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局中开辟新路

光绪二十年（1894）春天，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考试，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新的机遇。在这次“恩科”取士中，一位年届不惑的考生拔得头筹，成为状元，他就是来自江苏南通的张謇。

张謇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亲也识字不多。越是这样的家庭，对孩子读书做官、出人头地的期望越高。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也很聪明，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他16岁就考中秀才，但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虽然没有像洪秀全那样气得铤而走险，也曾一怒之下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已经心灰意冷的张謇在43岁时竟然意外地考中了状元。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张謇的生命轨迹。已身为翰林院编修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堂堂清帝国竟然敌不过东洋小国的进攻。他不畏权势，满腔义愤地上奏光绪帝，弹劾延误战机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国难当头，又添家忧。这年秋天，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只好离开京城，回乡守孝。次年春天，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悲愤至极，也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张謇深感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于是，他喊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并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

张謇始终把救国当成他从商的终极目标，将实业视作救国的手段，创办了著名的大生纱厂，将富民、强国当成克服内心矛盾的动力，获得了道德和理性的力量。

对南通社会的了解，以及长期的游幕生涯中积累起来的丰厚的社会资本，为张謇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他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把本地的三位商人及上海的三位商人集聚在一起，实现了权力、知识与资本的融合。张謇出任大生纱厂总理（即当时企业的总负责人和经营者），其他几位商人则成了大生纱厂历史上最早的“通沪六董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生纱厂在一片嘲笑声中开工生产，纺出了第一缕棉纱。从此，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淹没了琅琅读书声。看到洁白的棉纱从机器中绵延吐出，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创办纱厂的五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东奔西走，集资筹款，听尽了人们的不解之声和冷嘲热讽，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

大生纱厂一路高歌猛进，不断扩张。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已经拥有了4个纺织厂，资产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他又投资经营冶铁、榨油、盐业、铅笔、轮船、渔业、出版印刷等业务，资本额达2400万两白银，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努力兴办新式学堂，先后创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农业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狼山盲哑学校等。

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张謇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在南通建立了体育场、博物馆、公园、图书馆、剧场等近代文化场馆。

1920年前后，张謇进入了事业的鼎盛期，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新、新都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

张謇生在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当时的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生活在这个时代，张謇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非常想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官僚，安心地吃俸禄。他想给自己的人生开拓新的境界，挑战自己的潜能。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件事——他这个清末状元，不仅是传统社会的佼佼者，还是新式社会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