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的孩子们

神话是悲观的，童话是乐观的，

哪怕童话故事中的某些细节严肃得吓人。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

六岁生日，我得到的礼物是迷死人的儿童版绿色小拖把和小水桶，还有一个洋娃娃。拖把很吸引我。把扭结起来的布条甩在地板上，很好玩，名义上是为了把地板弄干净，但我能抓到这项工作的重点：开始，结束，你感到骄傲。洋娃娃却让我费解。四肢生硬僵直，双眼一动不动瞪着你。我无法想象它像别的填充动物玩具——兔子、豹海豹、树袋熊——那样英勇无畏地出演历险故事；也不方便在到处走动或做事情的时候把它夹在胳肢窝下，就算夹紧了，它也不会叫。

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娃娃，想看出它有某种不太可靠的热情，也许能引发汤姆·索亚式的冒险故事，其中的魔力与拖把和水桶这些东西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一个沉湎于当父母的时代。像我父母那样的孩子，一结婚就开始生小孩，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就当了父母。我妈妈到处忙，但处处不上心，日夜无休，分身无术，但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所以对每件事的关照都像盐粒溶于水般被稀释了。很难看出那有什么乐趣可言。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 曾写道，母亲会“憎恶婴孩，因为孩子无情地向她索取一切”。妈妈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是无法区别对待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拥有她的身体。无聊地坐在教堂靠背长椅里的时候，我会用手指头戳戳点点她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雀斑；走在杂货店的货架过道中间时，我会拽着她的手，前后摇摆，哥哥和我势均力敌，拖着她的另一只手。她会焦躁、绝望地说：“你们别 拽着我不放 啊。”我俩就会张大嘴巴，她竟然不认为我们像一排小杨树那样是一个整体，这让我们非常惊讶。然后，我们会继续拖着她走，不放手。

睡前，她给我们唱的歌常常是《森林里的孩子们》，唱的是两个被拐走的小孩在森林里迷路了。旋律很轻快，我们总是听不够：“他们又哭泣又叹气，/他们哭得好惨，可怜的小孩啊，他们躺在地上，都死了。”唱到这儿，我俩已在她怀里并排躺好，盖好被子，尽情回味那两个孩子的悲惨命运。“当他们死去，红艳艳的知更鸟，/衔来片片草莓叶，撒在他们身上。”

毫无疑问，她的母亲也给她唱过这首歌，后来就由她自己唱。我外婆排行老九，是移民到美国的德国农民的孩子，对那种人家来说，把活鸡扔来扔去就算是很好玩的游戏了。在我的想象里，他们不读童话书，但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像是悲喜不惊的格林童话，充满了机敏而又决绝的复仇，也包括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理所应当的分歧。这首儿歌很适合我们，虽然我当时没有明确意识到，很可能，我妈妈也期待我们走失，不想让我们在她身边。

我哥哥叫克里斯汀，是个仁善的独裁者，只比我大十一个月；我们就是俗话说的“爱尔兰双胞胎”——同年生的亲兄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觉得彼此照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兄妹俩就像硬币的正反面——甚至在我俩还没学会讲话前，这就成了某种个人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基于这个信念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前不久，我找到一张快照，照片上我和哥哥手拉手，一起走路去幼儿园。照片拍的是背影，我们不知道有人在后面观望我们。雪白的膝袜拉得很高。照片是谁拍的呢？我妈还是我爸？让我们单独去幼儿园，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些野草莓，俨如标示危险的吓人的路标，警告世人切记世上是有魔法的。我们在图书馆里查到了：在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 [1] （他大名确实叫这个！）创作的歌剧《糖果屋》中，格雷特央求“哥哥，来陪我跳舞吧”。她和汉塞尔打破了牛奶罐，可怜巴巴的晚餐撒了一地，怒不可遏的继母就让他俩去森林里采草莓，哪怕暮色已降临。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知道。巫婆像祭品一样死于大锅里的沸水，继母后悔莫及。儿童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指出：对孩子们来说，巫婆和继母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有父母被打败了之后，孩子才能拥有真正的自我”。

彼此照顾后没多久，我们就去照顾别的小孩了。邻居家的父母硬是要我们帮忙，我注意到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想要离开，拿着叮当作响的车钥匙的手是多么潦草地飞快写下应急电话号码。我们是很糟糕的临时保姆，没耐心，瞎糊弄。孩子们都知道。有个小孩每天放学回家后都用责难的口吻问我们：“你们这些蠢货在这里干什么？”我年龄一满、刚得到工作许可证就辞掉保姆的活儿，去餐馆收盘子——每小时挣两块钱，外加小费。

大概就在那时，我在一家唱片店的储藏室里找到了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海报：两个胖乎乎的小孩睡得正香，棕色落叶像毯子一样盖在他们身上。海报上写着： 《森林里的孩子们》，魔法和冒险，精彩故事，老少皆宜！ 这样概括剧情还挺乐观的。好莱坞版本里的兄妹俩也死了吗？也有知更鸟来哀悼吗？我把这张海报贴在了卧室墙壁上。十六岁时，我已准备好缅怀我们的童年，缅怀只有我俩一起共度的时光，那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相伴方式，而非社会法令所决定的，哪怕我哥哥就在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忧思重重。我没能帮上什么。

克里斯汀的鉴赏力和仪式感是与生俱来的：小学时，他就无视同学们的嘲讽，把花生酱和果冻夹进去掉硬皮的面包里，做成小三明治，还在我们的午餐盒里放进带凹槽的纸托盘。到了青春期，这种美学意识更深一层，表现为华丽丽的挑衅，在1983年的新英格兰，这样做需要非比寻常的勇气——有时也表现在身体上。高中食堂就是殉难地。有些人欺负他——布拉德·克劳利竟然向我俊俏、百里挑一的哥哥扔苏西牌夹心饼干！——这种不正义的做法气得我满脸涨红，七窍生烟。但我没有什么高招能救他于水火之间。我也要应对和周遭格格不入的问题，我忧郁、孤僻，默默地独来独往，不像他那样惹人瞩目。他去上大学后，家里安静得吓人。我洗碗的时候不再有人一边甩着擦盘子的抹布，一边唱着《理发师陶德》围着我跳舞。

但没过多久，我俩又能一起上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坐在1974年产的雪佛兰羚羊车后座，捧着装满炸鸡块的泡沫保温箱，后来我们常常这样驱车千里共同旅行。我不用费心想，只要报考他所在的大学就好了。凭他那种飞扬跋扈的自信心，是不是早就预料到我会追随他进同一所大学？那所大学很棒，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但那好像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要我们天各一方是难以想象的事，但我很遗憾他选的地方气候太恶劣了——密歇根湖冻成了一块无边无际、混乱交叠的厚冰板。

进了大学，我很高兴、很宽慰地发现他是有人爱的。他那荒诞非凡的智慧、自带光环的迷人风格就像清冽的寒冬气息尾随在他身边，嗑迷幻药的瘾君子们、女生联谊会里的姑娘们、高傲的教授们，还有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军校生们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克里斯汀将我介绍给所有的社交团体，几乎带着一种好斗的自信，坚信我也会受到欢迎。他教我如何老练地用水烟壶，如何鼓起勇气加入众人的谈话，如何选对课程——也就是说，选那些最没有实用性的课：艺术歌曲简介、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七山、《玫瑰的名字》中的符号隐喻笑话讨论研习班。正如奇想乐队唱的那样：“来呀，妹妹，快活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正窝在一张特别软的沙发里，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爽到飞。“来跳舞，别害怕，这只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老家，我们过去常在一块儿的一伙另类少年，其中一个女孩在我读大学的第一年里怀孕了。十几岁就当妈，意味着人生希望过早破灭，我们对此都有严正的觉悟，但她一向很酷，敢做我们不敢或不愿做的事，在她那儿，大学似乎是一种让人无望的小资产阶级的选择。她得到一份灌录唱片的合约，她四处旅行，现在则把电吉他横搁在隆起的大肚子上演奏。我曾想过，但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生养、当妈的姿态，那就一定是她。可当我回乡探望她时，宝宝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得震耳欲聋，哭出一种巨大的压力，足以让人把一切思绪推到门外。我安静地站起来，打算告辞——那几乎是让人无法直视的失礼之举。那个不屈不挠的女孩背对着我，紧抓着水槽里待洗的瓷制餐具，阴郁而又呆板地说道：“请你不要走。”似乎，连她素来欢快的头脑都一蹶不振了。这吓到我了——她的勇敢，以及这种蛮勇的无穷无尽。

至今我仍能感受到驾车离开那栋小屋、在海滨公路上飞驰时近似狂喜的舒畅感，仅仅因为我可以尽情拨动广播旋钮，找到一首好听的午夜歌曲就能驱走漫漫长路的枯燥。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只要想到生孩子的问题，我就会想到那一段路，反倒不太去想如何避免意外怀孕。我会时不时眯起眼睛去幻想，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生孩子呢：假设是三十岁，那就三十二岁生；如果三十二岁时想生，那就三十六岁再生；如此推延。我好像被勾在芝诺的飞矢上，飞速前往一个我永远到不了的目的地。我猜想，男朋友们会对此感恩不尽，因为不会有“我们的关系要走到哪一步？”之类的对质。

图书编辑的工作把我带到了伦敦，克里斯汀的工作是当戏剧经理人，相隔十几年后，我俩再一次靠近彼此，住得很近。如果有点孤单，我尽可以在睡袍外面披上大衣，走过整夜狂欢、乌烟瘴气的康普顿老街，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然后走进他和当时的男朋友米奇共享的公寓，和他们玩一会儿；后来，英格兰允许民事结合 了，米奇就成了他的合法伴侣。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我和克里斯汀都时常要照料一些陷入情绪状况的人。做创意人士是很不容易的，时常爆发的坏脾气、暴露无遗的脆弱不堪都需要弥合、疗愈，这个过程很可能让人精疲力竭，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会让人紧张焦躁。这有点像照顾小孩，但没那么可爱、不用想太多。“这个世界，”那段时间里，他在某个夜晚阴沉地对我说，“已经有足够多的人了。你和我没必要再为这个世界添加人口。”我很乐于签署这份旨在彼此扶持、共同防守的最新条约。

科学家们说，我们的目光落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瞳孔会放大，绽放出更亮的光芒。对女人而言，能让瞳孔放大的第一选项就是婴儿（其次是色情画面）。但我的瞳孔和下丘脑——我们的欲望中枢——之间好像没有信息沟通。没有关于生孩子的渴望，至少，没在那个现成的位置出现，哪怕其他所有的欲望都在那里大声疾呼、渴望得到我的重视。与此同时，生儿育女才是正经事——这种观念却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股回潮。专栏作家们一本正经地写起生物钟带来的苦恼——我都开始痛恨“生物钟”这个词了。超过三十七岁、具体人数不明的女性接受臀部注射催产针，其结果就是：可以让双胞胎并排躺的婴儿车像收割机那么宽大，霸道地占领了人行道。新一代明星挺着桃红色孕肚拍出温润性感的照片，这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符合社交礼仪的时髦之举。我身边没有孩子的朋友们越来越少，但他们都坦承——真的非常低调——并不确定自己想要孩子，不仅是眼下，未来也一样。我们俨如一群异端分子在中世纪偷偷探讨不可知论——明知在那个时代，这种话题会引火上身，搞不好会被绑在火刑柱上，还获赠几根火柴。

你能找到的所有人类文化产物似乎都在让我们坚持生养，如果你是女人，你要做的正经事就是生孩子，如果你不生，那就有问题——要么是你的身体有问题：不能受孕；要么是你的脑袋有问题：没有受孕的念头。所以，我这种欲望的丧失也许真的是病态。我很尽本分地把这一条加进我和我的心理医生的讨论清单里。在价格不菲的诊疗时段里，我尽可轻轻松松和她聊聊自己对于这件事、那件事的复杂想法——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做不到。她的小房间墙壁上贴了些绝不会招惹到任何人的博物馆招贴画，我审视过那些画后，就只能看着她的双手安静地叠放在膝头，随时待命。我觉得，我和她都挺希望我有更多话好讲。

我常想，她希望我怎么做呢？我觉察到她希望我更有勇气，敢于迈出原有的自我。但是，身为无可指摘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医生，她缄口不谈自己的意见。别人就不管不顾了。这一辈子，除了把你送进戒毒所之外，还有哪种情况会让别人无所顾忌地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要你打算怀，我就能让你怀上，”妇科医生这样说，像内窥器一样，“宜早不宜迟。”可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征询过她的意见。还有那位文学经纪人——她的孩子们足够凑成一个四重奏弦乐队——在午餐时对我说，这个决定早晚会让我后悔的，但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说完还把手掌拍在桌面上，把我俩杯里的水都震溅出来了。（什么决定？我什么时候决定了什么事？）还有个女人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双眼盯住我的双眼，对我说，生儿育女对她而言好比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了明灯。我在心里暗自反驳： 但年纪越大，我越像一盏幽暗的灯。到了四十岁灯枯油尽就太平了。

那时候，克里斯汀和我也一度撺掇对方。

你生。

不要， 你 生。

我们就笑作一团。

既然是成年人，就该自己处理欲望，或抑制欲望。欲望，包括对食物、饮酒、性爱和欢乐的渴望和执念；如果你是女性，我还要强调：野心也是一种欲望。你不该想要太多。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因为在这个年代，社会需要你对一些事情保有欲望。但我偏偏是个稀罕的活标本，对这件事毫无渴求，但整个世界好像在说：“你必须想要做这件事，只有你想要，我们才能助你一臂之力，消除你不想做的想法！”

于是，我打算试一下。就像打算鼓足勇气做一桌感恩节大餐，然后独自坐下来寡然无味地把整只火鸡嚼烂吞下，就是这种所谓的热情高涨。

在此，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爱小孩，你尽可满腹狐疑地审视我。但我确实爱。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擅长狂野的语言实验；因为他们不具备装模作样的能力，没办法对不吸引他们的事物假装有兴趣；因为他们玩乐、游戏的时候非常较真，全身心投入。

但谈起不想生小孩的时候，听上去总像在自我辩解——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好像你想证明过于整饬但很自私的存在方式是美好的，哪怕那种美好很值得怀疑，哪怕这种论证未必让人信服。这很难讲得一清二楚，只会给人留下不堪一击、僵化、有掌控欲、反生命的印象。无论如何，就因为身旁有陌生人无礼地问了一个与他无关的问题，我就必须敞开心扉，解释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事实在让我厌烦透顶。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她辩护自己不要孩子的决定时会说：“厌恶孩子是有用的。厌恶成年人却毫无用处。”我也有同感，有些朋友的短线思维会让我震惊，她们的小孩常会在故事开始时苦苦央求，甚至大喊大叫地强烈要求，以至于她们把开头讲了一遍又一遍，故事永远讲不完；而我呢，我早就把自己宠坏了，可以不受干扰地做几个钟头的白日梦。（有一个问题让人挠头：做母亲的女人没有自由自在的时间，那我必须展示自己闲暇时做了什么呢？）这些女友的转变让我十分错愕，但这也是事实。她们无私奉献，无比耐心（在孩子出生前，我在她们身上并没有常常看到这种闪光点）。她们不是在炫耀，也不是作秀给我看。没有哪条法令规定她们必须如此彻底地奉献自我。她们要给孩子洗脸，擦屁股，喂奶，洗澡，哄睡，一字一句地教孩子识字，手把手地教孩子做事，念书给孩子听，收拾玩具，购买小衣服小裤子，六个月后再买稍微大一点儿的小衣服小裤子，为了上学的事焦虑，等等。关心和担忧没完没了，操不完的心至死方休。我不确定自己有这种本事。也许，我是某种人形的水晶洞：晶晶闪亮，但空空如也。

不过，我放手一试了。至少有过一次过山车般的惊险体验，虽然我紧抓安全栏杆，还是吓得半死，我实在不想坦白——真不情愿有那种感受。回想二十多岁时，如果率“性”而为，之后就要紧张好多天，等待例假按时到来——经历过那些紧急状态后，现在想怀孕却比登天还难，这简直像是天大的笑话。我没怀上。我没有如释重负，但也没感到遗憾。我多少有点儿满意，因为我的身体体面地回答了一个长久萦绕我们整个家族的问题：侯德尔家会有后人吗？我尽责了，现在，我们都死心塌地、可以安安心心地继续生活了。

雪白膝袜拉得高高的两个孩子已是如假包换的中年人了。有一天下午，克里斯汀给我发了封电邮，说他和米奇有重要的事，想和我谈谈。他所谓的“重要的事”是很难预估的，有时会很吓人： 为什么他不是你男友的正确人选！你的工作好比是下了毒的圣杯！那个口红色号不招人待见！ （我们都很害怕那种熟悉的开场白：“我要满怀爱意地对你说……”）我们通了网络电话；我练过表情，可以让屏幕上的脸孔显得很有倾听力。

但这一次，完全不关我的事。多有喜剧性！家里人暗中观察我的生活走向，揣测我大概何时结婚，但就在这期间，我的同性恋哥哥早就一步到位了。如今，家里人在第三代问题上保持有礼貌的吞吞吐吐，但我哥哥已去过康涅狄格州的一家诊所，翻完了好几本贴满生母照片的活页文件夹。他和米奇紧挨着，同时挤进我的电脑屏幕，告诉我：他们选中了一位捐卵者的卵子，从资料上看条件很匹配，再付十万美元，再加点儿运气，不出一年，他俩就能当上父母。我之前甚至不知道他们考虑过要孩子的问题。不过，我觉得米奇想要孩子是不让人意外的。他的身边总有一种沉静的气氛，就像帽子般的白云盖在青翠的山顶。需要抚慰的人都会想到他：无论焦躁或腼腆的人，无论小孩或老人。这个世上隐藏了很多功力强大的抚慰者、养育者，米奇就是其中之一。

这倒不是说克里斯汀没有为人父母的天赋。有一次，我走过一家店的橱窗，看到一座黄铜小雕像就挪不动步了：那是一只用后腿站得笔直的猫鼬，在等待伙伴们到来时，预先侦察附近有没有危险。我想也没想就买下了它，因为它看起来活脱脱就是克里斯汀。但我们有过约定啊！他不是说已经有太多人了嘛！我忘了，自己也差一点儿打破那个约定。

他们找到了代孕母亲：高尚而神圣的夏拉，远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康涅狄格州的诊所全力促动。米奇和克里斯汀都尽了一份力——我没问细节，但想象得出来，那个流程必定也包括厕所里的特殊杂志——然后用针管输入当天从捐赠者那儿取得、储藏在真空容器里的卵子。捐赠者和他们匆匆一见，几分钟后就被推进取卵室，他们都忘了拍一张她的照片，可以留给后代看。“我们冻了十五颗受精卵，”克里斯汀慷慨地向我汇报，“只要你想，可以用一颗米奇的。”

他们安排夏拉坐飞机到诊所，植入两颗受精卵——分别来自他们俩人的精子。克里斯汀得知已能听到第一声强健的胎儿心跳时，我正好去伦敦看他，他坐在那间玻璃隔断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的雇员们围拢过来，鼓掌喝彩。他接受他们的祝贺，然后我俩紧紧拥抱，像脊柱推拿师那样使足了劲儿，简直能压断对方的肋骨。但当他关上门，眼里就涌现出晶莹的泪花。“我在意的是，没有两种胎音。”

很快，夏拉用电子邮件寄来了超声照：一颗小豆荚般的胎儿，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又看不见了，墨水印般模模糊糊的，像一幅古旧的铜版画。克里斯汀和米奇一连几个钟头讨论给宝宝起什么名字。“现在我们来试试珠宝系列！红宝石——露比。珍珠——佩尔？玉——杰德？”很快改成了地名系列：卢西塔尼亚、滑铁卢、威奇塔。

最后胜出的是艾尔莎，所以，她叫艾尔莎。她出生那天我飞到堪萨斯，给他们当管家，让他们慢慢琢磨怎么当爹。克里斯汀是爸爸，米奇是爹地。但她出生几分钟后采到的血样证明了她的亲生父亲是克里斯汀。是我的，他用不可思议的口吻轻轻说道。艾尔莎的身份文件要一个月才能准备好，为了办完手续，他们就在近似贫民区的地方租下一套贴满壁纸的公寓，暂时过渡。夏拉使出吃奶的劲儿，挤出了足够多的奶水。冰箱里，我们的食材中间排起一瓶又一瓶略微浑浊的淡黄色母乳。这位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慷慨的陌生人和艾尔莎的身体关联最密切、最持久，远胜于我们仨人中的任何一个。她孕育了她——或者说，她允许艾尔莎在她体内自我成长，从我哥哥和一位棕色眼眸、漂亮的法学院女学生的基因素材起步，慢慢舒展出小小的身体。那位女大学生来自罗得岛，祖籍匈牙利，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

不是每个人都会一眼爱上新生儿的。这是姑妈的小秘密。艾尔莎像来自外星球的访客，红通通的，瘦巴巴又皱巴巴，左右脸有点儿不平衡，不透明的眼眸是矿石般的蓝色，不管谁拿着奶瓶俯身凑近，她的目光都会细细爬梳，小嘴巴会不断翕张，搜寻吸吮的对象。事情显然在此发生，但谁能说出来：到底是什么事？她间歇不断地哭，声音微弱，浑身震颤，好像她的小身骨还不够强健，不足以抵挡阵阵袭来的渴求。克里斯汀觉得她哭起来的样子特别搞笑。听她哭得那么悲伤，我也快哭了，他却冷不丁问道：“你醉了吗？”他一把举高艾尔莎——她被裹在襁褓中，活像法式鱼子酱小面包——穿着袜子在起居室里假装溜冰，一边还唱着圣诞颂歌。艾尔莎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动不动地依靠在他的臂弯里。他轻快地从我身边掠过。“这是考特尼姑妈！”

这才是让人震惊的！他有当爹的天分：轻松、自信、无畏。谁允许他和我如此不同的？

威奇塔好像处处都是大商场，我们租了一辆很大的SUV，在商场之间来回穿梭，买下各式各样的庞然大物——都是七天大的小宝宝所需要的。克里斯汀解说她的人生走向：“她要会滑雪，会讲法语，会打网球，会弹钢琴。别的事情就让她自己挑好了。”

车里的气氛有些许变化；我感觉得到他在酝酿什么事。我瞥一眼他的侧脸，背景上有堪萨斯州的横幅彩带。他的发型本来像拜伦，现在剪得像恺撒那么短。但他的鼻子很挺，很帅，我认为他看起来非常高贵，一点儿不像坐在房车的方向盘后面。

“跟我讲一讲……关于……妹妹 [2] 的事。”他无法讲出那个词。

“你是说，阴道？”我忍住没笑出来。说真的，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终于有人问了一个我好歹有所了解的课题。“首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具有自我清洁功能的烤箱。你不需要拿着肥皂之类的玩意儿钻进去打扫。只要你保持外部清洁，它就可以照料自己，还有……”我就这样往下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攥紧了方向盘上的指关节。“好，太好了。我认为眼下我听不进更多内容了。”他好像只能用嘴巴呼吸了，“但很感谢你。非常有帮助。”

可怜的男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他此生有没有近距离地看过女人的下体，可现在他要负起责任，让一个女孩的下体感到舒适自如。我们拐进了甜甜圈店外的停车取餐车道，标有“新出炉”字样的灯亮起来，让人倍感欣慰。我有种预感，下一次他向我咨询应该是十几年后的事了，也就是可怕的月经出现的时候。

艾尔莎的身体还没我的前臂长，但前途漫漫，震荡不断。女孩一出生就携带了此生拥有的所有卵子，足够养育出一个小城镇的人口。但这些卵子一出生就开始相继死去，只有几百颗能幸运地穿过输卵管，得到继续成长发育的机会。如果我来算，我会说女性有二十多年真正意义上的、迅速发展的生育期。一年有十二次月经，无需专家应援，也无需中头彩，就有二百四十次机会可以妥妥地造出宝宝。为什么我已经开始想这事了？她出生才几星期。这就是人类的艰难历程——你可以从头看到尾。所有随处可见的疯狂之举——参加派对，坠入爱河，购买房子，努力工作，诸如此类——都可能像一只可乐罐那样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压扁：我们生孩子，孩子才能再生孩子，一代一代生下去。想到这儿，我头晕目眩，恍如你低头去看池塘，只看到星星消失在你脑后。

艾尔莎得到了她的护照，夏拉没有奶水了，我们精疲力竭，各奔东西：米奇和克里斯汀迈向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不知道度过了多少惊恐和极乐的时光；我回到我的家，地毯中央有一只袜子，水槽里有一只空杯子。

我不用脸书，但我开始每天查看他们在3500英里之外发布到网络上的照片。有天早上，克里斯汀发了一篇：陪产假的最后一天。很伤心。今天，我的小天使五周大了。从此往后，我所做的一切都为她，和她完美的爹地。

瞧：我已被踢出了我们的纳尼亚魔法小王国。衣橱里只有大衣了。我很难过，但他写的是事实。在布鲁斯·查特文 的小说《在黑山上》里有一段关于双胞胎成年后的描写：“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的想法，甚至不用讲话就能吵架。”现在，我哥哥的所思所想是我永远无法拥有的了。在大学里，他教过我如何讲话，但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大声说一句： 别把我丢下 。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爱这个小小人，生平第一次，我要用地道的成年人的方式去爱一个人。不指望对方回报同等的爱。虚荣心受伤也不要紧。对即将出现的厌倦、烦恼、愤怒做好心理准备，哪怕我没办法处理好。有时候会被她看成可笑的家伙，我对此心知肚明。我也知道我没有权利自诩为父母，不能对她有过多要求，顶多像别的成年人那样对小孩说： 拉住我的手，我们要过马路了 。

事实证明，重点并不在于无情——我知道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有的那种无情无义，那曾让我害怕。身为父母，有的是享受被掏空的时刻。

内森——他当我男朋友有五年了——第一次抱起艾尔莎时就热泪盈眶——大颗泪花闪动，被下睫毛托住，没有坠下来。“不是因为伤心，”他说，“只是一言难尽。”决心已定。但这个决定还没有成为过去式。不管结果如何——我会拖延、怠惰、焦虑，还是专注于自我？——我们每天都会带着这个决定生活，承担其后果。内森比我年轻，在他这个年纪就考虑将来有没有自己的孩子似乎有点儿奇怪。但只要他选择和我在一起，结果就将是没有。我想让他留在我身边，但就像大家说的，很难。

我从灵长类动物专家萨拉·赫尔迪 的专著中得知，在自然环境里也有姑妈和阿姨。当然，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这两个角色无所不在，但其中有些（狨猴和叶猴，我在说你们呢）姑妈和阿姨的表现恰恰就是我希望自己拥有，并已身体力行的那种行为方式，学术用语叫作“拟母亲行为” ，指的是母猴允许其他母猴照顾子猴。它们会喂养、清洁、拥抱、携抱不属于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以及所有在遗传谱系上走到死胡同的姐妹们——现在的做法是有专门用语的。不管我此生学到了什么，都不会因我消失而消失，我会传授给艾尔莎。

从感觉出发，我们转向思考，继而付诸行动。“如果我们有一种善良的本能，”亚当·菲利普斯写道，“那就必须把矛盾的复杂性纳入人类关系中。能容忍自身的冲突，以及他人的冲突，就是善；能为了现实而放弃魔法和多愁善感，不仅对自己，也对他人如此，就是善。”当夜色降临森林，汉塞尔让格雷特戴上森林女王的花冠，对她唱道：“我把草莓给你，但别把它们都吃光。”真的很难放手，让你一生信奉的故事告以终结。再见，哥哥；你好，爸爸。如同在童话中，在洗礼仪式上必有信物可供赠予，我也将献给她一份礼物：野草莓将永远是甜美的草莓。“Fraises des bois ，我亲爱的艾尔莎，”我哥哥会说，“来尝一颗。”

[1] 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Engelbert Humperdinck，1854—1921），德国作曲家，《糖果屋》（ Hansel and Gretel ）是其最著名的歌剧作品，改编自格林童话。

[2] 克里斯汀在这里用的是美式英语中关于阴道的俚语coochie，该词的流行据考证有说来自威利·迪克森（Willie Dixon）于1954年创作的布鲁斯风格歌曲《我是你们的魔法猛男》（ Hoochie Coochie Man ），Hoochie Coochie是一种在1893年风靡美国芝加哥的异性之间相互挑逗的贴身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