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文明思想的渊源

西方语境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为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是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城市有很密切的联系，是伴随着城市市民及工商业的出现而产生的，词语本身就有“城市化”和“城市形成”的含义。它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所特有的素质和修养；二是指对公民有益的教育和影响，后引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如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

在西方的历史学观念中，基督教产生以前的文明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被称为古典文明。而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一般是指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建立起来的文明。自古希腊文明起源后，欧洲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巨变，各领域出现的新现象不断冲击着旧制度、旧观念，各国涌现出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以新的目光、勇气和热情不断地在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中进行艰难的探索，从禁锢中解放和推动欧洲的进步，并逐渐形成了以自然科学进步为动力，以科学理性和民主政治为核心，以平等博爱为价值取向的近代欧洲文明。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紧张和对海外探险的热衷，长久以来西方形成了一种集贸易、掠夺、殖民于一体的海上扩张和海外殖民为主体的海洋文明，带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既体现在欧洲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其对世界文明的输出上；直到当代仍表现出较强的输出能力，其价值观依然影响着当今世界。

（一）西方古典文明思想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列举历史上所有的二十几种文明，其中古代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辉煌程度可以并列。从科学到哲学，从戏剧到民主，古希腊人构筑了西方文明的基石，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开始到古希腊的庞贝、圣托里尼，经过古希腊黑暗年代的迈锡尼以及古典时代来临前的德尔菲神庙，美学的溯源之旅也是对西方海洋文明的精神回溯。总而言之，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和其承载的历史文化深深影响了西方及世界文明的进程。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人在继承希腊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有所创新，在建筑、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希腊文化的印记，是西方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基督教在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

中世纪文化的主体是基督教文化，包括文艺复兴初期在内主要是以基督教思想为背景和题材。欧洲人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12世纪，天主教规定了七种基本教仪（圣事）：洗礼、坚振礼、告解礼、圣餐礼、终敷礼、婚礼、圣职礼。除最后一项外，普通百姓直至王公大臣都需施行。人们从出生、成年、婚礼直至生命的终结，所有重大事件都被基督教仪式所包容，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教会相关。许多节日、习俗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万圣节本是纪念所有故去的圣徒之日，情人节是纪念圣瓦伦丁神父等。近代西方文化基础确立。

1096年到1291年之间，由欧洲各国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会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从伊斯兰教徒手中重新夺回了对地中海的控制。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欧封建主义出现于十世纪，在十一世纪扩张，在十二世纪晚期和十三世纪达到顶峰。” 这场历时二百年的征程使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的大西洋贸易成为常态，还将航道开辟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源于西欧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商品经济的复兴，使西欧重新向海外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复归。13世纪后，欧洲各国先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找到了繁荣欧洲的道路，即通过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由于资源与市场的有限，西欧重新踏上了向海外扩张的征途。

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整个欧洲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近代早期的思想文化生活，在哲学、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思想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以各自的文化表达赞美人性的崇高，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神权统治和对人精神世界的控制，体现了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至今，人们仍然能够体会到文艺复兴赋予欧洲文明的绵长力量。

（三）西方近代文明思想

西方的古代一般是指中世纪以前，世界近代史传统意义上则是以17世纪中后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始，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则指 20 世纪，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还有一种说法，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

1.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

中世纪后的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船队出现在世界各海域，西方史学家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称为“扩张的时代”。1405年，中国的郑和开始了七下西洋之旅，同时也开启了世界性地理大发现的序幕。之后的1492年到1502年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先后四次出海远航，哥伦布航海开辟了后来延续几个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海外的大时代;1497年，受葡萄牙国王派遣，达·伽马率船从里斯本出发，经加那利群岛，绕好望角通航印度，促进了欧亚贸易的发展;1519—1521年，麦哲伦率领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航海家们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伴随着一系列的探险和地理大发现，西方在1500年后实现了一系列的体制革新，迅速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在科学革命方面,17世纪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重大突破大多发生在西欧；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形成；工作伦理的确立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18世纪时，随着在南太平洋地区探险的兴起，欧洲扩张有了新的形态。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创造了与其他文明碰撞的机缘，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也开始出现，殖民掠夺与殖民扩张给东方国家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正是在不断的试探与碰撞中，欧洲人感受到了各个地域的差异所在，表达这种差异的“文明”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2.文明概念的出现

“文明”一词的出现及内涵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它由“civilisé”（开化的）和“civiliser”（使开化）构成。这两个词在 16 世纪就已经得到普遍使用。16、17世纪，随着欧洲传统的骑士制度和观念的衰落，西欧上层社会越来越注重礼貌和教养，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明”成了与未受过教育的普通群体相区别的一个名词，有礼貌、教养之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指出，大约在1732年“文明”还仅仅是一个法律用语，指称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诉讼的审判。1756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米拉波在他的著作《人类之友》中首次在“非司法领域”使用该词，用来指代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这种文明并非某特定阶层的专有行为，而是一种本质性的道德。就其新义而言，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一方是开化的人，一方是野蛮人。在他创造这一名词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文明”一词风靡欧洲，成了启蒙思想中的常用词，也成为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标即人类理智和知识的进步，体现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封建社会的标准。一些与文明相关联的其他理念比如民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正以及民主等，第一次被付诸实践，如今这些准则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基石。

3.文明含义的变化及两面性

文明概念确立之后，经过了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过程。法国历史学家伏尔泰用“文明”作为研究单位，取代占据西方史坛达一千年之久的基督教史学的旧传统，提出了一种俗世性的文明进步观，即以理性主义进步史观为视角，将丰富、系统的社会思想有机而巧妙地融入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其《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等著作都致力于表述如何摆脱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宗教史观的束缚，强调理性思维的世界文明史观，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有效地塑造了 18 世纪的时代精神。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到，每个民族都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风俗、习惯等因素的支配，这些因素紧密相连，综合而产生的结果就形成了“法的精神”或民族精神。孟德斯鸠从文化等诸多综合因素入手来考察社会政治制度，尤其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意义。他敏锐地注意到，国家权力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军事性力量，而是依赖商业化力量，商业将成为一种超政治的力量。“由商业传播到各地的风习，不同于大规模征战强制人们接受的风习。” 文明形态的转变成为自由主义信念的基础。自由贸易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当文明民族主宰世界时，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反之，当蛮族占据上风时，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就日益减少。”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述了公元641至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八百多年间的史事，以“战争和政治”作为文明研究的主要题材。这三位思想家中，伏尔泰侧重“风俗与精神”的文明，孟德斯鸠阐述了“精神文化”的文明史观，吉本侧重于“战争和政治”的文明观点。

相比之下，法国历史学家基佐的文明史观体现了深刻的思辨性和丰富的历史哲学内涵。他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本身，从内在制度和结构等方面对文明进行了总体阐释和分析，强调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性。他认为，文明包含的第一层含义是进步、发展，不仅仅指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还包含着更广泛、更复杂的内容，超过了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和幸福完善的范畴。文明囊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即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基佐认为这是文明的两个要素。经过对英、德、意等各国文明的价值分析，基佐最为推崇的是法国文明，认为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忠实地重现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这是最完全、最真实，也可以说是最有教养的文明。这种文明史观既体现了法国的总体学术传统，又表现出19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自信。基佐对比了古代文明与近代以前欧洲文明的不同，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单一性”和“多样性”。“古代文明……在它们的种种制度、设施，它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打有单一性的烙印；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单一的文明只能使文明突然衰竭（如希腊）或者陷于停滞（如印度），最终走向死亡。近代以前的欧洲文明则胜在其“多样性”。“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这些各色各样的势力原则和制度以及思想感情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文明只能在多样中才能发展。“自由已成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这构成了一种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

对比发现，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律、艺术、风尚等人类精神的进步史范畴，研究重哲理思辨；基佐则把文明的研究范畴扩大到了政治制度、商业、工业、战争等各方面，建立在人类具体生活之上，更加注重从文化现象中分析得出结论，学者谓之为基佐的“文明集合体”。文明史的研究过程同时也代表了欧洲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伴随着文明概念的确立和研究的深化，西方的殖民扩张随之展开，欧洲文明成为社会前进的代表，传播文明成为欧洲殖民者的借口和旗号，欧洲主导的世纪体系开始形成。“文明”一词有了鲜明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西方文明优越论突显出来。所以，当欧洲入侵美洲、非洲时，这被定义为文明战胜了野蛮，却忽略了“侵略”行为本身才是真正的野蛮这一事实。殖民扩张披上了合法与合理的外衣，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迫使一些国家接受其价值取向，学习其“文明”，美洲、非洲一些国家，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都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在痛苦中自强与自救。

“文明”作为世界性话语和标准的普及反映了欧洲文明的影响力。人类历史进程发展到了现代，西方才逐渐认识到之前对文明的定义是偏颇和有误的。法国思想家莫兰指出：“如果人们以为揭开了蒙在欧洲真正本源属性上的面纱，那其实同时也会遮蔽相反的也属于欧洲的特性……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 实际上，这种来自欧洲本土思想家对文明的反思是有益和值得珍视的。尊重、理解、反思欧洲文明也有利于中国的自我认知和未来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四）西方现代文明研究

20世纪西方文明观承自19世纪对文明的看法。19世纪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工业文明的来临、经济革命和政治变革的互动，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从18世纪末开始，“文明”的含义从某一种行为方面的理想变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想，包括人性、理智、安全、自由、所有制、容忍等一系列价值观念。

19世纪，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同时欧洲社会内部危机频发。思想家们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任意性和多样性，不同地域下的不同民族会发展出与之相应的文化，文明的类型也必然是多样的，每个文明都是独立的“自我”，“civilization”一词在19世纪出现复数形式，标志着多元文明观的形成。然而，尽管欧洲论者承认不同文明类型的独特性和意义，但仍将欧洲文明置于世界文明阶梯的顶端，具有较强的自我中心意识和优越感。

这种观念自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人即已有之，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优势地位和扩张的成功。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20世纪备受争议的“欧洲中心论”由此而来。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文明最终将走向统一，即以欧洲文明为中心和统一，以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以欧洲作为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和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西欧模式。黑格尔、兰克、孔德、韦伯、爱默生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并且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建立“雅利安神话”的根据及日本借用为推动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立论基础。

当然，也有一些反对之声，如弗兰克、汤因比等反思并抨击“欧洲中心论”。弗兰克批评说，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正是因为拥有了其他地区所欠缺的东西，才使得西方人有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肩负文明开化使命，要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汤因比也指出，尽管西方文明可以“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可以“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但在文化方面，西方国家不可能把世界“西方化”，一些国家“经济的、政治的面貌是西方化了，但是它们的文化面貌，却大体上维持着在我们西方社会开始经济和政治的征服事业以前的本来面目”。 汤因比还指出了西方“历史统一论”以自我为中心和东方不变论的错觉。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从欧洲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也勾勒出欧洲人精神世界发展的深层图景。文明与强权是西方社会的两面，与欧洲社会进化的历史相伴随。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的传播与扩散，“文明”概念逐渐具有了西方文明优越论或中心论的寓意。随着世界对文明现象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20世纪以后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称霸18、19世纪的西欧诸国则风光不再。而美国崛起谋求世界霸权；亚洲的觉醒改变了东西方的力量对比，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取得国家主权，伸张发展权利；各国间联系不断加深，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不断扩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即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亨廷顿的思想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文明中心论有式微的趋势却并未消失。福山的历史终结论,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围绕“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普世价值”问题而展开的争论等，都是关于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探讨和理论总结。而政治交往中的干涉、国际合作中的不平等和文化殖民，仍是西方文明强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