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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就看出他来了。而且，我早已经耳闻，他考上了大学。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不信呢。可是，没有想到，今天竟这样巧，居然险些和他打个照面。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他章明明是考上了大学。生活，有时候真是太残酷了，竟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配着人的命运。他考上了大学，我却在扫马路！这真象绘画中冷暖色调的对比，摄影中黑白显影的反差；象北大荒七星河北岸那丰收的田野和南岸那撂荒的荒地……
亏了他没有认出我来。亏了我没有见他，及时拐了弯。我有什么脸面呢？见了他，又能讲些什么呢？忏悔？内疚？掉几滴后悔的眼泪？算了！现在，他不需要！我也不必要！既然生活无情地惩罚了我，这一杯苦酒就让我自己默默地吞尽吧！
晚上，我跑到我们环卫局清洁队旁边的一家小酒铺，要了二两二锅头，两毛钱粉肠，两毛钱花生仁，独斟独饮起来。这是一家窄小的酒铺，酒和菜都是粗劣的，酒盅黑乎乎，象上了一层黑釉。现在，我居然潦倒成了孔乙己！想想，一种酸溜溜的凄楚感觉拱出心头，涌上鼻尖。当初，在北大荒，自己好孬是七星河农场的一个副场长哩，大小宴会吃过多少？就是到一个普通的生产连队，条件再艰苦，吃的也决不会象眼下这般寒酸呀！我就是在那一次次频频交杯中学会了喝酒，增大了酒量。现在，我自己怎么居然能坐在这拥挤、肮脏的小酒馆里呢？周围散发着蹬三轮平板的、扛大个儿的工人们的汗腥味儿，和两毛多钱一盒劣等烟草的燎人味儿……咳！还说什么呢？自己不是和他们一样吗？扫马路的……
“小伙子，怎么一个人喝呀？”
一个醉鬼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坐在了我的身边。一只手纹里嵌满煤黑的大手握着一瓶衡水老白干，也不管我乐意不乐意，就往我的酒杯里倒酒。咕咕咕，倒满了，他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一个人！准是和我一个样，又遇着不顺心的事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事……”
他知道我的心事？我的心事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见到了章明明，我一下象受了惊的小马驹，烦恼和苦楚竟象云彩一样，久久也散不去呢？他知道？他知道个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推开了酒杯。
“别客气，喝吧！喝吧！一醉解千愁……”他把杯子又推了过来，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冲着我，然后自己仰脖咕咚咚一杯灌进肚。
喝！喝！借酒浇愁吧……
这一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怎么也睡不着。章明明的影子怎么推也推不开……
章明明和茅淑桂早就相爱了，我又不是不知道。茅淑桂藏在火车上的厕所偷偷来到北大荒，一半就是为了他章明明呀！我为什么要伤害他们，伤害他们刚刚发展起来的娇嫩的爱情？年轻，并不是一个占便宜的名词。如果，人一出生，过了童年、少年，一下子就蹦到成年该多好。那样，也许我会成熟些，避免了青年时代的许多苦恼和错误！
那一年，开发七星河南岸那片荒原，我、章明明、茅淑桂都去了。我被任命为青年开荒突击队的队长。一面呼啦啦的大红旗，我扛着它，站在了队伍的最前头。
“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
“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
出发那一天的誓师大会上，我走上台，对着麦克风，当着全农场近万名职工、知青，发了言，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们每个人的胸脯上挂着一朵大红花，浩浩荡荡出发了。前面是十几台“东方红54”带路，后面是几台“斯大林100”拉着雪白雪白的白桦木爬犁，最前面是那面红旗在猎猎翻卷……一队长龙驰过七星河上新修的水泥桥的时候，那雄壮豪放的气派，真有些象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呢！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年轻！
两年以后，荒地开发出来了。第一批大豆种子播下去，我、章明明和茅淑桂天天要跑到地头去看，怎么还不发芽呢？等不及了，就用手扒开土，看看里面的种子咧嘴没有……终于，绿茸茸的小芽拱出地面……
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老场长到我们开荒队视察来了。开荒地头，马达隆隆响着，一台拖拉机趴窝不动，老场长对我顿时发起脾气：“这是谁开的车？怎么不动了？”
我没敢说话。那是章明明和茅淑桂的车。他们自己要求到一个车组的。我担心他们会忍耐不住，干出些什么丢人的事。
“走，过去看看！”场长对我说道。
我们走近拖拉机的时候，章明明和茅淑桂还没有发现呢。他们正在驾驶楼里接吻呢。
天呀！这还了得！那时候，这个“吻”字，连说都不能说出口呀，岂能够干出来！这无疑于跟“资产阶级”同义语。这是和我们来时“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的誓言背道而驰的。搞对象和结婚，其实还有远远一段距离呢。可是，那时，我们完全混淆了这两个词的界限。
当我和场长出现在驾驶楼前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尴尬的场面呀！
更让场长生气的是，当章明明和茅淑桂从驾驶楼里仓惶地跳下地时，把座位上一个大卷心菜带了下来，正好砸在场长的脚面上。
“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场长生气地一踢卷心菜，卷心菜咕噜咕噜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啪”地裂开两瓣，从菜心里滚出一个通红通红的国光苹果。卷心菜中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用刀横劈了一条缝。
“你们变的什么戏法？”
场长更气了，睁大一双奇怪的眼睛。
他俩垂着头，一言不发，脸涨得通红，象眼前的苹果。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象两只被暴雨淋得浑身精湿的小鸟。
只有我最清楚这卷心菜里的苹果是怎么回事。这还是我发明出来的一种保存苹果的方法呢。
那是刚到北大荒那年的春节前夕。我和章明明往佳木斯送粮，买了点苹果放在书包里，准备回来好好聚会一下，庆祝我们到边疆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的豆油有的是。茅淑桂的拔丝苹果是拿手好戏哩。四周是冬天一片皑皑的冰雪，在宴席的桌上，摆上几个红彤彤的苹果，该是多么喜兴呀！坐在汽车上颠簸了一天的工夫，回到家，打开书包一看，苹果全冻烂了。气得我们这通骂！
第二年秋天，苹果刚刚下树，正是卷心菜长叶包心的时候。我想出了这个办法，把苹果放进菜心里。等卷心菜用一层层菜叶把苹果包起来，隔绝了空气，等于一个绿色的小仓库呢。一直放到冬天，就是到了第二年开春，切开卷心菜，那里面藏着的苹果照样红润润、水灵灵！
我把这个绝妙的方法告诉给章明明的时候，高兴得他一拍我的肩膀：“有你的！你的脑瓜就是比我的好使！”
我们俩切开几个卷心菜，掏出菜心里的苹果，美滋滋地嚼着的时候，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甜味。似乎比北京城所有水果商店卖的苹果都要甜。
这以后的年年春节，我们保存的苹果不仅出现在我们聚会的宴席上，而且，不胫而走。这个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一下子象风一样在整个农场吹遍了。许多队的宴席上都出现了苹果。连我们的老场长也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不少苹果呢。开会时，他特意把我叫到他身边，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小伙子是块好材料！”我在老场长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好印象，就是通过卷心菜藏苹果哩。
现在，卷心菜里的苹果成了爱情的桥梁。
在场长的眼睛里，它成了罪恶的象征。
“给我开他们俩人的批判会！”
场长临离开荒队的时候，这样严厉地吩咐着我。这无异于一道命令。
场部为此专发了一个通报，要在全场开展一场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的运动。并且把我专门叫到场部，场长又一次对我讲着这次运动的重要意义：“就从章明明和茅淑桂的事情抓起。不要小瞧这事，它直接影响我们建设边疆的事业！你提的响亮口号：‘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要坚持！我听说了，原先你和章明明关系不错，要不讲情面。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
是啊！又是一次考验！人的一生该有多少次考验呀！
我回开荒队了。主持开展了这次“夺人夺魂”的运动。连人带魂一起夺，多么惊心动魄呀！第一炮，在全队大会上点名批判了章明明和茅淑桂，并责成他们俩人写出书面检查。当他们俩人把检查交给我的时候，茅淑桂垂着头，恨不得象鸵鸟把头埋在地里。章明明望望我，想说什么，只是蠕动了一下嘴唇，没有说出来。我感到他的目光是火辣辣的。第一次，我感到那目光陌生了。
“这是组织上对你们思想上的一次挽救。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立下过的誓言，‘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我们来北大荒是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不是为了搞对象的！个人的感情是脆弱的，和我们伟大的事业相比，是渺小的。卓娅说过：‘为个人活着，是渺小的。为家庭活着，是动物的自私。’我们都要警惕资产阶级个人感情的侵袭。今晚，全队开批判会，你们要正确对待。”
我这样对他们说了一长串话。我觉得我完全是出于一片真心。当时，我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谁也不讲话。
沉默半天，章明明突然问我：“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帮助。……”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扭头一摔门走了。“砰”，门框直晃，响声久久没有散去。茅淑桂望着我，没讲话，垂下头，悄悄地走出了门，轻得象一片云。
这天晚上，开批判会时，全队的人员都到齐了，唯独他们俩人哪里也找不到了。
我到章明明的宿舍查看时，只见他的箱子翻得乱七八糟，床也掀得一塌糊涂，地上零乱地堆放着废纸、脏衣服和一双破烂的大头鞋，墙角堆着几棵圆鼓鼓的大头菜。我知道，那里面包藏着一只只红苹果。那是去年秋天，卷心菜长叶时，我们俩人一起把苹果包在里面的……
他们俩人逃走了。
能逃到哪儿去呢？是的，是我领着全队人马，开着几台拖拉机追他们去了。车灯象探照灯在荒原上肆无忌惮地横扫，隆隆的马达声象响着雷鸣电吼，整个七星河南岸闹得人仰马翻。藏在河边草丛中的野鸭、灰鹤扑棱棱地拍着翅膀，惶惶地飞在河的上空，凄凉地叫着……
也许，一切做得太过分了。可是，当时，我完全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的战斗呀！是的，我是把它当做一场仗来打的。战斗！这是多么神圣而严肃的字眼。
那一次，我们几台拖拉机废了多少柴油？出动的人马又消耗了多少时间？不是为了开荒，不是为了播种，更不是为了收获！追到七星河的桥头，当章明明和茅淑桂一身泥巴，瑟缩地站在强烈的拖拉机灯光的光柱中，我想到这些了吗？没有。我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象在战场上捉到了两个逃兵。
这无形中加重了章明明和茅淑桂的过错。他们分别被记了一次大过，从青年开荒突击队中被清除了出去，发配进完达山伐木。其实，如果是一般进山伐木，也是一件好事。可惜，他们是随农场的五类分子以及几个生活腐化堕落的坏分子一起进山的。
章明明提着行李从宿舍里出来，准备走向进山的爬犁时，突然拐了一个弯，朝我的办公室走来。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思想上批评要严，但他如果真能认识自己的过错，组织上处理可以从宽，我还可以向场部进一步反映。当时，我希望他能这样。
他走到我的面前，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片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高中我入团时，我们俩人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合影。我们来北大荒时，每人都把这象征着友谊的照片带来了。我不知道此刻他拿出来要干什么？
“嚓”！“嚓”！他把照片撕成碎片，扔在我的脚下。什么话也没说，扭头走向爬犁。
爬犁贴着地面飞走了。照片的碎片被一阵风吹起来，飞旋着，很快就吹得无影无踪……
“夺人夺魂”的运动结束了。我在这次运动中入了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我被调到场部当了政治部副主任。
当然，章明明一定这样认为，我是踩着他的肩膀，当上官的。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能当上政治部的副主任。我完全是为了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是为了革命，为了建设北大荒呀！愿望是真诚的、善良的，可是行动却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呀！过去的学校教育给我的是单线条的思想，是用水彩涂抹成的理想画面，是连接两点间的直线距离最短的定理。许多事情，只有当回过头看时，才会看清楚。看清楚我们自己走的脚印，看清楚我们走的并不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的直线，而是走了多么曲折的路线。当时，谁能看清楚？也许，有人看清楚了。我没有。我自以为看清楚了，其实，我看见的不过是一幅狂热的印象派画面。以为是在挽救他们，实际是伤害了他们呀……
第二天早晨，我找到清洁队那位扫了二十多年马路的老队长：“我想换地段扫。”
“为什么？”老队长正吃早点，白乎乎的豆浆粘在黑森森的胡子茬上。
为什么？我怎么回答呢？说我见到了章明明？说我没有脸面再见到他，想避开他？尤其是不愿意在他上学的学院墙外的那条街上，我穿着工作服，拿着扫帚扫地，他戴着校徽，捧着书本出校门时，双方以这种不同的装束和姿态见面？……
老队长哪里理解我的心情？他没下过乡。他没到过北大荒。他没有我们那狂热的旋风般的青年时代。
“不行！清扫地段分好了，都要换，还不乱了套？”他说得很坚决。碗里的豆浆喝光了。没有一点儿余地。
“那么……我能不能换一下，上……夜班？”
“那可以考虑。”老队长哈哈笑起来，“我理解你的心思。三十好几了，大白天扫马路，怕见熟人，尤其是怕见对象……”
当天晚上，我改上夜班，负责倒学院前面几条胡同的垃圾。学院的墙外面就有两个绿色的垃圾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