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雄辩

孟子是一位圣人，也是一位雄辩家、语言大师。他的弟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当时正值战国时期，国君们一心想学富国强兵的“霸道”，没人愿意行“仁政”，要对这些崇尚“霸道”的君王讲“王道”，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孟子只好不厌其烦地诱导，时间长了，口才也就练出来了。

有一天，孟子问齐王：“听说大王喜爱音乐，有这回事吗？”齐王变了脸色，称自己喜好的不是先王的音乐，而是世俗之乐。齐王为什么变脸色呢？他是为自己不喜欢先王之乐（高雅音乐）而爱好世俗之乐（流行音乐）而羞愧。儒家向来是崇尚先王之乐而反对世俗之乐的，齐王喜好世俗之乐，无异于把自己与孟子的立场对立起来了。可见说话的气氛很紧张。

然而，孟子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观点。孟子将“好乐”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将“今之乐”等同于“古之乐”，让齐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迎合了齐王的心理，营造了谈话的氛围。所以齐王忍不住问：“可得闻与？”然而孟子接下来并没有谈“今之乐”与“古之乐”的异同在哪里，而是巧妙地转换话题，再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诱使齐王进入了自己的谈话节奏，从而将谈话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自然而然地把话题引到对“仁政”的论述上。

孟子还极善于运用归谬法，把看似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一步步地让对方发现自己的荒谬。下面举两个例子：

其一，率兽食人。

孟子问梁惠王：“杀人用木棒和刀，有区别吗？”

梁惠王答：“没有区别。”

孟子接着问：“那么用刀跟用政事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转不过弯，只好回答：“也没有区别。”

孟子说：“那么您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老百姓却面带饥色，田野里到处是饿死人的尸体，这是带着禽兽吃人（率兽食人）啊。禽兽自相残杀尚且让人看不下去，您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却率领禽兽吃人，您是怎么当老百姓的父母的呢？”

这下子，梁惠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其二，四境不治的责任。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的百姓里，有人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自己去楚国办事。等他回来的时候，却看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在挨饿受冻，您说这样的朋友能要吗？”

齐宣王很气愤地说：“这样的朋友要他干什么？跟他绝交！”

孟子接着问：“那么如果您的官吏不能尽到他的职责，怎么办？”

齐宣王干脆地说：“撤掉他！”

孟子最后发问了：“那么如果国家没有治理好，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听完，只好左右张望，岔开话题谈别的了。

孟子善辩，但他不是为了逞技。他的雄辩，是为了传播内心的道。读《论语》，我们像在听一位宽厚长者谆谆的教导，感受到的是温柔敦厚；读《孟子》，我们像是见到了一位心忧天下、胸怀黎民的义士直斥统治者的错误，为百姓疾苦而大声疾呼。到了后世，当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当歌功颂德成为主流，当科举制度成为笼络天下士人的手段时，就再难见到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再难听到这种为民疾呼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