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离开西方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但是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无可选择地一定要全盘接受西方的资本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所追求的现代性一定是西方资本现代性的中国化，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一定要如西方人那样，在享受现代性成果的同时，必然经受现代性所带来的折磨。中国旨在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道路。

目前在西方世界，乃至在整个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还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按照这两大思潮，中国要开辟这样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从而也是不可能的。能够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其关键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然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宗旨正在于此，而这样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强有力支撑。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理论自信。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的自信心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支撑，更基于实践上的成功。现实生活是判定一条道路、一种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标准。中国这几十年的成功，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能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独特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之所以说它是“独特的”，是因为它与西方的那条被认为是“别无选择的”“普适的”现代化道路不一样。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整个现代文明都是这条道路的产物，但与此同时，正是这条道路也带来了诸多不幸甚至灾难。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创造是建立在巨大代价的基础上的。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现代化的路子走，那无疑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得承受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问题在于，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承受不起这种代价。很有可能，中国人民还未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的正面成果，而代价已经使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是走出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化的正面成果，又可使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即“鱼和熊掌兼得”的现代化之路。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是与现代性的理念，与理性、科学、技术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现代性理念本身滋生的。人类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也得接受其负面效应。而能够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消极影响归结于现代性理念本身，而强调是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促使现代化走向了反面，强调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由此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的成功，则为这一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中国人民对这一道路的自信既有理论上的依据，又有实践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