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幼年奠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结果，也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一环。1921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虽处于幼年时期，已彰显出初心和使命，树立起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积极投身工农运动，确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规范，为开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主义譬如一面旗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深刻洞察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揭示出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的光明前景和固有规律，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处于迷惘之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正如当年毛泽东分别给向警予、罗章龙的信中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古代文明，但历史步入近代，中国落伍了。1840年，一个民族记忆深刻的屈辱年份，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加上封建统治的日益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根据相关研究，17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到世界的32%，几乎是英、法、德、俄、意欧洲五国总量之和的两倍。到19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6%，而欧洲五国占到了54.5%。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大门被打开，到1911年清朝统治瓦解，列强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签订了1145个不平等条约，侵占了约174万平方公里（占当时中国国土面积的16%，相当于七个英国的面积）的中国领土，清政府赔款高达13亿两白银。

为改变中华民族受奴役、受压榨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改变不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中国许多先进分子的思想闸门，催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据有关考证，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是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登载的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翻译的《大同书》文章，他翻译的马克思中文译名，与我们今天使用的三个字一模一样。中国人见到马克思的画像是在八年之后的1907年，当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人物画册《世界名人六十人》，里面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形象画像。

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当属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翻开今天的北京市区地图，故宫东北边有一条五四大街，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红砖建造的西式建筑，被人们称为“北大红楼”。自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迁至红楼，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北大红楼就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青年时期就立志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奋斗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在北大红楼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雄文，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在中国提倡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随着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阵地，刊登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在《新青年》上分两期发表的。

毛泽东在1949年曾经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这种社会条件，第一，主要是一大批中国的先进分子正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第二，主要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没有改变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命运，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却催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而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得到发展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达到200万人左右，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中国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各类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群体，其总量达到4000万人。他们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很多同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是最革命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二）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基础上，为人类描绘的理想社会，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中国，融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重要日程。今天我们把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实际上建党活动和建党工作早在这之前一年多就开始了。

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就与之共同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关于党的名称，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还起草了共有10条内容的党的纲领，到11月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分为三个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明确宣告自己崇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随后，董必武等在武汉，毛泽东等在长沙，王尽美等在济南，还有在旅日、旅法华人中，也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几次交谈后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里召开。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自党的一大树立起实现共产主义的旗帜后，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再次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党的二大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20世纪初的中国苦难深重，帝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人民在列强铁蹄下呻吟。国内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频繁争斗以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党的二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认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二大明确提出了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党的一大纲领和党的二大《宣言》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彰显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魂、固党之本。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成立仅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确定了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一个重要起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所产生的巨大威力。

党的二大还制定了党的第一部章程，对入党条件、党的组织制度、纪律等制定了具体规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完成了创建工作。党以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姿态，投入到实际的革命斗争洪流中。

（三）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一个纲领就是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的政党，它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理论武装下，为寻求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指明的方向，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规律，反映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几万万中国人民迫切愿望。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深重灾难中，在众多仁人志士探索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探求改造中国方案的忧虑迷惘中，举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这个理想和纲领如明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初心和使命如火炬，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著名诗人流沙河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光；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夏明翰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留下遗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更多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奋起，擦干身上的血迹，举起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旗；长征路上，面对重重险阻，工农红军“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克服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勇往直前；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引领无数共产党人克尽艰难、奋勇前进。

二、“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成立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武装以唤醒民众，成为党成立之后的重要任务。建党前后的共产党人在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和理论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号召中国工人和贫农、中国全体被压迫民众“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

（一）思想上下求索

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就在北大红楼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写下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陈独秀也在1920年5月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海内外一批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全译本于1920年8月问世。当时翻译《共产党宣言》须绝对保密，年轻的陈望道就来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自己的老家，在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中，用屋中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既是床铺，又是书桌，白天靠着窗口透进的亮光，晚上封闭窗口点上煤油灯，夜以继日地翻译。人们熟知的陈望道蘸着墨汁吃粽子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生动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思想求索，对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如饥似渴、多么神往入迷！

此外，还有留学日本的李达，1919年秋到1920年夏，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并在《民国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他们都堪称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

党的一大召开后，组成的中央局由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于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我们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出版。在一年多时间里，该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众多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者在反复比较中，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献身于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

毛泽东多次称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对父亲说过“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毛泽东，1918年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斯诺访谈时，深情说到“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在北京“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说到的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1949年3月25日率中央机关即将抵达北平，又不胜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从小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志向的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读到《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许多书籍，191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发起成立了觉悟社。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道路，他自己说，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立下庄严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两个月，有一群年轻人从上海乘船起航，开始了向莫斯科的漫长旅程，其中就有22岁的刘少奇。刘少奇1920年冬在长沙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转为共产党员。多年后他与侄女说到当年入党的情景：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曾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已经是滇军名将的朱德，自阅读了《新青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后，为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产生了寻找共产党的愿望。他毅然放弃高官厚禄，1922年逃出云南，从云南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一路寻找，终于见到了陈独秀，因是旧军队的将领而使入党的愿望没有实现。此时已36岁的朱德又远涉重洋，前往欧洲，找到了周恩来，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大批革命者经过上下求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

（二）理论宣传的扩大

“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唤起民众作为突出任务，1922年农历正月初一，上海党组织发动党团员100多人走上街头沿途散发年帖六万张，当年的租界巡捕房发出这样的惊呼。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党刊是《共产党》月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选定11月7日创刊，这天正是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和军阀、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功日，也是今天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该刊由李达主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宣传刊物还有《向导》《劳动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向导》是1922年9月党的二大闭幕不久党创办的政治机关报，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任主编。《向导》一创刊就集中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析形势、评论时政，同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陈独秀在《向导》发表了270多篇文章，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

《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20日创办的机关刊物，张国焘、李震瀛、李启汉先后任主编，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刊物。《劳动周刊》到1922年6月停刊只出版了41期，但在工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工人们称《劳动周刊》是指路的明灯，党刊《共产党》称赞《劳动周刊》“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1922年1月15日创办的机关刊物，施存统、蔡和森先后担任主编，着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状况，译载少年共产国际和各国青年运动的材料，反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情况。《中国青年》也是青年团中央于1923年10月创办的，这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一份青年刊物，创办之初恽代英、萧楚女先后任主编。从1923年10月至1927年10月《中国青年》出刊170期，以无惧无畏的战斗激情启迪青年心智，召唤无数青年为实现党的纲领去奋斗。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为适应加强理论宣传和理论武装工作的需要，1924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部，罗章龙为第一任部长（党的一大、二大分别选举李达、蔡和森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党的四大为适应从数量和质量上建党的需要，提出要加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明确宣传部的任务是：规定党员的教育计划，规定对外宣传大纲和有关的计划；督促各地方设立学校或星期学校，培养一般能担负实际的和指导工作的人才；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随时给予监督和指导，使之日趋完善；编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的书籍，并督促和指导各地广泛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

我们党通过举办党校加强理论武装和理论宣传，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创办了安源党校、北京党校，刘少奇、萧劲光等曾在安源党校授过课。1925年10月召开的四届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开办两类党校，加强对党员教育和训练。一类是地方委员会之下的普通党校，主要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类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主要是训练政治素质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各地纷纷举办党校加强党员的理论武装，如大革命时期江苏境内就有江浙区委党校等。

（三）理论建设的起步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同时，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理论建设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分析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明确指出“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党的二大提出的纲领既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行动方针，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与此同时，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还纷纷撰文，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党的二大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党的四大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毛泽东1925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正确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同盟军问题，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第二，提出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马克思、恩格斯是统一战线理论的奠基人，他们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起，就强调无产阶级实现内部团结和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列宁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概念，并提出了获得最广泛同盟者的策略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和合作的思想。党的三大基于实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虽然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但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迅速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建立联合战线，也使中国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成功实践。

一个政党，有了先进的理论指导才能称其为先进。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久旱逢甘霖，以如饥似渴的态度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一些成果。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理论建设，迅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唤起更多有志之士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这也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源头。

三、“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党为了把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创立时就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中就包含了组织方面的内容。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的第一部党章，就单设“组织”一章，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内部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一）奠定组织规范

对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章的制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源头来自于1847年6月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为之起草了纲领，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同盟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示在开头最醒目的位置，并为“联合起来”制定了严密的组织规范。同盟《章程》第一次构建起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体系。我们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体参照了同盟《章程》的规定，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党章修改作出进一步完善，都对党的基本组织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领导机构方面，党的一大召开时因为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临时领导机构。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机关。

党的三大在完善党的领导机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努力，制定了党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法，即《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背景是由于当时的党处于秘密状态，党的二大选举的五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人员分散在各地，难以有效地经常研究工作、实施领导。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开会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同时对中央领导机构的职权、运行机制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中央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

党的五大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委员会，并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构建起延续至今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框架。党的五大选举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等八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等三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组织体系方面，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组织、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30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党的二大党章规定一个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一个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

党的五大鉴于党员日益增多、党组织迅速扩大的状况，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全国、省、市或县、区、生产单位党的组织系统，并对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建立和工作运行机制作出了规定。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二大第一部党章就明确党小组为党的最基层组织，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各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 小组隶属地方支部，二大召开时，我们党已建有安源煤矿支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长辛店机车厂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徐州支部、铜山支部等地方基层组织。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是四大党章。四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三人组织干事会，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特别强调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要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党的四大还提出要建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

“一切工作归支部”，是四大后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首次提出的，成为我们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最响亮的口号沿用至今。1926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议决案》，专门论述了“支部的意义与工作方法”，强调“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种工作”。

党的五大党章进一步明确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强调“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任务是：(1)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2)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3)吸收新的党员；(4)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工作；(5)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6)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

（二）加快组织发展

建党初期，党的组织建设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对发展党员作出更严格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并报告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的候补期，候补期时间劳动者为三个月、非劳动者为六个月。

我们党一成立，就把发展组织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五区在1921年内，至迟于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前，都应发展到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规定成立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到1922年6月底，上海、湖南、广东、北京、武汉等地先后成立了中共地方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到党的二大时，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到1923年6月，党在广州召开三大时，全国党员发展到420人。

党的三大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为党的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全国党员发展至994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党的四大专门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随着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其他成分为11.4%。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健全组织的同时，还着力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就规定：“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 四大明确党的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后，党章规定：“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 这些关于党的组织生活的要求影响深远，成为今天包括“三会一课”在内的党的组织生活基本规范的重要源头。

（三）确立组织原则

最早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的是五大通过的党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纲领中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为同盟设计的组织原则方面强调：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依据多数人意见可以罢免，仅就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马、恩虽然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真正实现了组织上的民主，才能造成一种自觉的、自上而下的、具有巨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集中统一。列宁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科学概念的领袖，1905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改组》决议案，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中明确指出：“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 1920年7月，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尽管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陈独秀在原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讨论的一份文件中曾提出党应该实行民主集权制。一大通过的党纲也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而所谓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体现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组织形式。

五大党章第一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同时提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

虽然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还不够成熟，党内还缺乏正常的民主和集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现象还是存在，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写进党章，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这对于维护我们党的集中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政党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活动分子为实现某种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 列宁还讲：“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将俄国翻转过来。” 布尔什维克党把俄国翻转过来，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也将中国翻转过来，使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实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中一个巨大的秘密武器，就是组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既要靠科学理论的指导，也要靠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确立了严格的组织规范，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这对于形成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多少共产党人接到“组织决定”，就义无反顾；听到“组织命令”，就赴汤蹈火；“我是组织的人”，就感到特别温暖。正是有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规范，我们党步调一致，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

四、“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必须动员起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之奋斗。我们党成立之初的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但非常可贵的是，出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懂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就宣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的二大首次提出了“到群众中去”、建设“群众党”的任务，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党的三大指出：要“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三大通过的《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注重深入到工人、农民、青年之中，进行宣传和发动，迅速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态势，也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很多党员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中促进了世界观的进一步转变。

（一）促进工人罢工斗争风起云涌

党成立后，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书记部主任，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陈独秀于1921年9月来到上海，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就研究了工人运动问题。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工人罢工从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主要为争自由、争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表明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觉悟迅速提高，组织程度明显加强。

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在共产党人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罢工坚持了56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

1922年9月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提出了保障工人政治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等17项条件。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都曾到安源路矿作过调查或开展工作。李立三到工人中去进行思想启发：“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就是我们工人，工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由于部署周密和工人的英勇斗争，罢工三天就取得了胜利，路矿当局被迫承认了工人所提的大部分条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员由罢工前的700人迅速发展到一万多人。

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在长达一千多公里的京汉铁路上，三万多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但这次罢工遭到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共产党人林祥谦、施洋等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

1925年5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员林伟民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干事，刘少奇、邓培当选为副委员长，并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爆发的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也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党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随后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政治大罢工，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二）唤醒农民大众

党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很早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最早的党刊《共产党》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指出：“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要求革命者“要设法到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

党的一大结束不久，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回到家乡浙江萧山衙前村，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创建了衙前农民协会，并通过了协会宣言和章程，这是我党领导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带动了周边绍兴、曹娥等县几十个村庄建立了80个农民协会，把农民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被誉为“农运大王”的早期革命家彭湃发动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彭湃主张：“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1922年6月，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赤山约，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获得了农民群众的高度信任。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到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虽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遭受挫折，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播下了火种。

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人还相继主持了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连续举办六期，为全国20多个省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

毛泽东早就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他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深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深入到农民之中，考察农民运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赞颂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称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报告》先后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汉江《国民日报》、《战士》和《湖南农民》上部分发表，1927年4月瞿秋白又以《湖南农民革命》书名出单行本，并为之写了序言，盛赞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篇替农民说话的好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几十年后，毛泽东称赞：“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三）推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

党从成立起就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大会选择在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等六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当选为书记。

我们党的二大、四大都通过了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党的五大党章第一次设立专章规定了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包括各级青年团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各级党部应派代表出席青年团的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派委员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各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应为当地党的委员会委员等，这保证了青年团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为党的得力助手。许多青年在党、团组织引导下，积极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罢工、农运、北伐，青年都是生力军。

我们党很早就把争取妇女解放作为反封建的一项主要内容，并把开展妇女运动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22年党就专门设立了妇女部，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案》，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党的四大《关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提出“妇女运动中最适合的口号”，包括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女子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保护母性等，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运动迅速发展，广大妇女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同时争取全人类解放的觉悟日益提高，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也谈道：“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革命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毛泽东早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到火热的工农革命运动之中，推动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浪潮。同时，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党的队伍得到发展和壮大，全体党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特别是很多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出身的党员，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得到锻炼和考验，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很大变化，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

五、“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探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就首次提出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的概念。信中说：“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一）确立纪律规范

党自成立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范，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一个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特别是我们党成立时还处于秘密状态，一大党纲规定“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后来党虽然以公开状态开展活动，但保守党的秘密仍写进了历次党章，并作为入党誓词的重要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党的二大明确主张党内实行“铁的纪律”，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并规定了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七条原则，第一条就是“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安那其，即安那其主义，通称无政府主义）。党的二大《决议案》还响亮提出：

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主义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

最可贵的是，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就专门设“纪律”一章，纪律规范可以说是伴随着党的诞生就相当严密。二大党章规定了九条具体纪律，包括：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决，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倘与党的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等等。

党的五大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条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领导，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

（二）严格纪律执行

幼年时期的党在明确纪律规范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实际工作中的纪律执行。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就规定了违反党的纪律“必须开除之”的六种情况，包括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和各执行委员会议决案；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之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露本党机密。

党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贯穿了党历史上最早的反腐实践，工人俱乐部建章立制，清理账目，整顿作风，反对侵占集体经济利益，还设立了党历史上最早的审计机构。

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由陈独秀签发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除贪污腐败分子》，这是我们党第一个反腐败的文件。1927年五大党章还规定了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的处罚方式：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党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三）党的第一个监察委员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是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我们党为加强党内监督设立的专门机构。

早在1920年，列宁就提出了加强党内监督建立监察委员会的主张。1921年俄共（布）十大选举产生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五大通过的党章的突出亮点，就是专设一章，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职责权限范围及工作运行机制作了详细的规定。党章提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党的组织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和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和省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及开展工作，五大党章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之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这些都奠定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工作的雏形。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组成，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当选为副主席，许白昊等人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杨培森等人当选为候补委员。五大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工作重点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等。

由于大革命失败和形势的急剧恶化，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没有能十分有效地开展工作，但开创了我们党纪律检查工作的先河。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绝对保持党的纪律特别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建党原则。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纪律……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团结和党的事业步调一致的重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加强纪律建设，特别是注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保证了“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保证了无论何时何地每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每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这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高度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就谈道：“我们党从最初组织起……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在这方面，我们是走了直路。”

百年征程，始于足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胡乔木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以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为指导，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彰显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很快就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强大力量。

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幼年时期，党的建设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年轻的党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传播不久，还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在从事工农运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的时间培养干部，还缺乏各个层次的领导骨干，斗争中还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但鉴于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和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复杂，还没有能力独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建党之初虽然十分注重发展党的组织，但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党的队伍发展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未能在各个层次各个基层单位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虽然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还没有健全，党内家长制作风明显存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尽管如此，幼年时期的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方面确立的一些重要规范，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幼年时期的发展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1920年春，联共（布）远东局就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指导和帮助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全程参加了筹备一大的工作，直接帮助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二大专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极大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加上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维经斯基后来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给中国革命包括党的建设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从1921年到1927年，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六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有近6万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特别是经受大革命的锻炼，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蒋介石背叛革命，党内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的步伐并没有停止。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和异常艰险的革命斗争，如何锻造一个能团结人民走向胜利的革命党，这一问题更加严峻、更加紧迫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