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法与视角

中国农业起源不仅仅是中国考古学家的问题，周边国家与西方的学者也持续关注，中国考古学家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也就无法忽视他们的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农业起源也是全球农业起源过程的一个部分，所以依托世界各地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中国农业起源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拜赐于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和互联网的便利，如今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大部分研究进展，资料之完备是前人难以想象的；同时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不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研究上；思想藩篱的打破，也让我们不必再在有限的思想领域里徘徊，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中国农业起源问题，应该是开放的，同时也是多元的，希望能够把西方考古学与中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结合起来。

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怎么研究呢？前文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的初步构成，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需要研究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的机理，也就是理论研究，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理论研究是每一学科的关键内容，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所忽视的。如同枪炮制造，中国传统工匠强调个人经验与体会，而没有着力弄清楚弹道原理、材料物理，结果技术停滞不前。当代中国考古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十分薄弱，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理论被视为虚浮，不如材料的获取与研究扎实；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又不能围绕关键的考古学问题展开，对理论本身也有所误解，还需要深入人类行为、文化与社会中，甚至要讨论考古学研究本身的认识论基础，而不应该局限于考古材料特征领域 。

研究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是困难的，考古学家不可能直接观察到当时人们的生活，当代考古学家往往要借助民族学材料的帮助，利用民族学中狩猎采集者的资料探索狩猎采集者的文化机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研究。模拟是有效的途径。我们可以根据环境变量假定一些狩猎采集者，然后根据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的机理预测，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哪些地区将首先遇到生计的挑战。最后把预测结果与考古材料分析进行比照，看看有着怎样的启示。

考古材料的分析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我所做工作与前人有所差别也许是把新旧石器时代考古联系起来看，因为我的学术背景首先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农业的源头是要去旧石器时代寻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新旧石器时代考古结合起来的原因。又由于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完全依赖自然生长之物为生，而不是种植，所以自然环境的背景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考古材料分析中也就应该包含着文化材料（artifact）与环境材料（ecofact）两个部分，并且阐释其中的联系。

对文化与环境关系的强调构成了本书的主要视角：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人类生态学的两个分支之一，另一支是人类生物生态学，人类以文化和体质与生存环境相关联。文化生态学研究人们所采取的适应环境的文化手段 ^[1] ，有时我们把文化手段称为“适应策略”（adaptive strategy），它代表人面对环境条件的生计方式的选择，它不完全是被动的，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而且受制于文化系统本身，从工具技术到长期形成的结构，包括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强调的“惯习”（habitus） 、社会组织以及意识形态等。后过程考古学批评过程考古学忽视对人类能动性的研究，并不全然公允。

由于要探索农业的源头，所以我所讨论的主要是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兼及简单农业（如刀耕火种农业、园圃农业等）的文化生态学。不同文化适应策略，所牵涉的环境条件也是不同的，支撑的人口也不同，即文化改变，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会改变。反过来，环境的变迁也将影响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这种影响在旧石器时代要远大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工业时代。

以上是我对自身研究视角的归纳。视角代表研究者个人的研究策略，通常显示一项研究的长处，同时也表示它的局限——不能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此项研究谋求从以上方面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不表明从其他角度研究就不合理。对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单一角度是最糟糕的，因为这个问题牵涉整个史前文化系统，绝不仅仅是驯化动植物那么简单。单纯用技术进步、文化发展的必然等来解释，是对问题的逃避。研究中国农业起源问题如同解连环套，需要从不同层面、角度反复尝试，本项研究就是众多尝试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1] M. Q. Sutton and E. N. Anderso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logy . Altamira, Walnut Creek,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