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文英考虑到晚上要到胖妹家去开会，路又相当远，怕来不及烧晚饭，放工出来时，顺路买了几个烧饼和馍馍，放在饭篮里带回家去。
走到家时，姨妈还没回来。她从身上摸出房门钥匙开了门，把提篮里的烧饼馍馍拿出来摊到桌上，就赶着把当柴灶用的缺口瓦缸端到院子里，塞上柴片，点起火来，烧些要喝要用的水。
文英和姨妈两个的生活够寂寞孤苦的。姨妈是厂里粗纱间工龄最长的女工，比起来，工钱还不算太低，可是，少年守寡，没儿没女，孤苦伶仃，和文英俩，成天见不着太阳，黑摸进厂又黑摸出厂。别人回到家来，有父母或有儿女把烧好的饭菜端出来吃。这娘儿俩，下了工后，还得自己动手，烧火做饭，吃完饭又得洗衣浆裳，常常搞到半夜。
她们住的这种工房，是厂方专门给工人盖的家属宿舍。文英初来时，真住不惯，好象是住在炉灶里一样，闷得喘不过气来。工房是没奠地基的。屋里跟院子一样高矮，一样泥土地。墙壁是竹条编织起来，外加一道泥和石灰，日子久了，泥和石灰就零零落落掉下来，露出了竹条。矮矮的屋顶上，虽是盖上了一层薄瓦，冬天透风，雨天滴水。房子成排成排地挤得很紧，象鸽子笼，一连有好几十间。这排与那排房子之间，只隔着不到一丈宽的长条院子。
姨妈从前只租一间向北的，很冷。去年才搬到这儿第三排向南并立着的两间屋子来。朝南的贵些，两间房得花一块五角钱。不是有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姨妈也不壮胆租它的。有许多人家，七八口人，全都挤在一间屋子里。
这两间房，有个小门相通。姨妈和文英把西边的一间作睡觉用，在里面架上两张单人床，就把向院子的门堵塞住了，还遮去半边窗子。东边一间，算外间，向着院子的门，可算是她们的大门了。门后放着一只缺口瓦缸，是她们的柴灶。纸格窗下，放了张破旧的八仙桌。吃饭、切菜、梳头、洗脸、作针线活，都少不了它。正面墙下还架了一张由两个条凳、一副铺板组成的床，这是姨妈留给她的外甥柳竹有时来住一宵用的。要不，姨妈哪儿舍得租两间房。
照例，晚饭时分，工房院子里成了闹市：这家搬出了炉灶在院子里烧煮，那家搬个小桌在院子里吃饭……
姨母从厂里回来，一走进院子，看见别人家正吃得热闹，自己窗下的柴灶里却已经熄了火了，不免纳闷。走进屋，看见桌上一堆烧饼馍馍，文英已经冲好一壶茶，坐在桌子跟前了。
“文英，身子不舒服……出毛病啦么？怎么不动手烧饭？”姨妈惊异地问。
文英把马上要去胖妹家开会，来不及做饭的原因，告诉了姨妈。
“锅里还有热水哩！给你家留下洗澡的。”文英补充说。
“怪得呢！”姨妈笑起来，“我说啰，我文英平日一个铜板都舍不得花，总想多带两文到乡下去，今天倒买了这么一大包来……唉，唉……你就自己买一份吃算了罗，我回来煮就是啵！”
“你家不是顶爱吃馍馍么，难得买一顿啰！”文英说，“还温热呢，快吃！”
姨妈四十多岁了。方方脸，中等身材。别看那黄瘦个子，走路、干活，还精神抖抖的，不象才放脚的女人。说起话来，一是一，二是二，爽快麻利，又热心快肠。她在厂里一向有正直人的好名气，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她。哪个工友有灾难，哪家有病人，她常倚老卖老地找上工头们去说情讲理……。远在文英来厂之前，“大姨妈”这个称呼就叫开了，几乎都不记得她的真名“王素贞”三个字了。就是那些气势汹汹的工头们，看见大姨妈来说情，也得比对别人客气几分。
胖妹邀文英参加秘密工会小组时，也邀过大姨妈。她考虑一番之后，对胖妹说：“我比不得你们大姑娘结实，老是三病两痛的，进去了搞不出名堂来，白让你们多费口舌，不讨人嫌？就让文英一个跟你们搞吧。用得上我的时候，把事儿摊下来，我一定尽力。”胖妹和大姨妈的外甥柳竹商量过，没有勉强她，觉得把她留在外边也有好处。因而文英的工会活动，从没隐瞒过姨妈。
姨妈笑眯眯地瞅了瞅堆在桌上的她顶爱吃的馍馍，一边解下了身上的围腰，到院子里挥了挥身上残留的花絮，就坐到桌子跟前来，刚拿起个馍要吃，一个高个儿的青年男子跨进门来了。这就是姨妈的外甥，姓柳名竹。
柳竹年约二十三四岁，个子很高，宽肩阔背，长的很英俊。总是微笑着的脸上，有一双深邃而透明的眼睛，好象能洞察人心。端直的鼻梁下，有个略嫌突出的下颚。整个面容，给人一种刚强果断的印象。他穿着白布短裤褂，工人打扮。但实际上，是一个知识青年，一个坚强而有毅力的革命者。
现在，柳竹是本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区委书记。他来这个区工作还不到一整年。头两年，他在上海，在被称为革命熔炉的上海大学念书。去年“五卅”惨案时，领导上把他从上海大学调回来，在汉口市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运动，不久被捕，坐了几个月监牢。从监牢里出来之后，领导上才把他调到工人区来。
“你们这儿好热哟，象蒸笼一样！”柳竹带着微笑跨进门说。他把汗背心上面的白布短衫脱了下来，扔到为他安排的那张床上，用手绢擦完满头的汗，就一屁股坐到床边，打开折扇，搧起来……
这个身长肩阔的男子，一跨进门之后，屋子立刻更显得窄狭矮小了。他站立时，头几乎顶住屋顶。好象从他身上不断散发着某种热能似的，他一来，寂寞的小屋子，立刻也热闹起来。
“来吃烧饼罢，今晚我们没烧饭，就吃这个。”文英的姨妈——柳竹的舅娘，端了个方凳到八仙桌跟前，叫外甥坐过来吃晚餐。
“先喝口凉茶罢！”文英赶忙倒了一碗用冷水冰过的凉茶，打算亲手端给坐在床上的柳竹去……忽然低下头，迟疑了一会，又仍旧放在桌上了。
“好，谢谢你，我不吃饭，倒是要喝这碗茶。”说着，他一步跨到桌子跟前，端起茶要喝，却先笑着说：“你们尽管吃，我吃过饭了。哎呀，烧饼好香啊，可惜我吃饱了。”
“吃一个嘛，吃一个嘛！”姨妈和文英同声说。
“不，我喝干这杯茶就走，到你们后院去找个人谈话，等完了再来。今晚还得在这儿住一宵哩！”他的炯炯发亮的眼睛，看看舅娘又看看文英，只管微笑着。要是初见面的人，看这人老是笑，还当他有了什么喜事哩。其实，这是他的习惯。喝完茶，放下茶杯，柳竹就往外边走。
“哎哟，这样忙……又嚷热，就该歇歇嘛！”他的舅娘说。
柳竹没说什么，一只脚已跨出了门，又回过头来对舅娘笑了笑，好象有些抱歉似的。
年青人一走，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立刻又宁静了。
这舅娘和外甥两个，关系很密切。柳竹父母死得早，童年在外婆和舅舅跟前长大。舅娘自己没儿女，柳竹妈死了后，缝缝补补就是这个舅娘照顾的。柳竹十五岁时，他的堂伯帮助他上学，就离开了家乡。此后，他们好多年不见面了。等舅娘到了汉口，在厂里作工，柳竹也在武汉上中学，这才又跟舅娘联系上。
舅娘喜欢外甥有学问又懂人情，诸事都乐意跟外甥商量商量，渐渐地外甥对舅娘讲了些革命的道理。以后，她觉得柳竹的道理讲得对路，就更心疼他了。
柳竹自从得到舅娘对他的工作的同情之后，舅娘的这间屋子，就成了他展开工作的秘密据点之一。他借来看舅娘的机会，和这儿工房的一些工人结识了，有时因为在这家那家谈得很晚，回不去，就在舅娘的外屋住一宵。半年来，这地方，用得更多了。好几次，舅娘和文英在里边睡了，他还和几个工人在外屋悄悄谈话。他们谈话的声音小到睡在里屋的舅娘和文英都听不见，弄得舅娘和文英曾背地里笑他们是开的悄悄会。
文英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寡妇，没敢和这个正当青春年少的男子多说几句话。而柳竹呢，一来就忙自己的事，又看见文英那么拘谨，也就觉得不便和她多谈什么。
最初，姨妈无论对文英或对邻居，总说柳竹是在汉口一所小学校里当老师。叫文英奇怪的是：她这个外甥，虽然对舅娘很好，可住在什么地方，学堂在哪儿，舅娘都不知道。后来，姨妈觉得文英究竟不是外人，就告诉她，说柳竹是干革命工作的，并一再叮嘱不要对外人说起。人要问，就说柳大哥是在小学里当老师。
“你家放心好了，我什么都不会说！”文英安慰姨妈说。
起初，文英怎么也不明白干革命是什么意思，好不容易明白了点后，又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专有干这种事过活的人。后来，渐渐也和姨妈一样，由于自己是劳动人民，体验到了生活的辛酸，很自然地对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怀有深深的感激和敬佩之情，因而也就很敬佩这个她过去觉得不可理解并有些古怪的青年人了。
“柳竹这伢，我看他近来都忙瘦了！”姨妈又拿起了个烧饼，咬了一口，对文英说。
“他们这些人，这阵子，都忙的不要命。我们布机间小胖呢，不也是——别看她豆子大点的小人——唉，我只气我自己不行，不能多帮点忙。”文英说着，很感慨地抽了口气。
“我看见一张传单呢！”姨妈说，“是工头张大婶给我看的。她都念给我听啦！那上面尽是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什么吴佩孚军阀啦，要打倒啦！”
文英止不住插嘴道：“她怎么想到要给你家念呢？”
“她找我打听啰，问我晓不晓得是什么人把这种东西弄到厂里来的！”姨妈说着，瘦削而多皱纹的脸上，浮起了一个轻蔑的微笑，“她把我当她一伙看啰。她们以为这个老家伙，不会么样。我就装傻，我说：‘这帝国主义么，打倒一下也不为错，跟我们厂没什么关系呀！’她说：‘你老糊涂啦，他们并不光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他们还要打倒资本家，打倒工头！’后来，她又哄我说：‘他们也要打倒工人呢！’我说：‘打倒工人？我可不能依。工人又没过好日子，还要打倒！好，等我查出散传单的人来了，一定告诉你。’你瞧，这些鬼东西，真会造谣挑拨！你们晚上开会的时候，就把这个死婆娘的话，替我告诉小胖啵。”姨妈叮嘱说。
吃完饭，文英知道要洗澡是来不及了，只打了盆水到里屋去赶忙擦了擦身子，换掉汗了一天的衣衫，急忙去赶晚上的小组会。
“莫搞得太晚了！外头风声紧哩！”临出门时，姨妈追上来低声说。
等文英走远了，她还站在门口对着文英的背影想道：“世道是变了啊！这丫头，刚来的时候，走路都轻轻的，怕踩死了蚂蚁子。一天不是眼泪淋淋，就是唉声叹气。如今，可大胆搞这些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