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旨在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开头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的描述，实际上也就是对现代性辉煌的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展现的过程。他们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发展，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就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资本与理性的结盟。这种以资本与理性相结盟的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增长和扩张之中，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代价还刚刚呈现，人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末，人们对这种代价的承受已快接近极限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辉煌成就以后，马上笔锋一转，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恶果。还是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说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原始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族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审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衰颓、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异化，审视了资本与理性的结盟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不仅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神圣光环，而且无情地将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或者说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使人类付出的代价，这里借助任平教授的分析，大致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资本现代性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崩溃。大写的人战胜至高无上的神、理性取代蒙昧，是资本现代性的两大支柱。正是在这两大根基之上，出现了产业工业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自由化，而所有这些，则构成了资本现代性的制度存在维度。但这仅仅是现代性的表象，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实际上，资本的那种逐利本性所造就的自主逐利的“资本人格”，正是启蒙现代性、资本现代性的“大写的、抽象的人的本像”。说到底，正是资本逐利在推动着大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传统手工业，普遍化商品交换造就市场经济；也正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原子式资本人格权益的保护，推动着法治和民主；更是金钱至上的资本精神，造就着世俗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任平教授基于上述的分析得出结论：“资本现代性造成的人剥削人制度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疏远，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两极分化和严重阶级冲突，造成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从而撕裂社会共同体的最后胞衣，使社会关系彻底崩溃。”

其二，资本现代性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剧。无疑，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着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榨取和环境的破坏。而资本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的破坏。任平教授指出：“后现代生态主义批判的所谓现代性内涵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资本逐利对于自然环境无限制榨取的帝国主义态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现代性不仅造就社会关系的瓦解，更造成人的自然根基的瓦解，因而证明这一现代性进路的不合理性。尽管某些后现代学者在资本框架内主张‘自觉的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或‘资本的生态化’，但是最终资本追求与生态文明目标背道而驰，因而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的瓦解。”

其三，资本现代性造成全球分裂。西方走上现代性的国家，都是经过大规模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无数次的战争侵略而实现的。于是，“全球分裂为‘中心－边缘’，东方从属于西方”，地球上几乎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都“被强制纳入西方现代性版图而丧失民族独立性”。

西方社会孕育了资本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带来了“祸福相倚”的现代文明。显然，资本现代性发源于西方社会，但它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社会的，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之中。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历史。西方资本现代性不断地越过西方国家、西方文明的界限，把商品、工业、经济以外的东西，如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体现“资本现代性”的内容，送到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非西方文明之中。

无疑，非西方的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关系，就是学生与老师、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西方文明似乎就是现代文明，而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归宿似乎就是全球所有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归宿。这样，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似乎都只是现代性的史前史。如果用资本现代性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处于“史前史”的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被称为“野蛮地”。

当然，这些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卷入资本现代性的结果，不仅仅是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也得忍受资本现代性所造就的磨难。资本现代性给予西方国家的那种繁荣昌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领悟到了，而资本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凶险，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更有深刻的体会。所以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面对汹涌而来的资本现代性，往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兴奋，更有焦虑，这也在情理之中。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资本现代性的道路，就现代性而言，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中国不但走上现代性道路较！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被迫”地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这样，即使中国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时间不长，但对资本现代性的“祸福相倚”这一点的感受依然特别深切。

面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浪潮，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把前现代性的生活作为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加以歌颂。有些人开始主张中国应停止现代化的历程。在这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崖勒马呢？现代性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如此多的负面效应，我们为什么非得还要跟着人家去“撞南墙”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现代性尽管发端于西方，但它具有全方位和深刻性，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资本现代性理应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价值。资本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资本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事实无情地告诉中国人民，这两种选择均不可取。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是无奈之举。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现代性的成果，而代价却已是中国被拖垮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还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呢？

看来，中国必须选择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即“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如果说原先的现代性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那么中国实际上要走出一条与资本现代性不同的道路。西方文明不等于现代文明，同样，西方的资本现代性不等于现代性。中国要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道路，它让中国人民在尽情享受现代性所给予的愉悦的同时，不会经受现代性的种种磨难。

中国道路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离开西方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但是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无可选择地一定要全盘接受西方的资本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所追求的现代性一定是西方资本现代性的中国化，即西方资本现代性在中国的翻版，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一定要如西方人那样，在享受现代性成果的同时，必然经受现代性所带来的折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是西方道路的翻版，当然也就意味着它不是现代性的中国化，但中国道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是以西方现代化为蓝本的，因而中国道路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时分时合，若即若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呈现出一幅独特而又复杂的历史发展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