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道路与富强的关系

当我们在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的语境下谈论富强，把富强与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联系起来的时候，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恰恰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德国、美国或者挪威、古巴、朝鲜等其他国家，承担着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任务和使命？

众所周知，黑格尔把日耳曼民族设为世界历史的目的，世界精神从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在哲学的历史中，和日耳曼民族同一了。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设为了世界历史的目的。世界如此异化、残酷无情，服从自然的铁律，又如此感性、至善纯美，服从美的规律。历史科学成为唯一的科学，服从因果律的毫无情感的自然史，与服从自由律的柔软高贵的人类史，又同黑格尔所规定的那样相同一了。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断定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还只是解释世界，还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抽象之中，日耳曼本身仍旧是晦暗不明和未经追问的，因此这个世界历史仍然是无主体的，是空洞的上帝的空洞影像。在马克思看来，绝不是日耳曼或者其他什么，恰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世界的目的。因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形成了自己、追问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并最终成就了自己，让自己成为走出异化与残酷无情世界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即真正的人。于是，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狭隘的民族主义，全球同此凉热，工人阶级无国界，唯有投身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

当我们把中国设为目的的时候，中国，社会主义共和国，显然已经被规定为无产阶级的了。这没有问题。但无产阶级的中国，与黑格尔笔下的日耳曼，有什么差别呢？

对于这个问题，张维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在东方卫视播出的全新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中，张维为指出：

“文明型国家”指的是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古老文明，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叠的国家，所以她这个特质决定她和其他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讲，这种特质有点像基因一样，基本上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

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并没有随着现代国家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而且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可能这些元素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再简单谈一谈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她不会跟着其他国家亦步亦趋；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而且能够对世界文明作出大量的原创性的贡献。

这是张维为一贯的观点。2015年4月2日《光明日报》的“核心价值观·百家讲坛”栏目，张维为曾有《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一文，其中就有这种观点：

中国道路，一定要理解其背后的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没有中断的五千年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延续至今，我们中国人都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这个非常重要。

文明型国家主要的特征是四个“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

根据张维为的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命之所在，有两个原因。一是从量上讲，她特别地“长”和“大”，从而让她自己在地球上“超过”了所有国家，变得独一无二。一是从质上讲，她是一个现代国家。两相结合，中国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中国，而且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却可以给世界以独一无二的指引，照亮整个世界。

张维为的原因一涉及历史文化语境，原因二则事关时代政治语境。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使得中国是不可复制的，就在那里，五千年延续不倒至今；又是可学习的，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唯一化身。

中国文明太特殊了，是“百国之和”，而西方欧洲其他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张维为为此曾有一个比喻：中国有“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这三种人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超过“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差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文明，我们可以“调侃”而不失其和，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则要因此而发生“战争”。

这个说法很形象。社会主义中国是王道的化身，就处身在那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得天意而民心悦。因此根本不需要“战争”，人们自然而然如百川归海般急于回归她的怀抱。此孟子所谓“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张维为的看法并不缺少知音。马丁·雅克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断言：到了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到了2050年，人民币会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上海会取代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中国会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国家；那时中国就真正富强了，不但实力超群，而且还会为世界提供价值观，汉语会像今天的英语一样在全世界流行，《论语》会像柏拉图的著作一样成为世界必读经典。

马丁·雅克给出了他自己的论据：

中国有两个主要特征，即文明国家的观念和朝贡体系的经历。绝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相反，她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有两个根本特点：首先，中国历史悠久，积淀颇深；其次，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因此表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是文明国家的特征。比如，固守传统的西方观念，是无法理解中国政体的，因为其正统合法性缘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

在词句与理路上，马丁·雅克都与张维为高度一致，但比张维为更加明确和彻底。他强调中国传统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前，就已经自足完满，是文明国家的“经”或者说“主因”：

1949年革命最终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体制完全有别的平等主义也得以充分展现。但即使有那么多的断层和混乱，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实际上，共产党的执政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传统遗产，相反，很多儒家传统思想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这种传统思想还是了解中国人、中国家庭传统、政府角色、教育体制以及秩序和稳定重要性的根本要素——虽然现在这种儒家思想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

在马丁·雅克看来，“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是一脉相承、千年延续至今不绝的，它是中国之所以为“文明国家”的“根本要素”。按这种说法，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虽然有其作用和意义，但根本上却是可有可无的因素。甚至于，没有共产党的“排斥”，文明中国或许会更加顺当也更加早地“统治世界”。这种观点是难以让人置信的。它只注意到了历史文化语境，而且把这个语境无限放大，认为其排他性地决定整个中国和世界。

总之，中国道路的优势取决于中国的双重语境，即历史文化语境和时代政治语境，二者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历史文化语境的中国千年延续，独一无二，有着长寿基因，有着成为无产阶级化身的可能性。时代政治语境的中国横空出世，不但身存长寿基因和化身无产阶级的可能性，而且把它们真正地在世界中呈现了出来，让它们具有了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