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本”与革命

一个偏于左派思想的青年，最近给我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告诉我他的处世态度。他说：“我对于同学，有许多不交言的；对于教职员，是没有一个能与之妥协的。同学们有一个对我说敷衍话的，我就以后再也不同他谈话。因为我不管什么时候，不同人谈话则已；一同人谈话，句句都是诚意的；一听人家对我说非诚意的话，我总觉得是‘亏本’——以诚换了非诚。所以我宁孤陋自守，不愿多与人接谈。”

在这位不愿“亏本”的青年，大概以为他自己是一个纯洁而与世奋斗的人；以纯洁之身与世奋斗，就不可不取一种无妥协的革命态度。他以为他的革命事业——他的纯洁的人格，他的革命的天性——非这样便无从表现——而为他所痛恶的这种恶社会，也就不会有变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无识的、独断的愚想。我知道现在有许多好的青年，许多生来便总有一种革命性的青年，大都不免被这个“主观的自尊逻辑”所迷惑着。自然，一个人处世接物是不应该没有一个“自我”的立脚定点，而去与世浮沉的。自然，我们无论对人对己是不可稍流于敷衍的虚伪生活的。但要知道这种态度，却有一个一定的用处——一定的范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和我们自己所抱的主义上，我们是不应当轻易地舍己从人。我们在保全我们自己的统一而光明的人格上，我们是不应当稍事敷衍。然这并不是说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无论对于一件什么事，无论对于一个什么人，必如此一一地用了这种态度去生活。倘若必须对于事事人人无论轻重大小都要如此，则我们自己岂不变成了一个为自己的锁链所束缚的囚犯？那岂不比泥塑的偶像，还要呆板些？那么，我们将见没有一步路可走，一句话可说了——因为在现在这种社会，是在任何时间空间里也难找到那纯然“诚意”而也一点不“亏本”的交接的。

只要我们的“大节”不变——我们的根本的哲学的体系，我们的“主义”与人生观不变，稍微差不多的小事，是可以“出”“入”的。我们只要以我们的主义和人生观为定点，不使之稍有移动，则以此为中心而向着四面去画弧的活动，是可以随局势境况而变更其手法的。孔子曾见了南子，但只要孔子没有犯色情狂的罪，与孔子的人格并不生关系。我自己不吃纸烟，但我与吃纸烟的人谈话，并不能就算是犯了什么罪。

况且，我们在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只做个独善其身的乡愿 便可以算事的。我们是要“兼善天下”地去改造社会。吃纸烟的人——过敷衍的虚伪生活的人，说非诚意的话的人，已经算是一个要我们去改造他的“社会问题”了！我们连这一个起码的社会问题，都不能设法使之解决，而只能以“宁孤陋”的态度敬而远之，则我们还配说什么改造、革命？我们对于社会的伦理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远避吃纸烟的人的问题，乃是怎么样才能使他不吃烟。革命的事业，在他的本质上便是一种“亏本”的交易——他的意义除了牺牲，还有什么？

我们方且要入地狱去从井救人，奈何对于同学们几句非诚意的谈话之“亏本”生意都不愿做？这样，我们还能出了学校，去干革命的伟大牺牲吗？勇敢的革命家，是不怕现实之丑恶而去回避的；他要从丑恶的现实之中一直通过，把丑恶拿来美化。真正的圣人，并不是要他能够守住“非礼勿动”的死格言，不去见南子，是贵他能见了那样一个绝色的南子而他还是他——一点没有堕落，并且还把南子变作了和自己一样的同志！

还有一义，便是“责善只能对于自己”，不可以已所“善”者责之天下人——但必须以己所善者去劝诱天下人。革命的另一根本含义，便是如此。倘若天下人都能如你一样，都能像你纯洁而诚实，则天下又何须改革？

青年们！革命原是一种传教的事业。在我们自身还未为革命而死去的前一分钟，我们还走在一个纯粹“亏本”的过程里；死了，然后我们的宏愿——亏本的意义才算完满。你若不愿做个革命的志士便罢！你要有所从事于革命，则你应当时时对于社会去找“亏”吃——这便是说你应当以你的全部身心贡献于那亏本的工作中去。至于和同学们谈话，从“亏本”中收得我们的教徒，扩展我们的革命成功之途径，那不过是一个全“亏本”过程的开始而已！

（载《中国青年》第32期，署名：楚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