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文明成果。一些儒家保守主义者抱着“假如史学”“后悔史学”的态度，宣称要“告别革命”，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现代的革命可以避免，或者一味谴责中国革命的“野蛮”“暴力”，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他们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也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是某些人或某个政党主观偏好的结果，而是中华文明振衰起敝、革故鼎新、化“危”为“机”的内在需要，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的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中西汇通”“古今融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具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忘记中国是一个延续至今的“旧邦”，虽然这个旧邦有其“新命”，需要“新造”，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遗忘本来就无法开辟未来，只有“返本”才能“开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文化血脉，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中国革命打破了中国传统中那些不合时宜的封建禁锢，同时又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基因”，包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众生平等的民本观念、义利双行的治国之道、团结友善的生活态度，这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于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复兴和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但与儒家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从来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批判吸收后者，而不是用后者代替前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这段话实际上重申并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张，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新胜利，继承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中国历史、从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中断中华文明，而且延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会割断精神命脉。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落到实处。近年来，传承、复兴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

与这股热潮相应，国内那些以政治或文化“保守主义”自任的“大陆新儒家”群体，颇为引人注目。他们虽然对党和政府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国特色”表示肯定，但还不满足，认为党和政府做得还不够。在他们看来，自中国近代以来，在革命的旗号下，中国接受了太多国外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和苏联的东西，中国很多传统的好东西被抛弃了，因而走了一条用夏变夷的弯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来自西方和苏联，与以儒家为主干、儒道法佛互补的中华传统不合，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鸠占鹊巢”，是被西方和苏联牵着鼻子走，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失魂落魄”、自我贬低、自我作践的表现。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重提“夷夏之辨”，特别是要“卸掉马甲”，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全面回归“中华道统”，复兴儒学或儒教，实施“儒家宪政”，使中国“再儒化”。2012年，长期在中国活动并以儒家自诩的加拿大人贝淡宁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儒家宪政宣言》，引起了“大陆新儒家”的热烈响应；2015年，部分“大陆新儒家”在深圳发起成立了中华孔圣会，并于2016年推出了《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的新主张》一书。经过多年酝酿，政治化儒学终于粉墨登场了。

难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真的“革”错了吗？难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的是照抄照搬西方和苏联？难道中国社会主义破坏了中华文明？难道以“儒家为主”“儒道法佛”互补的道路真的可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前进方向？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能感情用事，而必须在古今中西的问题脉络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现实针对性，有客观、全面、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