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农业的出现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像直立行走、工具制造、语言或是工业革命一样，它的出现对后来的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说没有农业就没有城市，因为城市需要农业的生产剩余，这是直接的决定关系；还有间接作用，比如没有农业也就不可能有文字，因为只有农业提供生产剩余才能支撑一个脱离体力劳动的阶层存在。农业影响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生存、繁育，到居住模式、人口分布、亲属关系、社会组织乃至意识形态。所以说，农业不只是一项生计上的革命或技术上的发明，而是整个社会与文化的重组，并形成全新的文化系统，属于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其中，农业具有“序参量”的作用——它决定着文化系统的发展方向（序参量的概念参见“新的理论范式”一节）。这也就是为什么自19世纪以来，农业起源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三大核心问题之一。一百多年的研究积累了巨量的材料与经验，随着新的理论、方法以及材料的不断涌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深入。

考古学家对于农业起源的研究秉承着三大基本推理结构：类比、归纳与演绎 。类比主要从实验考古与民族志出发，经典研究如《农业史前史：实验与民族志的新方法》（ Prehistory of Agriculture: New Experiment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一书 ^[1] ，就农业起源问题提出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归纳强调考古材料的发现与分析，凭材料说话，是目前占主体的研究方法。演绎是从既有理论出发，通过推理回答农业起源的问题，在提出理论的时候，并不必然需要材料的支持。农业起源研究史上经典的理论如柴尔德的“绿洲理论”，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的“山麓起源理论”，宾福德的“边缘区起源理论”，贝尔费-科恩（A. Belfer-Cohen）的“人口危机理论”，弗兰纳里的“生态互动理论”，以及布莱恩·海登（Brain Hayden）的“宴飨理论”等都不是归纳考古材料的结果。上述理论在提出之际并没有考古材料充分支持，是缺乏事实的（fact-free）。但是，理论研究的好处在于可借鉴的知识资源丰富、创造性强，能够发挥考古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指导，以便宏观把握问题，从而揭示事物发展的原理与机制。正因为有这些理论，后来的环境考古、人口考古、文化生态研究以及社会分化研究才受到关注，使考古学家研究农业起源的角度变得更加丰富。本章立足于前人研究的基础，并结合理论、方法与材料上的新进展，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式解释农业起源问题。

[1] P. C. Anderson, Prehistory of Agriculture: New Experiment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