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特色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能够为中国特色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而较多地使用“现代”和“现代社会”。必须明确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是一个特定的术语，它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显然，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所以有人这样评价马克思：“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 还有学者这样说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都是关于现代性批判的传世之作。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蕴含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无不表现出他对‘现代性’的重视、剖析、批判和回应。”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都看到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些弊端是如何造成的？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吗？正是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绝不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绝不停留于观念的层次上，而是把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了。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带来的，而认为是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在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

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这种可恶的不归路。马克思用“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社会概念化了，用“资本”置换掉了“现代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说成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对于这样做的意义与实质，有学者总结说：“这不是简单的置换，而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观念的历史叙述’向‘现实的历史叙述’、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毫无疑问，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才能洞察现代性的内在本质。……对资本的总体性的考察是对现代性的总体性考察的当然前提，或者坦白地说，对资本总体性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现代性总体性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是资本批判。”

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现代性实质上只是资本本性的意识形态化，是资本逻辑在人们观念领域中的呈现。马克思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本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也就是认为资本本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这种矛盾性，现代性的这种‘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同现代的资本原则相关，是现代社会异化的现象学呈现，并不是我们能够保存或剔除的。如果资本还是历史的基本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现代性的矛盾将被保存着，它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 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就这样，马克思把导致现代性出现“坏”的方面的真正根源揭示出来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最大误解在于，认为马克思也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代性的原则界定为理性，或者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是理性与资本的混合，从而强调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是一种理性主义批判。这是用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解读马克思，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化了。马克思在早期，例如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确实曾经依据理性法和理性基础国家的理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性，当然“这种批判无疑是立足于启蒙理性”之上，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逻辑即理性。事实上，过不久，马克思对这种基于理性主义的批判持怀疑态度，马克思不断地加以思考：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利益决定了国家和法的理性，还是国家和法的理性决定了现实的物质利益？”有学者指出：“这是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问题，即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究竟有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现代性的逻辑在现代社会真的就是理性吗？马克思认为并不是。” 确实正如这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后来认识到了资本才是现代性的逻辑原则，一改原先把现代性的逻辑界定为理性的传统。理性原则与资本原则相比，只是后者的一种表面解释而已。“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取代理性成为现代性的逻辑。资本比理性更能够明晰地解释现代性问题，同时，资本比理性更能够明晰地解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 马克思把资本而不是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变成资本批判，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与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现代性批判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们强调的重点是现代性走向反面并不具有必然性，从而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性的代表作。该书论述了启蒙精神、现代性是如何使人获得解放而走向奴役人，从消除“神话”走向制造“神话”，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以前一些学者就是这样解读这一著作的，从而认为这一著作开创了对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强调这一著作也是一部悲观主义的作品。可只要仔细一读就会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描述了启蒙精神走向反面的历史过程，但并不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他们指出：“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在这方面，启蒙思想与相关的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比较起来并不逊色。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在这里一方面指出，启蒙在当今是与倒退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对这种倒退的环节展开反思，即与相关的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反思，如果不进行这种反思，就无法改变启蒙的命运。这说明他们认为，启蒙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要进行正确的反思。他们还说：“其中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实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与盲目统治的纠结之中解放出来。”

他们这里说的是，要使启蒙从“与盲目统治的纠结中解放出来”，必须让启蒙走向实证化，即面对现实。他们又说道：“只有在它摒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 他们在这里也讲得十分清楚，启蒙真正要实现自己的宗旨，做到“名副其实”，就应当“摒弃”“盲目统治原则”。再看一段他们的论述：“资产阶级用以攫取权力的工具，如能力的解放、普遍的自由、自决的权利，简言之，启蒙自身，一旦作为一种用于压迫的统治体系，就会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启蒙也并未向统治本身提供那些旧有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可靠手段。启蒙的反权威倾向，当然它只是一种地下形式，仍然在理性概念中与乌托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最后如敌视贵族那样敌视资产阶级，当然，这种资产阶级很快就会与贵族制结为同盟。启蒙的反权威趋势最终不得不转变成为它的对立面，转变成为反对理性立法的倾向。”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在这里明确指出，实际上启蒙中也存在着一种“反权威倾向”，这种倾向“只是以一种地下形式”存在着，而且“与乌托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倾向导致启蒙“如敌视贵族那样敌视资产阶级”，“转变成为反对理性立法的倾向”。

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但不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可救药。他说，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 。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 哈贝马斯认为，拯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由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的－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 ^[1] 。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为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们真正了解了现代性出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其实现形式的。而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正是从这里他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最负盛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性确定一个界限，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 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 高兹强调，不能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理性的危机，而是资本逻辑的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这种资本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话，那这是“经济理性”，现代性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由经济理性带来的。

高兹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断突破。危机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高兹认为，如果坚持当前的危机就是现代性的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的伤感之中，而不能赋予那些引起我们过去的信仰崩溃的变革新的含义和方向，从而也就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对现代化的观念，即那种把现代化视为是没有界限的、可以漫无边际地加以突破的旧观念。他说，“我希望证明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证明这些界限只有用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这种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 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定在现代化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能如现在那样什么都可以做。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对现代性批判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区别点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虽然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一样，都激烈地批判了现代性，但并不像后者那样全盘否定现代性的成果，而是强调对现代性持辩证的态度。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揭示现代性的种种弊端时，并不像后者那样简单地把这些弊端归结为理性，而是揭示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物质原因，即资本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并不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代性的批判。

其三，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现代性的弊端归结为理性，而是归结为资本，从而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认为现代性走向反面是现代性的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必然的、不可以改变的。

其四，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就不会如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那样得出结论——人们选择现代性就必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倘若不想承受这些痛苦与不幸，那只能放弃现代性回到前现代去——而是强调只要改变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根源，即正确地限制与驾驭资本，创建一种与资本现代性不一样的新的现代性，就能实现“鱼和熊掌兼得”，即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可避免承受现代性在展现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其五，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与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这些区别，就可以明白，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有学者这样说道：“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没有过时，它正激励着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正确认识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现代性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需要中国在现代化实践中注意和克服，尽力削减消极效应。……对于较晚才接触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正是避免我们重复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消极影响的指明灯。” 还有学者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与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批判指向：资本主义现代性，但两者还有着原则和立场的区别。后现代主义直面晚期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对现代性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批判，集中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困境，但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无根的，而且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道路。” “马克思哲学对以资本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体现着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可以说，当今全球化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断扩张并推动历史进程的预言，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问题中的天然‘在场’将不断地给我们以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关键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然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把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宗旨正在于此，而这样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强有力支撑。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理论自信。

[1] J．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Suhrkamp Verlag，1988，p．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