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西方民主制作为一种所谓自然正确的制度，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公正和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丹尼尔·贝尔曾高呼“历史终结了”，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成了一种永恒的政治类型，是最完美的。美国学者罗尔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等人所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商谈政治，也都是在这个模式下试图建构一个永恒不变的程序性框架。

现代民主制的根基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同，它的理论假设从一开始就没有指向某个具体的人群，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是将所有人都还原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的假设，即一种抽象的人。在启蒙思想家的假定中，所有这样的抽象的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律和理性，能够自主地作出最为理性的判断，并采取相对应的行为。社会契约论的合理性就奠基于这样的理性而自由的人的设定之上，而这种人的模型，基本上就是以产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资产阶级的形象刻画出来的。这种被抽象化的能够理性算计的个体，能够十分明确在政治决策中如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选择，尽可能地在政治抉择中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

当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前提是，当绝大多数人能够按照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的假定来思考和行动时，这种民主制就能够保持它的效力，相反，一旦许多人不再依从于这种模式来行事和思考，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那么，这种危险是如何发生的呢？

2018年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一家名叫“剑桥分析公司”的机构访问了5000万份Facebook的个人信息。然后，这一机构根据用户的喜好、诉求等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甄别，在美国大选期间为用户推送有可能影响其选择倾向的信息。

正如网购的时候，我们总天真地以为，购物车里的东西是自己经过理性的“精挑细选”，最后作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但是，我们购买的物品真的是我们选的吗？其实不然，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推送”，而这些推送恰好是我们感兴趣的。为什么你的推送和别人的不一样？为什么推送给你的往往是你感兴趣的？这些都是偶然吗？当然不是，这些一般都是数据公司收集到某个用户足够多的购买信息之后，利用所谓的“算法”，通过数据分析判定这个顾客的购买偏好是什么，进而在对应的购物网站上，给出与该顾客偏好相近的链接。所以，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它们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现在，这种在商业领域广为应用的数据分析策略，显然已经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美国大选期间，人们以为自己是按照理性的判断来选择谁为总统，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另外，英国脱欧事件也可充分说明，情绪性和煽动性推送对选民投票能够产生直接作用，即选民不是纯粹按照理性自我算计来作出自主判断，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受特定倾向的公司和集团控制的一枚棋子。

在当今这个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基遭到了冲击，它不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设定的能够理性思考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而是逐渐蜕化为一种新的数字寡头制。这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种“单面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的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单面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有物欲而没有灵魂，只有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单面人所感受到的只是虚假的需求、强迫性的消费。这是一种统治的新形式，单面人在痛苦中安乐生活。

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谁拥有更多的数据，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力。西方代议民主制能否走出数字时代的困境，化解数字民主的悖论，关键是如何能够重建数字时代理性化的主体？如何重塑共同体的概念？而这些，似乎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难看到，人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东方，看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