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强与道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2月24日下午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里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与建立，离不开一个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离不开先人传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虽然上文已经讲述了富强的“螺旋上升”，其中道德因素必不可少，但在有的人眼里，富强似乎只关乎“实力”，不必强拉道德来为说，道德不过是遮羞布而已。

从物质层面理解富强的观点，直接就能从文字本身那里得到支持。“富”，就是钱多，东西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富”曰：“备也。一曰厚也。从宀，畐声。”“畐”本象形，指人吃饱饭了，大腹便便。再加上“宀”，指人有地方住，有地方活动。可见，“富”确实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强调人类生活离不开外物，是现实的有烟火的世俗生活。

如此的“富”当然是一种“力量”和“福气”。但它最多只可言“大”言“多”，而无法言“强”。所谓“强”，必然有道德精神灌注其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强，显然不能解释为身体强健、力气强大，而是有一口生气在里面。“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郑玄注曰：“强立，临事不惑也。”孔颖达疏曰：“强立谓专强独立，不有疑滞。”这是说，强不能从人的“自然”上说，而必然是“教化”的，是学习中事。

如此说来，自然之“富”与教化（人化）之“强”似乎就有了“间隙”。拿人来说，有的人毫无德行，却可以大富大贵，有力量有肌肉。就国家而言，有的国家，道德深厚，风俗纯美，安贫乐道，却物质不丰，国运不长。从逻辑上讲，有道德并不必然就强大，但强大的无产阶级、作为世界目的和文明表征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却必须是道德的。换言之，狭义的“富”自有它的吸引力，狭义的工业文明自有它的美，特别是当它们与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相耦合的时候，它们自能摇荡人的心神，而成就某种“软实力”。就此而言，富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要把实现工业化、发展科学技术等当成自己的任务，以科技改变未来，以工业造福人生。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富”并不必然“强”，强盗的富、专制暴君的富等，反而是他们的“弱”，都是他们千方百计一定要掩藏起来的，一旦没有遮严实，他们的富就会成为射向他们的子弹，把他们葬送。质言之，谈“富强”，必须相信精神的力量，“富润屋”之上当有“德润身”。“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

当然，所谓的“之上”并不是说，狭义的工业文明“加上”狭义的封建道德，或者物质“加上”精神、西方“加上”东方等。“加上”只能形成“木质的铁”，它有三病：一是抽象对立二分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二是强行狗尾续貂的大团圆病，三是神灵附体胡言乱语的神秘主义病。世界历史中的“富强”，是“势所必至”和“理固宜然”，是朝向人之为人的地平线的马拉松跑和一次又一次的冒险。

1.道德对于富强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定义上。

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分三步说，第一步是人摆脱了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第二步是摆脱了工业文明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步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之所以要让生产能力“从属”于人，就是要突出精神、价值和意义等，并把人之为人的本质维系于此。后来，韦伯强化了这种视角，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一般的宗教传统往往追求超越，排斥世俗的事务，特别是那种追求钱财的事务，反对对经济成就的追求，但是，为什么恰恰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却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熨帖呢？韦伯解释了这个悖论，强调了新教伦理对于物质生产、经济生活的正面影响。韦伯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他同样强调道德伦理和精神生活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但这次却是负面影响。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和新教伦理代表了两种广泛影响却彼此排斥的观点。前者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等因素对于“成人”的影响和地位，要求人自我作主、自我挺立。后者同样承认那些因素，但目的首先却不是成人，而是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前者自我作主自我挺立，因此有美学意味，透露和深得“审美无功利”的神髓。后者成为工具，那就以强烈信仰和热情行动去执行自己的天职，把功利、赚钱当成自己的事业。韦伯认为，这种道德伦理差异就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能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强调和突出人的本质道德的维度，本是中国文化的胜场。而韦伯的上述观点又影响很大。因此，要讲明道德对于富强的作用，就必须回应韦伯的判断。简言之，对韦伯的有意或无意的反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承认中国文化的美学意味；第二部分，强调这种美学意味，或者说“审美无功利”的神髓恰恰是开放的，是对“功利”的真正释放。冯友兰曾指出，中国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生活而高于生活，既入世而又出世，因此要求每个人既能形下地生活也要学习形上的哲学，成为从容优雅、美的人。他强调：“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 这并不是冯友兰的一时之会，他的哲学大体都围绕中国人的这种强烈的精神道德、美学意味对于成人的意义这一焦点而展开。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也都讨论了哲学文化与世界、道德与人生、儒学与未来文明等问题，强调应该坚持对人生意义的揭示，把人的精气神和道德气质的旗帜树立起来，以直面资本主义文明的威压，开辟出一条即工具即目的、即生产即自由的文明新路。

在西方学者中，存在着顺承韦伯或反对韦伯两种意见。前者可以约瑟夫·列文森为代表，突出中国文化的“业余精神”，强调中国人“是完整意义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 。列文森断言，这一精神与农业文明相系，也必然随着农耕文明的衰落而被取代，走到博物馆里面。反对韦伯的，可以罗素为代表。罗素同样承认这种精神，认为“中国也许可以视为一个艺术家的国度” 。但罗素却突出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正面价值。“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 中国文化浓厚的“业余精神”同样可以成为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动力，是因为“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到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这也是我要赞美中国文化的一大原因。在我看来，知识、艺术、人生乐趣、友谊或温情，不仅是实现某些目标的途径，而且本身就是有内在价值的事物” 。

2.道德对于富强的作用，就在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生活而高于生活、既入世而又出世中超凡入圣，而特别表现为一种境界论。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承认人生之凡，要求满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待遇，让老百姓享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中国文化强调，于此乐中，就有圣的一面，而表现出道德精神的超越性、神圣性，要求所有人都有要求和机会通过修养工夫提升自己的境界，获得更大广泛的乐趣。如果着眼于它的现代意义，那就应该承认，境界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定位，富强概念中道德贯通因素必不可少。对此，冯友兰、唐君毅等都有专门的讨论。

在冯友兰看来，人不光要吃饱穿暖，要活着，而且还要有感触，有境界。“人生是有觉解底生活，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生活。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 在这里，“觉”和“解”分工合作，是自我直觉或者说自我反省与借助概念而展开的认识活动这两者的对立统一，遂有“觉解”。“觉”是道德的、精神的、主客一体的、美学的、无功利的，“解”则是生产的、物质的、主客二分的、经济学的、功利的。冯友兰把严分“你的”与“我的”的财富跟难分“你的”与“我的”的人的意识统一了起来，区分出不同的境界，标明宇宙人生、物质丰歉等对于人的不同意义：“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 宇宙人生有其“客观性”，物质丰歉、贫或富等影响深远，这是大家的“共同底世界” 。不过，你强或者不强，却不在富或不富，而在因不同的觉解而来的不同的享受。“其境界高者，其所实际享受底一部分底世界大；其境界低者，其所实际享受底一部分底世界小。公共世界，无限地大，其间底事物，亦是无量无边地多。但一个人所能实际享受底，是他所能感觉或了解底一部分世界。” 于是就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境界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

四境界之说打破了把富强限定于物质层面、把人看成是有限众生的成见。假如没有道德精神层面的那种云淡风轻，人或国家自然可以精于算计、财产万贯、富可敌国/天下，却可能只是自然境界。“例如美国的社会，是高度工业化底社会，然其中底人，但随从法律习惯，照例生活者，亦不在少数。他们照例纳税，照例上工厂，照例领工资，亦可以说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他们并不是小孩子，亦不尽是智力低底人。他们生活在最近代化底环境中，而其境界还是自然境界。” 更有甚者，时刻操心着别的人或国家要来“抢我的东西”，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严厉打击，把除了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当成自己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什么享受乐趣可言。此所谓抢了别人的总要被别人抢，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但在天地境界中，万物一体、天下大同、藏天下于天下，有什么可以担心防范的呢？这种人或国家，“不但自觉在天地境界中，而且自觉地享受在天地境界中底乐”，真是“乐莫大焉”。

唐君毅则有“倚一山而建之三进九重宫殿”的“人生九境”说。在他看来，人生，甚或世界历史，皆“肠一日而九回，魂须臾而九迁”，在体的“截断众流”、用的“随波逐浪”、事相的“涵盖乾坤”中生成“多姿多彩，足以娱心，其本身亦具一审美之价值”而同时又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心灵九境：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 这样，由客观的富，到主观的德，再到超自觉通主客的富强，世界历史毕矣，中华文化复兴矣。

3.道德对于富强的作用，在第三个层面上，表现为随物各付物、各正性命、天下大同而来的放松、自然、和乐状态，以及因此而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按照梁漱溟的看法，文化不过是生活的样法。既然是生活的样法，那就会有比较，会有高下区分。这种比较和区分，可以是理性之事，也可以是情感之事。“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那绝不是富强。富强不是你说了什么宣传了什么规定了什么，而是要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什么。越是富强，越是有吸引力，越是自然而然地散播天下，根本就不需要去费力推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的那种“乐”的特征，那种对心理愉悦的重视，那种“传统的力量” ，才真正被唤醒和激发出来了。

还应该看到，无论是四境界还是九境界，都不意味着天下无凡人、人间皆圣人。富强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千回百转的道路上，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能够确定的是，“中国社会决不能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能够确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 这是真实生命的真实活动，远离一切颠倒错乱，把自己跟以下两种假相区别开了。第一种假相，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馆中了无生气的古董，把道德高尚视为伪装或虚假，把中国文化降低为一种异质的稀奇古怪（仿佛妇人小脚男人太监那样）而向世界撒播出去。另一种假相，让中国文化离开旧邦新命的康庄大道和世界历史的沧桑正道，让自恋、保守、一意孤行等成为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实质，把道德当成最后的遮羞布和污秽最后的藏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