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践业已证明中国选择走这样一条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的自信心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支撑，更基于实践上的成功。现实生活是判定一条道路、一种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标准。中国这几十年的成功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能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中国人民是在与现代性“纠缠”的过程中开辟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的。

中国人民坚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只要把现代性放在辩证的视野中加以思考就可知道，现代性是可以选择的，中国就是要创建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现代性。中国实践的成功，是中国人民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创建新的现代性的成功。

中国人民在面对和处置现代性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坚持现代性的发展目标，决不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有实现现代性的梦想，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过程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过程相一致的。尽管这一过程是那么曲折，但先进的中国人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一梦想。当中国处于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梦想的历史时刻，就更不会放弃这一梦想。虽然中国人民看到了现代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如此大的消极影响，但中国人民还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现代性的进程中以发展自身。

第二，不是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而是全面地实现现代性。不仅仅是社会的某一领域实现现代性，而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现代性，社会在整体上贯穿现代性。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视为“一元现代性”，即只是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那么中国所要实现的是“多元现代性”，即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进步和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全面地赋予现代性以价值。在中国，“强起来”是“富起来”的升级版，与此相应，“全面现代性”也是“片面现代性”的升级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全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如何从“片面现代性”走向“全面现代性”。

第三，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正视在当代中国，现代性总是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这一客观事实。在深刻认识现代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上，知道自己是如何卷入现代性的复杂矛盾与关系之中，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处置这种复杂性，实现并超越现代性的政策措施。当认识到应当并致力于超越现代性时，千万不能忽视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前现代的东西，现代性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从而应当继续关注如何用现代性来消除前现代性。

第四，正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找出造成负面效应的真正根源，从而逐步消除这些负面效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突出某一目标而忽视其他目标，从而往往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不惜采取一些损害其他目标的手段。为了实现“富起来”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对利用资本可能带来的有损于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一点，暂时不加以过多考虑。现在在我们的目标系统中，“强起来”成了主要目标，那么对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但不能忽视，而应着重关注并加以切实克服，否则就无从谈及“强起来”。

第五，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还要超越现代性，通过超越现代性来使自己真正“强起来”。必须明确，不仅批判现代性是为了超越现代性，而且实现现代性也是为了超越现代性，把超越现代性作为自己最为根本和彻底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致力于“富起来”之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如何利用资本，那么在致力于“强起来”之时就应当较多地关注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中国的真正“强起来”必然不是完全建立在实现现代性、利用资本上，而是必然与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联系在一起。已经基本实现了“富起来”的当下中国，完全有条件超越现代性，进行新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规划。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道路。” 我们可以对他所说的“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说法表示异议，但不可否认他表述了一个事实：中国这些年来的成功离不开正确地对待本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中国道路与现代性的“纠缠”说到底是与资本的“纠缠”。中国道路正确面对现代性，说到底是正确面对资本。尽管现代性的许多弊端源自于资本逻辑，但中国人民并不因此而丢弃资本，因为中国人民明白，中国要实现现代性，离不开资本逻辑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道路面临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扩张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中国加入全球化，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接受了资本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逻辑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道路不能没有资本逻辑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

当中国人民利用资本逻辑这个强大的动力系统来发展生产力时，并没有忘记资本逻辑毕竟还会导致一系列消极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所作的选择是：充分展现资本逻辑“伟大的文明作用”或“非常革命”的方面，“而这又以遮蔽、压制资本逻辑的‘邪恶性’为前提”。 中国道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优势，致力于消除资本逻辑的种种消极作用。中国道路的复杂性、艰巨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体现在对资本逻辑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在利用与限制之间保持“张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上。中国人民在走向现代性的道路上，如想既要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把现代性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就必须正确地面对资本，即在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中国人民在正确面对资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哪怕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跨出了可贵的几步，也足以表明：中国开辟一条既要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把现代性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的现代性道路，是完全可行的。

毫无疑问，中国道路在推进的过程中，确实也受到了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冲击，当然，在一些方面也出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陷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常见的那种现代性的陷阱而难以自拔。正如张明指出的：“相反，中国道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在自身难能可贵的探索性实践中，具备了反拨西方现代性弊端与建构符合中国自身实际现代性方案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走向现代性道路的多元探索。” 至于中国具备什么条件使其有可能“反拨西方现代性弊端”，与此同时又“建构符合中国自身实际现代性方案”，张明所作出的以下两个方面的分析是正确的：

其一，“中国道路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探索的另类现代性属性，并且结合当下历史境遇恢复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主体性姿态” 。诚如张明指出的，中国是在殖民主义现代性侵略之下，被裹挟到现代性的大流之中的。这样一种现实形成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结构性的矛盾心态，即一方面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心理依赖和无意识选择，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性表示出强烈的警惕、焦虑和抵制。这种矛盾的心态曾经被汪晖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张明认为：“基于近代中国现代性生存境况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超越西方现代性一般逻辑的另类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基因。” “中国道路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与文化基因，即努力尝试突破西方现代性一般模式的另类探索。” 当然，中国道路并不是停留于对这种文化基因的继承，而是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这就一改被动的姿态，而是以自主性的姿态开启自身的现代性探索。

其二，“中国道路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弘扬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价值维度，从价值导向上具备了规避西方现代性弊病的可能性” 。张明强调指出，中国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石，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推进，这样，中国道路的推进者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所主导，从而就会对西方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及其弊病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和拒绝姿态。如前所述，西方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是资本逻辑，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均是与资本逻辑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道路的推进者对西方现代性一般逻辑及其弊病的警惕，就是对资本逻辑的警惕。总之，中国道路从属于现代性在中国展开与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谱系，中国道路有其丰富的历史溯源和广阔的理论背景，这就使这条道路的成功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张明总结说：“当下，以中国道路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性建构，既继承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也结合新时代条件作出了丰富与发展；既延续了另类现代性的文化历史基因，也在资本现代性全球化的夹缝中作出了这一新的理论突围。”

中国人民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根本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诉求，不断地开辟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在这一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强有力地表明自己对这一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