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瓦解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维持，中国步苏联后尘而发生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他们采用遏制加接触、威逼加利诱的双重策略，企图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但是让西方主流精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经受了政治风波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打压、遏制之后，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迅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2006年起，在经济总量上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90万亿人民币（不包含港澳台），达到13．4万亿美元，把美国之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对美国的“赶超”战略。1956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动情地指出：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的这段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只争朝夕、一往无前，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这种赶超战略，绝不是像美国某些智库专家所说的那样，是要替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美国争夺什么霸权，而是为了改变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命运，是为了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过上自己的自由幸福生活，并对人类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上演了一出赶超美国的气壮山河的历史剧，在钢产量、水泥产量和消费量、发电量、绿色能源资产总量、网民数量、个人电脑和手机拥有量、制造总产值、汽车产量和消费量、高速公路里程、出国出境旅游人数、工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货物贸易量、对外直接投资额等方面连续超过美国。而在高速铁路、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方面，中国更是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如能保持现有发展速度，2025年前后，中国按美元汇率计算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将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一些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认为，中国利用人口总量优势，在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上超过西方国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1．7万美元，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只排名七十几位，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点，中国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分之一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既做成了西方做成的很多事情，也做成了它们多少年想做但却未能做成的很多事情，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很多大城市的教育、医疗、新生儿成活率、人均预期寿命、市民拥有自住房比例、城市安全系数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指标还超过它们，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经受得住国际比较。

截至201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制造业大国、最大消费国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全世界500种经济产品中，中国有两百二十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粗钢、水泥、煤炭的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化纤、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生产国。中国的工业专利申请是美国的1．5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正在迅速接近美国，远超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高压输电、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核电站、绿色能源等技术领先世界。另外，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网民群体、最大网络购物群体、最大电影市场、最大航空市场、最大旅游市场。中国的发展态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期，给自主创新带来了广阔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当今世界，中国的产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在全球流动，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乃至引领者，近八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30％。平心而论，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缺少了中国，世界也不能称其为世界。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形成自身的发展方案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方案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制度所构成的体系，是当代中国的存在方案、运作方案和发展方案。这个方案的制度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形成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通过协商选拔产生的各级政协组合而成的人民民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区域和基层制度框架。在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方案特别注重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创新、和谐、统合等制度精神。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而且也是不断追求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不断改变中国和改变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能够超越各种狭隘的利益，自主作出重大的长期性、全局性决策，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享有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由高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不是强大社会利益集团的简单传动带，它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设定独立的政策议程。这种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既体现于制度政策方向的共产党高层领导，又体现于有自由裁量权来执行上级指令的下级干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自主性，是那些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根本无法比拟的。

其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人民民主制度。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的结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式的单一的选举民主相比，这种民主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建设性、包容性和较好的灵活性。“中国式民主的一个核心，就是平等、民生，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和政策，而这就是努力追求实质的民主，我们称为人民参与型民主，这里的参与，不是说只有通过选举仪式才能参与，而是在基本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始终要遵循民意，始终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这种人民参与是日常性的，不是仪式性的。它选的是公共政策，不是政治明星。” 显然，这种中国式民主的目标指向，是民有、民享、民得，而不是热热闹闹走过场，不是那种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程序运作。

在谈到中国式民主时，有西方学者把这种民主区别于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横向民主体制，称为“纵向民主体制”：“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行使权力，但是必须赢得人民自下而上的支持才能持久。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成熟的体现。中国的自豪感还将继续增强，塑造出一个基于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人需要的纵向民主体制。”“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只要存在任何可能会影响国家长期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这种制度既能够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又能够保证政治生活的稳定与秩序，形成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新型模式。” 对于这种制度，曾长期观察中国政治运作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评论道：“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点也不脆弱，而是非常强大、有活力，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其三，具有较大弹性和较强适应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实现了强中央政府、强地方政府和强市场的有效结合，在国有和民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中国利益和各国利益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法国学者皮凯蒂注意到：“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这种体制，保证了经济发展能够受到政治社会和文化框架的制约，而不是凌驾于它们之上，从而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

其四，全面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覆盖所有国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制度。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出发，国家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能够切实促进人民群众福利的领域，加大了公共投入力度，让公共部门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放任市场化运作。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开展扶贫、对口帮扶、财政转移支付等国家行动，作出各种“托底”安排。例如，在扶贫过程中，强调脱贫“一个都不能少”“不能让一户家庭掉队”，要求做到贫困地区老百姓脱贫后能够“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些措施都是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安排。

其五，统合性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建立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投入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定战略和进行长期规划时考虑生态保护因素，切实防止并遏制资本逐利原则对资源的滥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森林、草场和绿地面积不降反增，中国对地球绿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不可分割的。

其六，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内涵，而且也重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涵养和教化力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让各种公共文化资源免费向群众开放，培养国民健康向上、平等友爱、敬业乐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通过家庭文化、村落文化、社区文化、组织（企业、单位）文化、地域文化建设，实现以文化人，切实遏制市场经济社会人的经济化和单面化趋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主义。但一直有人根据中国的市场化现状，特别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已占较大比重，而认为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表现在以下重要方面。

第一，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仍然由国有企业所掌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生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国有企业是“大鱼”，民营企业“大鱼”“小鱼”都有。很多民营企业都是为国有企业供货的，国有企业倒了，民营企业也活不下去。

第二，土地仍然是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个人和家庭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一制度性安排，有效防止了大资本对土地的兼并，特别是让广大农民有土地保障，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式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区别。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主持全国重要发展规划和经济规划的制定，国家重大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送全国人大讨论的，很多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都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讨论通过，然后在人大和政府部门加以落实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对全国经济进行全面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仅发挥政治功能，而且也发挥重要的经济功能。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既是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既有能力激发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也有能力引导和节制民营资本，2018年对安邦保险、安邦董事长吴晓晖的处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节制资本的意志和能力。

第四，中国在搞市场经济的同时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在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时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必要时能够进行逆市场化运作，如在扶贫、对中西部的对口帮扶和财政转移支付、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等方面。这是那些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做到的。

仔细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案的运作，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统合性。在承认多元、多样、多变的基础上，强调融合、集中、统一、长远、整体，把“定于一”作为方案运作的关键。

自主性。重视自身的主体性，重视独立自主运作，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和模式，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不接受外人颐指气使的说教，反对用别国的标准和价值观评价自身。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能做到“入乎其内”，又能做到“出乎其外”。

实践性。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尝试、试验、深化、完善并逐渐积累。在运作中接受实践检验，不教条，不拘泥，不偏执，能快速发现问题、缺点、错误并作出改进、提高和完善。

包容性。不断学习，从各个方面，包括从自己的对手身上吸收消化对自己有益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经验并进行整合。

文明性。不损人利己或强加于人，方案形成不是建立在对他国侵略扩张的基础上，也不向他国强行输出自己的方案。

抗压性。模式在外部力量的封锁、孤立、遏制、打压、威胁中形成，在自身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中发展，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和应对危机挑战的能力。

超越性。基于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超越自身，并在与其他方案的竞争中超越它们。

除了上述特点外，中国方案的最后一个重要特点是持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加以推进的，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的主题，它是一场“接力赛”，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停滞、不懈怠、不折腾，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个目标完成了，就向下一个目标进发。

中国方案的上述特点，激发了这一方案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是在与其他模式的横向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实实在在体会到的，主要包括：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有利于激发并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在制度、文化和人之间保持适当张力，避免陷入制度万能论，为制度革新和改进留下了较为充分的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些优越性或优势，中国方案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走到今天，屹立不倒。

在中国方案的上述诸多优越性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优越性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时至今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仅远远超过了中国旧社会，而且在很多方面也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也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中国产品，这是中国方案优越性的最好例证。

中国方案的上述优越性或优势究竟来源于何处呢？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探索和实践，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适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也来源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时代精神、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需要的深刻洞察。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中国方案，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就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

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从2005年开始，西方很多民意调查公司，包括皮尤（Pew）、伊普索斯（Ipsos）等一直在世界上调查各国民众对自己国家所走道路的认同度。他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道路认同度极高，每次调查的认同度都超过80％。2018年，伊普索斯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肯定自己国家所走道路的比例高达90％，而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仅有10％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是随着中国道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从早先的无视、低估，变为前几年的震惊、迷惑，进而变为近几年的惊慌、恐惧、气急败坏和不择手段加以遏制。“本着在所有国家建立西方民主的目标，西方国家迅速计划好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到达西方彼岸的步骤，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并没有遵循自己的指导时感到非常震惊甚至愤怒。” 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西方对中国主动走西方的路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他们的震惊和愤怒开始变为行动。

2017年，美国和欧盟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中国企业受政府支持为名，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地位，对中国的资本、产品、技术和服务设置了诸多投资和贸易壁垒，并扬言对中国的所谓“不公正贸易行为”进行制裁。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推出所谓旨在围堵并孤立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201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指责中国企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利益和价值观，把中国作为“威权体制”“压迫性体制”“修正主义国家”，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立起来。德国宣称，中国插手欧洲事务是企图分裂欧洲，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干涉其内政，一些西方智库污蔑中国要走日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路，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继2016年美国通过反宣传法案，把中国作为对美国实行“舆论战”“思想战”“信息战”的对手之一后，一些西方传媒大肆渲染中国的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扬言中国在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玩弄”“操纵”“改变”西方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以达到向西方“渗透”的目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学界和传媒联手，掀起了新一轮敌视、谩骂和抹黑中国的狂潮。2018年，特朗普政府正式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超过 50％的出口美国产品加征10％～25％的关税，中国随即进行反制。出人意料的是，2018年度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和中国坐到谈判桌旁，商谈两国贸易协议。

既然西方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挑战其利益和价值观的真正对手，但又不敢和中国竞争，而是急急忙忙关上和中国竞争的大门，说明中国方案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否则西方不会把其看成是对自身的真正威胁。这种方案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最大的“肉身性”存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压力，同时也避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空洞化、碎片化和泡沫化，改变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其意义不言自明。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态势此消彼长的关键时刻，如果缺乏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利诱面前，丧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而一头倒向西方式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所积累的社会主义成果就会付诸东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