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非遗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极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行为并对当前非遗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提出挑战。对于后疫情时代的非遗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不能仅围绕疫情本身进行,而要结合非遗与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其面对疫情危机做出的反应来共同考虑。本文认为,后疫情时代要继续发扬民俗思想坚持防疫,使我们的社会更健康,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要把握好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常态,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能力和商务能力,巩固疫情时期的开拓性成果,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文化水准。群众性民俗活动要逐步恢复,逐渐过渡到线下和线上相结合举办的状态,尽可能地减少疫情给文化传承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防疫 传承保护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带来了重大影响,其影响已经深入波及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至今仍未结束。目前,许多国家的疫情还很严重,有的国家甚至出现反弹。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它不仅改变着国人的生活轨迹、思想状态,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病毒特性来看,由于它的高传染性、高变异性和高隐蔽性,以及至今依然未找到明确的特效治疗药物,都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到底能够流行多久,成为一个科学上的变数。无论疫情过去与否,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启示也都将是长期的。疫情带来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作用于非遗与民俗相关行业,后疫情时代将是一种新的境遇,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我们为什么要提“后疫情时代”?所谓后疫情时代,顾名思义是指“疫情过后”的阶段,在本文中即是指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情防控从突击式向常态化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回归正常状态的阶段。后疫情时代不是疫情时代的终结,而是对疫情的一种更为深刻的反思,也就是关注疫情对我们和我们所处时代带来的影响。由于疫情在各国的暴发时间和蔓延程度不同,各国采取的防控举措和得到的效果也不一样,因此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后疫情时代的起始时间节点也不尽相同。在我国,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2020 年 4 月 29日以后,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我们可以此为时间节点,把此后的时间看作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过于猛烈,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疫情时代必然会与疫情暴发之前存在一些不同。那么,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浮出水面:疫情给非遗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了哪些影响?疫情之后的非遗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长期思考。
一、后疫情时代要继续发扬民俗思想坚持防疫
在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防疫,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冠病毒之前,防疫作为主题依旧很重要。中国古代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就讲:“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黄帝内经·素问》)我们现在也是在坚持这个原则,比如我们一直在做的群防群治,就是在坚持严格地防疫,防止疫情扩大,防患于未然,但美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中美两国这两种不同的应对疫情的防疫措施,实际上体现的是东西方两种医疗民俗思想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医疗文化传统里强调的是有病治病,而中医自古以来在医疗文化实际上一直都很重视治未病,即没有生病之前的预防,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抗击疫情胜利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中国在前一段时间防疫的胜利,表面上看是现代医疗科技的胜利,往深层看实际是我们民俗思想的胜利。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抗疫历程中,中国传统的医疗民俗思想一方面体现在我们一直强调的以防为主上,比如中国各级政府组织做的群防群控工作、各地疾控中心力争跑在病毒前面的流调工作,这都是我们中国古代医书上讲的“不治已病,治未病”思想的实践;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医疗民俗思想也体现在默默无闻、废寝忘食地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所有医护人员身上,他们承受着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在生与死的较量中,用济世仁心、回春妙手筑成了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医家一直在讲的“救死扶伤”在当代具体的实践。这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两个主要原因,这些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中一直提倡的民本思想,也就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就强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政府的政策就完全不同,他们一直提倡的是“集体免疫”“经济复苏更重要”的理念,行动上则是不断“甩锅”,所以他们在抗疫方面就不甚理想。当然,面对疫情这个全人类的敌人,不能单纯地讲输赢,但是西方政府执行的这种抗疫策略,毫无疑问已经给他们的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了非常惨重的负面影响。中国能够快速地将疫情基本控制住,在后疫情时代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无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有助于疫情防控,且是完全符合民众心声的。这得益于我们有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持,有我们的医疗民俗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的支持。
总之,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还是坚持防疫,尤其到了冬春呼吸道疾病高发期间,防疫要立足于全民参与防疫、群防群控的土壤,依靠全民的力量,保持全体公民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全。反之,若一旦松懈,现阶段取得的成绩就可能会付之东流,所以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防疫。
二、后疫情时代的非遗传承要把握好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常态
在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结合成为生活新常态。为了防止病毒传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被切断,我们越来越多的交流活动和非遗保护工作都开始转到线上进行,特别是非遗经济类的活动,如很多非遗经济类的店铺都开始从线下的售卖转变成线上的销售。文化教育的传承是不能中断的,在基于防疫的前提下,我们的文化、教育、学术交流也更多的是在线上,所以未来线上活动交流势必会大幅度增加,最后必然会形成线下和线上结合的一种新的交流形式。这是从我们防疫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交流方式,我们在后疫情时代的非遗保护中要继续使用。例如各地大中小学都通过网络“云课堂”继续学业,教学、讲座、会议等都通过网络进行,许多传承人通过网络媒体技术来表现歌唱、戏曲、相声类的非遗,在线上对手工技艺的产品进行营销。网络课堂、云端会议、电商平台等具有“千里之外也能身临其境”的优势,这打破了传统的交流和购物模式,实际上都是在疫情严峻形势的逼迫下走出的一条新的道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继续弘扬这种新的传播和交流形式,形成一个线上线下结合的双线模式。
非遗文化传承在线上进行传播和交流,涉及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出圈问题。在疫情期间,网络上对非遗进行展示最好的往往不是年纪稍长的传承人,而是年轻的一代非遗传承人,这些年轻一代的传承人掌握了最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知识,再稍微有一点经营能力,最后就成了这场非遗商业比拼中的赢家。得益于网络的普及和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5G时代,在世界上我们的 5G技术是领先的,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也要赢得先机,因为只有继续保持一个领先的状态,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当然,后疫情时代的核心问题还是要巩固防疫,但疫情时期非遗文化传承的成绩要继续保持,其中最大的成绩就是吸引到了年轻人的参与,用网络流行语讲叫出圈。我们以往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偏重于原汁原味,生怕损坏了传统文化的本真性,但现在文化传承强调的是与时俱进,强调年轻人的参与。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到非遗的文化传承中,就是要打破过去局限在小圈子里传承的模式,使非遗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共享。这种新的技术和模式的引入,势必会打破非遗传承人、非遗研究界、非遗管理界的小圈子,使非遗真正变成一个全体人类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即大家都有传承的权利。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评上了传承人,非遗项目传承的权利就都属于个人了,别人就不能做了,这种小圈子的思维在后疫情时代肯定要打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非遗的传播性问题。就像我们经常讲经济民俗学或者非遗传承,民俗和非遗只有被大众所接受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在 2020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启动的“云游非遗·影像展”和“非遗购物节”这两个活动项目,给非遗文化的传播带来的是革命性的变化。“云游非遗·影像展”推出了 1 600 余部非遗传承记录影像、非遗题材纪录片,让它们在线上网络平台进行公益性展播,还在各大网络平台举办多样的线上参与活动,这无疑拉近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普通大众间的距离,让社会公众能够在影像展播、话题参与、互动直播、故事征集等多样的网上体验中,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非遗购物节”活动主要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电子商务司、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联合各大电商平台举办,这个活动得到了各地传承人、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企业等各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6 月 11 日,全国有近 6 500 家店铺参加“非遗购物节”,非遗产品种类达 8 万多种,涉及各级非遗项目约 4 500 项。
非遗文化向圈外传播,第一,必须提高影视技术,也就是视频的拍摄制作能力和网络传播能力。第二,要提高通过直播讲述的能力,要有能讲故事的人。非遗相关的直播讲述有一批人做得很好,但他们并不是在疫情期间做起来的,比如李子柒,她在疫情之前就做得非常好,所以这种通过直播平台讲述传播非遗文化的方式,在后疫情时代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好的趋向。第三,要提高产品能力或者叫作品能力,这要求我们创作的作品、推广的产品必须是优质的。第四,要提高商务能力。现在我们提倡的非遗扶贫,扶贫就是要产生经济效益,让参与者有经济收入,特别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强调的就是商务能力。
还有,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我生存问题,在后疫情时代非遗文化要能够实现自觉地自我生存。如今,只有社会和政府的主张,才是真正代表了民众的主张,而不是专家来代表,专家的观点大多是基于个人有限的认识,或者是为了便于管理,或者是为了其他,所以在后疫情时代非遗文化的传承要学会如何去面向商业市场、面向政府、面向社会,非遗要生存下去只有靠自己。现在一些手工技艺类的非遗,在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下保存下来了,所以就希望能够被政府、社会采用,投入公共资源来支持它,最后得到发展,这是较为片面的。非遗的传承不仅要靠政府的支持,还要靠非遗传承人和政府对非遗项目的良好沟通。现在有一些非遗项目做得很好,并不是因为政府的补贴多,而是项目做得好,所以才补贴多。以上海为例,民族乐器厂靠市场就能够实现存续和发展,还有南翔小笼包之类的非遗项目,就靠后疫情时代人们增长的外出消费需求实现营业额的增加。有一些非遗项目只靠线上的网络平台是不能生存的,在线下也要获得一个健康发展,才能在和其他的同类项目竞争中争取到自己的市场份额。以饮食文化为例,比如一些老字号的饭店,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同一地段,老字号饭店附近会有一些和非遗毫无关系的餐饮店突然就火爆了。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人都是要吃饭的,但有一些老字号饭店为什么做不下去?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经营者没有及时地调整,没有自觉地去自我发展,最后倒闭了,这是谁的责任?肯定是非遗传承人的能力有问题。所以非遗要自我生存,需要提高商业经营的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在后疫情时代,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首先要提高我们在网络平台的文化传播能力,这是一种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文化传播能力。其次是要增强非遗文化的商务能力,非遗传承需要提高这样的能力,这也是非遗的生存能力的体现,生存能力对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经过疫情的考验,很多非遗相关的企业在疫情期间站起来了,说明这些企业是有能力的,但这一批在疫情中表现优异的企业后续发展如何,还有待观察。比如益民药业生产的中医药产品,在疫情期间肯定是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有中医里面一些传统的养生体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非遗在疫情期间能够表现优异,就是因为它们具有应对生存环境变化的能力,还包括民间文学类、表演类的非遗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讲述、展示自己,未来肯定会生存得更好。
三、后疫情时代的群众性民俗活动要逐步恢复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的一些群众性民俗活动,随着疫情被控制,可能会有所放松,一些大型的集会,比如灯会、庙会等肯定是要有所开放。在保证防疫的情况下,群众性民俗活动还是要恢复它的本色,需要在线下展开的必须要办起来。比如庙会之类的活动不能只在网上举办,还需要有线下的活动,诸如此类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如果取消了线下活动的形式,实际就相当于让我们的文化传统消失了。因此,在群众性民俗活动方面,我们也可以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这对我们的生活体验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例如在豫园举办的元宵灯会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 25 届,历年都会迎来数十万计的观灯者,但 2020 年元宵节处于疫情期间,为了避免人流聚集、服务抗击疫情大局,线下元宵灯会取消了,主办方在封闭的豫园灯会亮灯,以线上呈现的方式,让民众能够“云赏”灯会,通过特殊的方式欣赏到美好的彩灯景象。在后疫情时代,豫园灯会这样的活动无疑要继续举办,在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地恢复线下灯会,让民众能够亲临现场看灯,对于保存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群众性民俗活动的恢复,不仅仅是单纯进行恢复,还要做好相关的衔接工作,比如一些信仰民俗类的朝圣活动、互访活动,这些群众性民俗活动在恢复之后,由于消沉了一段时间,民众的参与肯定会增强,我们要注意在防疫的前提下,怎么样把活动办好,这中间的衔接工作很重要。群众性的民俗活动要逐步恢复,扩大线下的参与度,尽可能地减少疫情对文化传承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在后疫情时代,为了加强非遗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我们必须要提升主动防疫的能力,提升非遗的文化传播能力和商务能力,提升非遗的自我生存能力,并适当、适时地逐步恢复群众性的线下民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