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风光不再

那些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道路的人，一直强调，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主宰地位，但他们不仅对苏东剧变后相关国家走这条道路所导致的后果含糊其词，而且对世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外围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状况也躲躲闪闪。至于对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总体性危机，对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西方各国的状况，特别是对这些国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他们更是三缄其口。

事实上，非西方世界那些搞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常常交替出现“政治失灵”和“市场失灵”，鲜有成功的先例。西方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培育了一个西化的、仰视并依附于西方的上层精英阶层，可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之中，无法享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红利，撒哈拉以南很多非洲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东南亚、拉美、北非和中东的很多国家，如菲律宾、秘鲁、哥伦比亚、伊拉克、埃及、利比亚、阿富汗等，更是陷入了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社会崩溃的泥潭，其中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已被打上了“失败国家”的标签。西方把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向第三世界输出，不仅没有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变成动荡不安的“起火的世界”。即使那些被西方视为民主模范生和市场经济成功者的国家，情况也不容乐观，印度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证。

印度被西方世界吹捧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中国差不多，可后来印度走上了一条西方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今天，印度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除了计算机软件和电影产业外，印度的国民经济乏善可陈。很多去过印度的外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破旧的基础设施、城市中心刺目的大片贫民窟、城市污浊的空气、仍然极具影响力的种姓制度，以及公共权力部门低下的办事效率。2017年，印度和日本签订了建设国内首条高铁的协议，并计划于2022年建成通车。可是两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工程还没有完成征地任务的10％，何时开工遥遥无期。世界上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承认，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印度已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且目前还看不到追赶上中国的前景。

国内某些自由派公知为了贬低中国、抬高印度，吹捧印度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说什么“印度的乞丐脸上都洋溢着真挚的笑容”。可是对于印度的政治状况，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都看不下去了。他承认，印度的民主制难以解决印度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助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 他对印度低质量的民主充满了鄙夷和嘲讽，并意识到与中国相比，印度在很多方面是低效的。他指出：“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它的体系中充斥着腐败和庇护。印度2014年大选的获胜者中，34％面对悬而未决的犯罪起诉，包括杀人、绑架和性侵犯等严重指控。法治确实存在，但极其缓慢和无效，很多原告到死都没有看到自己案件有机会获得审理。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为人口提供公共物品上几近瘫痪，无论是现代的基础设施，还是像干净的饮用水、电和基础教育那样的服务。”

在比较了印度和中国的发展之后，很多印度学者看到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并对中国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断言：“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它并向它学习。”“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

一些人对日本在二战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成功津津乐道，把日本看作“西化”的模范生，对日本的发达与文明程度不吝赞美之词。但是必须看到，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与美国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需要密切相关，美国向日本提供了资本和技术，开放了市场，让日本搭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便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一环，并接纳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但是日本的所谓成功，其代价是接受美国替日本制定的宪法、允许美国在日本驻军并建立军事基地、承担美国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军事行动的部分经费、向美国市场提供廉价产品和服务，并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日本这种美国的“跟班”或“小弟”身份，使日本成为一个没有完全主权的、经常要看美国的眼色和脸色行事的国家，这是让很多日本人有苦难言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缓和，日本在美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美国政府马上对日本翻脸，以日本产业对美国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强制日本通过了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刺破了日本经济的泡沫，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的30年。80年代末，日本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曾达到美国的60％，可3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2010年，中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过日本；2018年，中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日本的三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更是陷入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负债的“日本病”怪圈，工薪族成了工作负担加重但工资增长缓慢的“穷忙族”。更有学者哀叹，日本从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进一步退化成胸无大志、停滞衰败的“低欲望社会”，“日本成了人人皆贫的国家” 。日本经济学家井手英策坦言：“31．2％的日本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税后年收入约1．83万美元。”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事故，暴露出了日本政府救灾体系混乱、运作效率低下的短板。在地震8年后的今天，灾民的家园重建工作尚未完成，还有20％的灾民生活在临时性的房屋中。这与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快速高效应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现在很多日本人，面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

综观日本二战后至今的发展道路，人们可以发现，日本一心要挤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俱乐部，但西方对日本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正如阿瑞基（一译阿里吉）所说的那样：“日本只是西方的一名‘名誉成员’。但是，这种名誉成员资格，总是以在‘真正的’西方国家追求权力的事业中充当次要角色为条件的。”“总的说来，西方人一直要求日本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成功到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地步。” 日本在完全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实质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被捆住了手脚，形成了对美国霸权的依附状态。这是日本在西方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总是发生“共震”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日本由此造成的政治、社会和文明代价，更是无法估量的。与日本相比，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较大的战略空间，具有更多灵活性和回旋余地，成功避免了多场危机。

20世纪末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失灵，危机深重。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起到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反而陷入了政治极化、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文化衰败的泥潭，资本主义同盟四分五裂，各国纷纷退守自保。在欧洲，英国被脱欧议题搞得疲惫不堪，其他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都被延宕，英国正在经历一场国家危机，被学者称为“欧洲病夫”；德国因为难民问题而政治撕裂，素有政坛常青树之称的总理默克尔被搞得焦头烂额，民意支持率大降，不得不辞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并宣布不再竞选德国总理之职；在法国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中，左翼和右翼联合走上街头，要求2017年高票当选的“富人总统”马克龙下台，并解决法国长期积累的经济、金融和民生问题；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债台高筑，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上台执政；在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政治纷纷右倾化；而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生活水准不断下降。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给人的感觉是老态龙钟、疲惫不堪，已陷入衰败螺旋。

冷战结束后，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曾经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以为资本主义取得了对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从此人类将进入资本主义的“千年至福王国”。可是好景不长，在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之后，特别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两党政治僵化、经济脱实向虚、社会撕裂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急剧恶化，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成了“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了——因为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而分裂。我们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多样化、两极分化，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根本没办法解决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接连不断的斗争，取代了对于共同目标的自觉，以及对于共同福祉的追求。不仅是在华盛顿，这一状况遍布整个国家，错误的路线让我们的分裂愈发加深，这些错误路线乃是无可救药的自我毁灭。”

在今天的美国，竟然有近一千八百万人靠领用政府的食品券生活，3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近20％的就业者从事的是不稳定的临时工。美国监狱关押的犯人超过200万人，为世界之最，生活在公园、街角和废旧汽车里的无家可归者有十多万人。原来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即以为只要经过个人努力不懈地奋斗，只要靠自己的勤劳、勇敢和创造，而不依赖于门第和阶级就可以过上好日子，这种梦想正在破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中产阶级财富缩水，资本和财富原则导致的“排斥”“驱逐”“隔离”让很多家庭沦为贫困阶层，99％的人民大众与1％的富人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已经达到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年轻人不会比自己的父辈生活得更好；有70％左右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美国学者承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从中产阶级繁荣、中产阶级享有权力的时代——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过渡到了财富极度膨胀、经济大规模失衡的时代。我们已经从被全世界羡慕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广泛共享的经济繁荣，不再拥有地球上最富裕的中产阶级，我们正在失去‘机会之国’这个称号。”

美国的衰败、混乱状况如此严重，就连美国的精英阶层也不得不正视了。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国画面：“在内城中生活的母子们深陷贫穷，工厂锈迹斑斑好似墓碑，学校充斥权钱交易却让年轻学子得不到应有的知识。犯罪、黑帮还有毒品已经夺去了太多生命，盗走太多未能发觉的天赋。” 面对这样的状况，美国两党却陷入了政治恶斗，特朗普要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可谓难上加难。

2019年1月1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专访时称：“去年有一个真的十分令人惊讶的数字是，40％的美国人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另一个流传的数字大概是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拿不出1000美元。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有一两次领不到薪水，那么他们就麻烦大了。” 2019年年初，围绕是否要按照特朗普要求增加拨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设隔离墙，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爆发激烈争议，导致无法通过政府预算，联邦政府关门，政府公职人员工资无法发放，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竟然生活无着，不得不靠打零工补贴家用。 美国老百姓陷入如此经济窘迫的状况，大概是很多人，包括那些一心崇拜美国的中国人都没有想到的。

美国存在的上述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运转失灵，很多问题越积越多而得不到解决的结果。1993年，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一反当时美国上下弥漫的乐观情绪，提出了一份包含20条美国的缺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清单，具体包括债务、贸易赤字、低储蓄和投资、缺乏工业竞争力、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不适宜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恶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贪婪的富有阶级、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公民意识下降、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政治制度上下脱节、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 时至今日，26年过去了，上述很多问题不仅没有减缓或得到解决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完全看不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希望。

欧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出现上述衰败和混乱状况，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渗透密切相关。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金融化、虚拟化，以及政府不断放松管制。对此，沃勒斯坦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维持资本积累的方式开始由从生产效率中获利转为从金融交易中获利，更准确地说是投机。投机的一个关键机制就是鼓励借贷消费。而这一次不同的是其规模和用于投机的新型金融工具的奇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上升阶段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最大规模的狂热投机。” 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投机、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导致整个西方经济脱实向虚，金融衍生品的规模是实体经济规模的上百倍，成了一个凌驾于整个经济之上的自我循环的系统，并且反过来绑架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这种虚拟经济的运行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只由金融资本阶层和少数相关精英阶层所分享，而一旦其泡沫破裂，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保险机构就和政府国会中的代理人联手，把损失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来承担。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已经引发了西方民众的极大不满，并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经济上的不满是造成普遍而强烈的政治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众对腐败、自私自利和无能政府的愤怒同更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连在了一起。政治合法性的削弱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延续。”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可能中断资本主义延续下去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魔鬼”是指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资本主义通过内部改良和全球化扩张，表现出了一定的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调节能力。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至今的事实表明，经济金融化、虚拟化才是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无法支配的“魔鬼”，资本主义虚拟经济一路狂奔，正在损耗资本主义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家底。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世界的盛行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野蛮化，使当代资本主义变成失控的、疯狂的资本主义。在冷战时期，由于有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和外部制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保证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维护民权和社会平等方面不得不作出一些改良，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化”和“人道化”是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调整。可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宰下，逐渐恢复了原形。正如历史学家恩佐·特拉维索所说的那样：“在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反殖民运动结束之后，资本主义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野蛮’性质，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民主开始被变成空壳。” 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野蛮化，正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黄背心”运动的时代背景。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起到过进步的作用，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也曾经表现出较高的效率，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走火入魔”，其运作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各种浪费越来越严重。对此，有学者指出：“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可能是最浪费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占有性个人主义，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刺激没有必要的消费需求，诱导追求人为建构的虚荣价值。在资本主义的资源分配逻辑下，全世界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满足地球上富裕阶层的物质需求。为了满足少数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地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转换成无法再利用的废物。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却将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多数人挤压在这个交换体系的边缘位置，他们生活范围内的大多数生产资源都被划归私有，导致这个广大群体无法尽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与新自由主义代价高昂的经济市场化、私有化、金融化、虚拟化相应，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越来越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了问题本身。对此，那位在冷战结束时认为自由民主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成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规定，无法做出困难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 美国两党制经常上演的“否决政治”和英国脱欧僵局，就是福山所说的民主制缺点的鲜明例证。

福山还发现，西方的民主制对程序的崇拜超过对实质的崇拜，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使其无法应对实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欧盟的重要成员发现，虽然已负担不起自己的社会福利，但无法作出削减。”“还有美国，它无法认真处理长期的财政难题，像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功能失调的政治均衡。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须的增税或削减开支，仍受到强大利益群体的阻挠。国家制度的设计基于相互制衡，使难题的解决变得尤其困难，加上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之束缚于既定的对策范围。” 不仅如此，在所谓公正的程序运作中，利益集团照样可以钻程序的漏洞，如通过选民资格审查、重新划定选区、限定选举时间、取消政治献金上限、操纵舆论、把持议题设定等手段，为自身的狭隘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民主大打折扣，而成为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民主成为实质上少数人的统治。而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已经看透了这一把戏，并拒绝参加选举投票。

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说法，宪政民主的要义在于分权制衡。但这种制衡常常变成相互掣肘，在重大议题上久拖不决。邓小平曾经批评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决策效率低下。再加上定期选举导致的人员轮换和短期行为，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治衰败”，让广大人民对未来的预期越来越不确定。沃勒斯坦就此指出：“目前的基本状况是不仅中期发展难以预测，就连短期发展也充满了不可预测性。这种短期不可预测性带来的社会心理是对当权者的彷徨、愤怒和轻蔑，还有压倒一切的强烈恐惧。这种恐惧使人们诉诸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政治方案。媒体称之为民粹主义，不过实际情况远比民粹主义这个标签要来得复杂。这种恐惧驱使一些人到处非理性地寻找替罪羊。” 目前，西方国家纷纷抛出各种“优先论”“保守论”“例外论”，竖起一道道有形或无形的高墙，开始“甩锅”“掀桌”“毁约”“退群”“脱钩”“排外”，撕去自由主义的伪装，企图破坏全球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阻断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这种状况，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那么自信，而陷入迷茫、焦虑、恐惧的心理状态。

西方世界的市场失灵和政治衰败已经传播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和边缘地带，甚至对全球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市场’——被许多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定义为架构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正遭遇严重的变形与退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与市场之实际运作不但未能达到人民期许，反而成为21世纪世界秩序动荡的来源。”

而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世界局势有更为严重的估计：“在21世纪头二十年几近结束之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失败。”“今天的世界陷入了经济停滞及金融化、大规模失业、就业不足、不稳定、贫困、饥饿以及严重的不平等中。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死亡螺旋’威胁的星球上。”

那么面临这一困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究竟会通过内部改良而得以存活，还是通过向外扩张、巧取豪夺而维持其主宰地位，或是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系取而代之？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改良和对外扩张的空间都已经不存在了。对外扩张的空间不存在，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达到其自然空间的极限，全球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已经被裹挟到经济全球化中来了；而内部改良不可能，是因为资本对利润的疯狂争夺也接近其极限。“当前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各国政府应当以何种方式来改良资本主义体系，并使其重新获得追逐无穷资本积累的能力，这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拿什么来取代当前的系统？用2011年以来流行的政治术语来说，这对‘1％的人’和‘99％的人’来说都是个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欧美世界出现了一股社会主义思潮。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高举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中险些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年美国《新闻周刊》一期封面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据“美国之音”报道：民调显示，社会主义思想如今变得越来越流行，就连欲争取2020年参选的民主党成员都提出了与之相关的经济、税收和社会主张。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组织的民调结果显示，37．2％的美国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在199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中，有高达49．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成员人数从2016年的7000人增至如今的55000多人。 2019年，盖洛普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在美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支持社会主义的比例从2016年的43％上升到2019年的51％。对此，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在《日本时报》网站撰文指出：“美国人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广泛支持在政府开支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项目（比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食品券、失业保险等）。”

2018年，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斯潘塞·拉伯恩（Spenser Rapone）因为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崇拜革命者格瓦拉而被开除军籍。但在美国，已有数十名民主社会主义者成为联邦参众两院议员或州议会议员，其中最著名的除了伯尼·桑德斯外，还有在 2018年中期选举中一炮走红，成为联邦众议员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亚历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提出的绿色能源、全民医保、公立大学免学费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主张得到了选民的积极回应。这些变化，在那些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一种禁忌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而在欧洲，以科尔宾为代表的英国工党、以梅朗雄为首的“拯救法国”运动、以“我们是99％”为竞选口号的德国东部的左翼党、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所代表的激进左翼力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泛左翼政府，都在试图复兴某种社会主义。2019年1月，成千上万的人在柏林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游行队伍中的一面旗帜上写着“21世纪属于社会主义” 。这些变化似乎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失灵，已经激发了这一体系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或力量的不断成长。

值得玩味的是，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曾长期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者，但据 2018年10月17日《美国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A-merica ）杂志报道，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社会主义思潮在欧美的复兴，竟然破天荒地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回归。他断言，虽然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再有效，但如果社会主义是指那些试图矫正已经出现的收入和财富上的巨大失衡的再分配项目，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回归，而且必须回归。他承认，从里根和撒切尔开始，认为不受规制的市场可以带来很多收益，这种观念导致了诸多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点上，福山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某些东西，如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人的贫困化和无效需求，原来是正确的。 福山的这一思想，与他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时的思想相比，已大相径庭。这种变化在西方已不是个例，而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趋向。

必须看到，西方人所理解和同情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存在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明显差异。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说明欧美资本主义已经不那么光鲜亮丽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重大局限、矛盾和危机，开始支离破碎了，也体现了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风光不再、疲态尽显的今天，如果中国还要改弦更张，走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道路，就是不识时务、自我作贱，就是舍己之长、求人之短，最终只能落得遭人耻笑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