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人可以带出一群好人

北宋范仲淹为官清廉，胸怀坦荡，是士大夫的典范。在范仲淹的严格管教下，范家始终保持着优良的门风。他的儿子范纯仁受父亲影响，也有扶危济困的古道热肠。

范仲淹在睢阳做官时，曾让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麦船返回时，范纯仁在丹阳暂停，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始终未敢提起此事。

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元振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心里顿时一阵轻松，回答道：“我已经送给他了。”

范纯仁在仁宗年间中进士，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处处以“俭朴”和“忠恕”教育子弟，也这样劝导其他亲友。有一次，有个亲友来请教如何处世，范纯仁告诫道：“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意思是说，只有俭朴才能保持廉洁之风，只有宽厚才能成就好的德行。

可以说，范家就像一个磁场，使周围的人见贤思齐，纷纷效仿。范家把美德撒向四方，真的是一个好人能带出一群好人啊。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端正自身态度，谨慎处事，以身示范，才能成为大家效仿的对象，进而对周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隋唐之际的裴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一生历事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在每一朝都做得如鱼得水。

他看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顺着炀帝的心意，做了很多劳民伤财的事。有一年，隋炀帝要到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七国的酋长，佩珠戴玉，服锦衣绣，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旁；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浓妆艳抹，尽情围观，队伍绵延十余里，可谓盛况空前。隋炀帝非常高兴，提拔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于是裴矩越发别出心裁，劝隋炀帝将天下奇技都集中到东都洛阳，令西域各国酋长、使节尽情观看，以夸示国威。他还建议隋炀帝在洛阳街头大设篷帐，盛陈酒食，让西域臣民随意吃喝，醉饱而散，分文不取。这些面子工程，不知花了国家多少银钱。

而那场劳民伤财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也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隋炀帝屡战屡败，致使国弊民穷，怨声四起，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唐太宗时，裴矩被任命为民部尚书。此时的裴矩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诤臣，多次犯颜直谏，深得唐太宗的赞赏。当时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禁绝却又苦于没有证据。有一次，唐太宗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仁义。”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臣僚说道：“裴矩能当众发表意见，而不是曲意事上。如果大家在每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司马光在论及裴矩的变化时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诤。”历史上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国君的品行道德方面有问题，他们也就跟着误入歧途了。就像裴矩，当遇上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时，他就兴师动众，推波助澜；当遇上圣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时，他就能直言进谏，不畏权势。

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都有向善的潜力。如能引导别人向善，则为大善；如果纵容别人的恶念，毁坏别人的心性，使人离良知越来越远，则为大恶。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风气抱持一份责任心，让自己成为“善”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