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按照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观点，中国是不可能开辟新型的现代性道路的

中国要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有可能吗？它究竟有没有合理性？

目前，在西方世界乃至在整个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还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按照这两大思潮，中国要开辟这样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从而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众说纷纭，美国学者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中对现代性的表述具有代表性：“现代性一词指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 贝斯特和凯尔纳在这里不但指出了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而且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是推崇理性，更表明现代性发端于、贯穿于整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设计就是现代性。韦伯就将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内在根基。

确实，说及现代性，不能不谈启蒙，启蒙是现代性的前提准备和开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通常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 而谈及启蒙，最权威的就是康德。康德撰有《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在文中他这样论述了启蒙运动的宗旨：“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康德在这里指出，启蒙运动的宗旨就是使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下摆脱出来，而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之所以说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是因为人本来实际上并不“缺乏理智”，而只是没有得到“别人的引导”，从而也就没有“勇气和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对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他有一连串经典的表述：“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在这里明确地把理性与自由视为启蒙的基本原则，尽管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要依靠先知先觉者开启的。

康德把启蒙与理性联系在一起，是符合实际的。在西方，启蒙原初就意味着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从宗教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它确立了理性在人间的至高原则。有学者曾经根据康德的论述，提出启蒙有着“永不过时的三大遗产” ：其一，理性的自我批判能力。“‘启蒙’之所以需要‘理性批判’，乃是因为理性存在者需要明了自身理性能力的前提及其限度，求知的人必先明了人类知识的前提‘知究竟何以可能’、‘哪些能知’、‘哪些不可知’，对这些前提及其限度尚未明了之前，就去对他人进行‘知识’的启蒙和教化，那就必将造成‘愚昧’与‘专制’，所以，‘启蒙’如果是人类摆脱‘蒙昧’和‘专制’的出路，惟有进行自身的‘理性批判’。”

其二，理性公开运用的勇气。“现代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争取自由的勇气的可贵，凡是有勇气争取到了公开运用理性的国家，都成功地告别了封建专制，在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和民主，也使得这些国家迅速成为世界性强国而进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凡是没有勇气争取到能够自由地公开运用理性的国家，都被世界历史大大地甩在后头。”

其三，自由而正义的法治秩序。“无论是理性的自我批判还是理性的公开运用，都指向了启蒙理性的核心：自由。这种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批判他人的自由，也不是私自运用理性的自由，而是自由的法治化，即在法治制度保障下的理性自由。这种自由之所以重要，乃是人性尊严的保障。……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就是论证‘自由的个人’如何在一种正义的法律秩序下结成政治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以保障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

这位学者所说的启蒙的“永不过时的三大遗产”正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现代性正是在这“三大遗产”的基础上生成的。启蒙主义者都是这“三大遗产”的推崇者，当然也是现代性的推崇者。而西方的新老自由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启蒙主义者，新老自由主义者都崇尚启蒙，拥抱现代性。在他们那里，崇尚启蒙与拥抱现代性是一回事。而他们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推崇，寻根究底，就是对启蒙的这“三大遗产”的推崇。

在当今的思想学术界，居有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维护和肯定启蒙、现代性的这些基本精神。他们反复强调的是，这些基本精神是当今世界唯一完美的、不可超越的人类宝贵精神财富，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正是现代性的内在驱动使近现代的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人类面对现代性是别无选择的，人类社会唯一的发展方向就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启蒙和现代性永远在路上，人类只有忠诚于启蒙和现代性，才有自己的出路和生机。新自由主义者用来为现代社会高唱赞歌和竭力辩护的理论依据，就是从15世纪以来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启蒙和现代性理论。他们的主要立足点就是启蒙和现代性的精神遗产是永不过时的。新自由主义者常常这样来说服人们必须接受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现代性反对蒙昧，而反对蒙昧依然是当下时代的任务；现代性提倡自由，而追求自由依然是当下时代的主旋律；现代性相信理性，而崇尚理性依然是当下时代的思维方式。

新自由主义者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大致可以归结为：其一，全盘肯定现代性的成果，在他们眼里，现代性永远是无限美好的，现代性就是真、善、美，现代性对人类只有正效应，没有负效应，或者说负效应相对于正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其二，现代性的所有给人类带来的这些美好成果都来自于启蒙和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肯定现代性就是肯定启蒙和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其三，现代性的展现具有唯一性，这就是15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出现的那种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具有普适性。

启蒙和现代性在起源上的西方属性与进步性，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在现代性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这就是使他们有理由这样去宣扬：西方社会终结了人类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西方现代性方案作为人类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最优选择，具备了无条件对外扩散的至高道义优先性。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在此背景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应当而且只能走一条道路，那就是照搬西方现代性方案。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殖民主义现代性的侵略与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似乎使殖民主义现代性历史本身成为最高的道德律令。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无外乎就是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方针。”

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从其对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即现代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立场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中国要开辟一条新型的现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性的唯一选择就是走西方式的，也是普适的现代性道路。在他们看来，企图在这一普适的现代性模式之外，去探索另一种新的什么现代性模式，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遗产的挑战和否定。由于新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是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而且这样做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从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企图在这种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后现代主义者在什么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这一点上，即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与新自由主义者应当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一味地看到现代性的积极成果，也正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伴随的消极效应，不是一味地赞颂作为现代性的精神驱动力的理性的正面作用，也正视理性把现代性引向反面，从而对现代性、对理性展开了批判。

以市场经济为根基、以自由理性为内核、以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向度的西方现代性，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宰制着现代社会。但是历史无情地表明，现代性由于其自身内部矛盾而呈现出一种张力，它给人类所带来的并不是无限光明，还有黑暗与灾难。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19世纪西方文明、西方现代性崩溃的起点，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连最优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赌这个社会能否继续存活” 。面对历史灾难，人类面临普遍危机的情绪蔓延开来，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这一思想支柱动摇了，“自从‘现代’于18世纪初出场，击败了‘古代’以来，但凡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项理念、前提——亦即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持有的‘理性’与‘人性’假定——如今却都一一陷入莫大的危机之中” 。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方式概括了这一思想事件：“尼采用虚无主义命名他最先认清的、业已支配前几个世纪并决定今后一个世纪的历史运动，他在下述简短命题中归纳了对这个运动的重要解释：‘上帝死了’……虚无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运动，通过它，‘超感性事物’的统治崩溃和废除了，使得存在者本身也丧失了其价值和意义。”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现代性批判，而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对应，也开始流行起来。后现代主义者高举现代性批判的大旗，直面人类的生存困境，尤其是战争和其他现代灾难事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冲击，从理论上探索现代性困境的深层根源。他们把批判矛头直指现代性的核心范畴——理性，把现代性批判变成理性主义批判。他们在现代性范畴与启蒙精神之间建立同一关系，进而又在启蒙精神与工具理性之间建立同一关系。他们强调，导致现代性陷入危机和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因为“理性”本来就是矛盾的产物，是带着矛盾来到“人”的世界里的。启蒙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永不过时的遗产”，在他们眼里，同时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包袱”。在他们看来，随着理性的失落，现代性也已跌下神坛。

他们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他们对从理性演化为工具理性的揭示。韦伯通过“合理性”“合理化”这些概念，开创了将现代性作为工具理性批判的先河。韦伯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理性，即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他一方面揭示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批判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沦落，他所说的人因此而陷于的“铁笼”，实际上指的是现代性的“铁笼”。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继承了韦伯的批判思路，强调工具理性是理性极端化的表现，当知识与权力结盟，理性就必然走向工具理性，理性需要工具理性为其合理性提供合理化、合法化证明。“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人的主体性逐渐让位于工具的主体性，从而使工具成为人的实际统治者，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存在方式都被工具化，目的和手段关系被完全颠倒了。” 后现代主义者要说明的正是“工具理性是人的主体性逐渐消解并最终本质性失落的表征”。他们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滥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人死了”，“人被技术所控制，人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世界成为一个机械的、冷冰冰的物的世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关键性前提。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联姻，又使工具理性得到进一步的膨胀，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从而造成生态危机”。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非常尖锐，但关键在于，他们真正找到现代性的病根了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地说，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因为他们主要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揭示这些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他们所展示的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以及所揭示的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确实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但他们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现代性、启蒙精神定向为一种“工具理性”，强调这是理性的必然归宿。这样，在他们那里，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启蒙精神的危机、理性主义的危机。有学者曾经这样分析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性批判转化为一种“理性精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错误：“启蒙精神并不等于理性主义。理性的绝对单面化不是启蒙精神的后果，将它归结于启蒙的后果，实际上是忽视了‘理性’形态的社会历史基础，启蒙本身只是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来解读，而没有揭示这一精神事件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基础。这样一来，不但掩盖了启蒙运动与现实历史的存在论上的关联，而且也掩盖了启蒙精神从开端处就具备的内在张力和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对现代性危机的理性主义根源的揭示，同对现代灾难非理性主义的指责只是构成一种形式上的对立。……在对非理性的现实历史的反思中，理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节节胜利，理性本身成了被审判的对象，问题完全变成了‘理性’如何虚假、如何出错，而不是非理性如何在理性的名誉下强行实现自己。”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现代性在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消极效应，是同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些核心精神原则本身所带来的，从而也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现代性，也就选择了这些核心精神原则，也就得接受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性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而且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展现，后者的成分越来越多，但关键在于要明了，正效应、负效应都是与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捆绑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

这样，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所要追求的正是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其理论并不具有合理性。中国如要选择现代性的道路，那就应准备承受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倘若无法承受这些不良后果，经受不起代价，那么就干脆放弃走现代性的道路。西方面对现代性，主要有两种截然有别的思潮：一是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二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我们看到，不但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旨在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而且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图“鱼和熊掌兼得”仅仅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