到医院竣工后需要有人维护，便决定培养爷爷来干这份工。奶奶说：“他会在晚上过来，带着干净精确的图纸，我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让他把图纸铺在桌上，然后点上煤油灯，一起在灯下研究图纸。他向我们指明所有的管道和电缆如何连接，展示所有新式的开关和门闩如何使用，像老师一样发问，提出各种问题让我们来解决。有时候他用盖尔语解释，偶尔还会喝杯威士忌，再拉一曲小提琴。他拉小提琴倒有些奇怪，你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拉小提琴。然后他就走了，从不过夜。我曾经以为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室内卫生间，而他又那么爱干净。我曾听人说他‘过分讲究’。不过，就这样，我了解了医院内部的所有建筑原理。”

就这样，当政府发现新医院需要人维护时，爷爷已如他所说的那样“胸有成竹”。那时候，由于爷爷不同的政治立场，气氛有些紧张，但他在面试时的惊艳表现压倒了所有反对的声音，获得了这份工作。“现在我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他一边说，一边轻拍着新工作服里的新烟管，“去他妈的旧金山。”

这就是爷爷奶奶所说的“机会”，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的机会。其实住在乡下和住在城里相比距离并不远，心理上更是没有区别。他们住在城镇的外围，有一个将近两英亩的院子，把乡下的鸡啊猪啊都带来了，如影随形的狗儿也带来了，有段时间还养了头奶牛。亲戚们也经常过来串门。由于镇子就在海边，海岸线相互交错，他们可以一路看到海岸，还可以远眺老家的一小片土地。在晴朗的夜晚，路灯像地上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远处黑色的夜幕弯弯曲曲，蜿蜒延伸至海面。

爷爷和奶奶都是异常开朗的人，他们十分感激这个“机会”，从未想过更加长远的事。外公却更加深思熟虑，他这样评价爷爷：“他其实很聪明，要是想得再远一些就好了。”

然而，也正是外公为爷爷策划安排了这份工作，并像专业的师傅一样引导他，一边调整工作，一边教导学生，计划着并希望二者可以相互契合。

爷爷对于自己的工作是这样看的：“我只掌握了 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管理这家医院，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刚结婚那阵就能看出来，爷爷是个顾家的人，赚的钱全都交给奶奶，只留下一些零钱买烟和啤酒。奶奶则包揽了赚钱以外的大小事情，这可不是件容易事。要知道，他们在结婚前十二年中生了九个孩子。在“那个机会”出现之前，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奶奶经常觉得手头紧，“机会”出现以后，她跟丈夫一样，感觉“生活终于稳定了”。对比之前的窘迫，现在她觉得生活算得上优越“富足”，已经超出了之前的一切预期。但她仍然勤俭能干，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她在补丁上再打补丁，几乎从不扔东西。她虔诚地相信着老话，比如“勤俭节约，衣食无忧”，以及“要照顾好同一条血脉的人”。

她经常这样形容爷爷：“他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十五年了。”然后她会极其认真地警告说：“有些人啊，在人前扮得亲切可爱，回到自己家里，却对一起生活的人吝啬刻薄。除了那些不得不与之共处一室的人，没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但是我老公从来不会这样。”说到这里，她开始容光焕发。“他总是很开心，很快乐，比有些人想象的更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