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风这雨，千万年的溶蚀和侵染，剥落出你的瘦骨嶙峋；这天这地，亿万年的隆起与沉陷，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这段文字是我对乌蒙山脉地区的最初印象。有了这样的印象，我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的扉页，便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美丽，但极度贫困，这是喀斯特严重石漠化地貌的典型特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当年写下这样的文字，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我多年来深入乌蒙山脉腹地走村过寨的经历。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严重石漠化地貌”，什么叫“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年包产到户，有一户人家分了十八块地，最大的一块还不到三分，其余的散落在沟沟湾湾之间，真是七零八落。在这一带，土地和人命是相连的，这家人当然要把自己的地扒拉清楚，但是数了半天，也就只有十七块地，正疑惑时，儿子捡起爸爸的草帽，草帽下石旮旯中碗大的一块地显现出来，父亲高兴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就这块地，别看它小，也可以种一棵苞谷哩。”这个故事在乌蒙山区谁都知道。二〇〇〇年我在乌蒙山区采风后，曾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作发表过中篇小说《八棵苞谷》。这个故事讲的是越生越垦、越垦越荒会造成人口得不到有效控制、生态严重失衡的恶果。

乌蒙山脉，山高谷深、万峰成林，毛主席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七律·长征》，其中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对这里形象的写照。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其经典的战斗“将军山阻击战”“乌蒙山回旋战”，在军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同名电视剧剧本时，曾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上看到：三军会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陕北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赞扬了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其实，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减员一万余人。为什么到达陕北还有一万余人？据相关资料，二、六军团曾在贵州黔东地区扩红三千余人，在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黔大毕”扩红五千余人，可以说，乌蒙山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根据我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广泛关注。《绝地逢生》取材于贵州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山多地少，是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在这里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次次的救济和扶贫，使当地居民探寻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开始摆脱穷困的命运。

然而，乌蒙山区群众并未完全摆脱穷困的命运。二〇一七年十月中旬，我再次来到乌蒙山区腹地深入生活，得知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毕节市还有贫困人口七十二万四千五百人。看到一份份为贫困群众建档立卡的材料时，我非常惊讶，它们精准到户、人，精准到因为什么而贫，精准到因人因户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脱贫举措……我不得不信服。我立刻动身，前往地处乌蒙山屋脊的赫章县海雀村进行采访。采访时，简直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我的心情。说实话，我写作已经很少用“震撼”这个词了，我已年过半百，不是很容易被什么所震撼了，今天我又用到“震撼”这个词，我的激动程度显而易见。

那天，我一进村庄，看见路旁有一户人家，我抬腿向这户人家走去，陪同我的朱大庚一边走一边大喊：“安大娘，安大娘！”我开玩笑地说：“别喊了，别动静大了吵扰到人家，到了我们敲门。”

到了门口，不用敲门，门是开着的。总不能未取得主人同意就进屋吧，我们停在门口。朱大庚又喊“安大娘，安大娘！”半晌，旁边一间屋的门吱嘎一声，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我们赶紧进去。朱大庚一边扶着安美珍大娘回到火炉旁坐下一边大声说：“安大娘，欧阳主席来看您了。”安大娘没什么反应。朱大庚怕我难堪，对我说：“大娘九十六岁了，耳背听不清。”见安大娘耳背，我也有些遗憾，毕竟我是来采访的，需要与人交流。但既然进来了，我还是要坐下来的，有些感受，也不是只有通过语言交流才能收获的。我们就围火炉而坐，炉中煤燃烧不充分，屋内充斥着煤烟味。

不能与安大娘交流，我只好与朱大庚说话。我担心煤烟会影响老大娘的健康，朱大庚手指挂满屋顶的苞谷棒子说：“这是在烤苞谷，屋顶周围都漏着风。这里海拔有两千三百多米，雾大，湿气重，苞谷不烤的话，怕发霉。”

我对朱大庚说：“在这里就别提什么主席了，就介绍我是欧阳作家，别把人弄糊涂了。”

话音未落，安大娘突然讲起话来，只不过很难听清楚。仔细听，我才听明白几个字：习书记好！大恩人。

我贴近老人的耳朵说：“老大娘，您说习总书记呀！”

安大娘还是重复着“习书记好、习书记好”。说着说着，老人家一下子站了起来，居然步履蹒跚地朝堂屋走，我赶紧扶着她，怕她跌跤。朱大庚见我紧张，跟在后面说：“老人家身体好，还干活哩。”

安大娘个子很小，估计不到一米五，她伸出手指准确地指着一张挂像。

我仔细一看，确实是习书记——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

我一下子有点蒙。我经常走村过寨，在老百姓的堂屋正面墙上常挂的是毛泽东主席像。说真的，在贵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挂习仲勋同志像的。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大西北陕甘一带的老百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我知道，这一带的老百姓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海雀村附近的山谷里就曾发生过“乌蒙山回旋战”中最著名的战斗——以则河战斗。在一些老百姓家里面，我曾看到过贺龙元帅的像。

我的思绪飞到了远古。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春秋时期，管子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然而他生不逢时，那时候，他的“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的理想很难实现。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管子还说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管子的“善分民”即善于与人民分享利益，而于当今来讲，“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句话，无疑高于管子所说，它是那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认为管子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他空怀的壮志与治世理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实现，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伟大时代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同步小康，一个都不能落下。无论是造就开元盛世的帝王，还是“善分民也”的英主，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不可能让每一名老百姓都分享到盛世的红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鱼米之乡的富足之地，由于受封建地主的剥削，一贫如洗的老百姓不在少数，更不用说身处边远蛮荒的不毛之地的老百姓，再英明的君主也鞭长莫及。再说，封建王朝的以人为本，和当今倡导的以人为本是截然不同的。在我看来，不管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以何种形式、何种姿态以人为本，归根结底还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当今“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才是以人为本的本质所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就是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的宗旨具体化、目标化。数百万干部下乡实施精准扶贫，并明确目标，在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人民至上的伟大工程。

以我在“老少边穷”地区长期深入生活的亲身经历，我有资格说：普天之下，没有精准扶贫惠及不到的地方。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总是愿意与乡亲们在一起促膝谈心。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是兄弟姊妹，也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这样，他们那朴实无华、勤劳善良的秉性，成为我检验自己的一面镜子；老百姓那最朴素的价值观——饮水思源、感恩戴德，于我而言，也深有体会。

所以，如果陕甘一带的老百姓家里挂习仲勋同志的像，我丝毫不觉得意外，然而在地处大西南腹地的一隅，看见老百姓家里高挂习仲勋同志的像，确实让我有些惊奇。

朱大庚见我一脸好奇，一边扶着安大娘往回走，一边对我说：“几句话讲不清楚，我们坐下慢慢说。”

安大娘的火炉散热不均，屋顶还透着气，房间里并不暖和，但朱大庚一开讲，听着听着，我胸膛里的热血就沸腾了起来。

朱大庚是从一位名叫刘子富的记者讲起的，这位新华社记者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来到苗族、彝族混居的海雀村，看到农户家家断炊，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安大娘家四口人，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有三个月缺盐，四个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五天了。在苗族社员王永才的家里，他含着泪告诉记者，全家五口人，断粮五个月了，靠吃野菜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耕牛本是农家的命根子，也只得狠心卖掉，买粮救人命，一头牛卖了二百五十元，买粮就花光了这些钱。耕牛尚且贱卖，马、猪、鸡就更不用说了。在他家的火塘边，一名三岁的小孩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

刘子富在海雀村村民组一连走访了九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大米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麦面糊糊、干板菜掺四季豆种子。这九户人家没有一家有余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他们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

刘子富又走进王朝珍大娘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见有客人走进，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难为情地低下头。她的衣衫破烂得掩不住胸、腹，那条破烂成布条一样的裙子，本来就很难遮羞，一走动就暴露无遗。大娘看出了记者的难堪，反而主动照直说：“一条裙子穿了三年整，春夏秋冬都是它。唉，真没出息，光条条的不好意思见人！”大娘的隔壁是朱正华家，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在去年年底就把打下的粮食吃光了；几个月来，找到一升吃一升。”

苗族青年王学方带刘子富一家家看，告诉他：“目前，全组三十户，断炊的已有二十五户，剩下的五户也维持不了几天。组里的青年人下地搞生产，由于吃得差，吃不饱，体力不支，一天只能干半天活，人都得外出找吃的，已经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这些纯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人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情景令人十分感动。

朱大庚讲述的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向上级写的内参——《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描述的情景。

朱大庚介绍说：“这篇俗称‘黑头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刺痛了许多领导人。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做了如下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当时，老百姓奔走相告，我们有救了。有的人文化不高，也讲不清批示内容，逢人就说，吓人得很，三个惊叹号。”

听到“吓人得很”，我由衷地笑起来，这话太朴素了，这是贵州老百姓表达某种事情很重要、很振奋时的一句口头禅。

这三个惊叹号，我后来在“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中看到了。当习仲勋同志批示的原件展示在我眼前时，那三个惊叹号实在太耀眼了，令人心潮澎湃。当时，我的大脑里就闪现出一位慈祥的老人，目光如炬，扬眉挥笔。

这三个力透纸背的惊叹号，使我感到这位慈祥的老人一气呵成的批示振聋发聩，似当头棒喝，如醍醐灌顶。

我与朱大庚的交流似乎影响了安大娘的情绪，她也兴奋起来，开始讲话。我们当然要停下来，听老人讲。可是，我只能听明白十之二三。不过，说到习仲勋同志，她依然讲得很清晰。这是一位九十六岁老人的珍贵记忆，是一名普通老百姓的感恩之心，非常朴实、感人。

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

我想，参加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记忆，并代代相传。

不畏苦难，并有战胜苦难的决心，这就是拥有自信、力量和智慧的体现。

三十三年前，贵州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用明传电报传来的习仲勋同志重要批示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同志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抽调得力干部星夜兼程赶往海雀村，了解缺粮断炊情况后，一次发放十万公斤粮食，及时帮助村民。海雀村山沟里、山坳上，人背马驮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到家，纯朴的乡亲们脸上挂满笑容，都发自内心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

那年，安大娘六十三岁。三十三年过去，回忆起当年刘子富来到她家的情景，安大娘记忆犹新。我需要朱大庚当翻译，不过安大娘不断念叨的“习书记”“刘子富”，我已耳熟能详，是不用翻译的。

朱大庚说：“这些年，一拨又一拨来扶贫的干部、领导都到过安大娘家，但安大娘年纪大了，有的记不住，来过她家的人，她只记得一个人，就是新华社记者刘子富。”

我说：“朱大庚同志，你是抓扶贫工作的，你来过安大娘家几次？”

朱大庚说：“前后最少有七次吧！”

我说：“安大娘应该知道你是谁吧？”

“她不知道！”朱大庚扭头看了看还在念叨的安大娘说，“她知不知道我是谁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知道她是谁。”

这话有点熟悉，我想起一首献给解放军战士的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这首歌曾无数次打动过我。听到朱大庚脱口而出类似的话，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看着安大娘饱经风霜却安详的脸，我对朱大庚说：“大庚，你这句话有点像诗。”

朱大庚发现了我把“朱大庚同志”换成了“大庚”这个变化，有些腼腆起来。我一直相信，这样腼腆的人一定是一个心怀善良的人，而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必定是不愿说诳语的人，由此，我坚信大庚那句让我感到熟悉的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由此，我很自然地改口叫他“大庚”。我们之间一下子没有了距离。

我一贯坚持眼见为实，尚未到达的地方，不愿意多听别人介绍，不喜欢别人引导我的言行。我更愿意自己看，让自己多思考。昨天，我从贵阳到赫章县城用了四个小时，见到朱大庚，我就不大听他讲，他讲多了，我还不客气地质问他。我说：“据我所知，毕节还有贫困人口七十二万四千五百人，赫章县就有十四万九千八百人，离脱贫时间点还有两年，你们是数字脱贫呢，还是真正能脱贫？”

朱大庚说：“哪里敢弄虚作假，从中央到省到市都有第三方评估和巡察、督察制度，不能弄虚作假。”

我说：“眼见为实。”

他说：“你想去哪里？”

我说：“海雀村。”

之所以脱口而出“海雀村”，是因为两年前贵州人民出版社找我，请我写一部关于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的报告文学。按说我责无旁贷，可我手里有贵州省委宣传部重点影视剧《云上绣娘》的创作任务，这是一部反映精准扶贫的农村戏，我不可能撇下它。两年前虽与海雀村失之交臂，但我记住了它，这次到毕节采访，当然不能再擦肩而过。

这些年，我也很关注新闻媒体报道的贵州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比如说被誉为具有“愚公精神”的罗甸麻怀村的邓迎香、赫章海雀村的文朝荣，以及被誉为具有“老黄牛精神”的播州区团结村的黄大发等。除了海雀村，麻怀村、团结村我以前都实地采访过。我对先进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以及记者不辞辛劳的采访和报道抱有崇高的敬意。然而略有遗憾的是，这些报道几乎都是着墨于主人翁如何以“愚公精神”和“老黄牛精神”改变当地生存环境以及脱贫的奋斗过程，这样写，不是不好，而是缺少思考。

我认为，“愚公精神”“老黄牛精神”在这个时代弥足珍贵，是要大力提倡的，这与当今扶贫攻坚战中提出的“扶志”是相呼应的。这就是“要我脱贫”和“我要脱贫”的区别：“要我脱贫”是被动的，而“我要脱贫”是主动的。

邓迎香、黄大发、文朝荣的事迹，可以说是“我要脱贫”的生动代表。在我看来，“愚公移山”这个古老故事的本意，强调的更多的是精神，而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愚公用几把锄头、几个箩筐，即便加上他的子子孙孙，要想把门前的那座大山搬掉，也是不可能的。山是不能自己走的，人可以走嘛，是不是非得要移山？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明白，所以，古人把这位移山的老人归为“愚公”是有道理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愚人。换个角度说，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是为精神可嘉。所以，“愚公精神”应该大力提倡，而他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愚公”问题上我啰唆了半天，主要是想说明：邓迎香、黄大发、文朝荣这些当代“愚公”，和古人所说的愚公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试着分析一下：首先，他们都有愚公试图摆脱困境的志向，也有愚公移山这种可贵的精神，但是，仅仅有这种移山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根据我长期在扶贫攻坚一线采访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扶贫攻坚，以及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就不会有当代“愚公”扶贫攻坚的卓越功勋。

告别安大娘，我来到“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参观完陈列馆，我感觉它不仅仅是“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更是贵州毕节试验区扶贫攻坚三十年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首先看到的是习仲勋同志一九八五年针对海雀村的批示。这个批示，拉开了当地政府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而这个拉幕人，就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

一九八五年七月，恰逢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交替，当时刚刚上任贵州省委书记才八天的胡锦涛同志到赫章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不辞辛劳地乘车前往海拔两千三百米高的海雀村专程走访。那个时候的赫章县，总人口四十七万零四百人，其中农业人口四十四万三千九百人，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一亿两千五百零六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六千八百三十六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一百六十六元。全县几乎没有通村、组的公路，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除县城和少数乡镇之外，大多数乡镇不通电，照明以煤油灯为主，一般乡镇都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群众看病非常困难，农民住房基本是茅草房和瓦房，边远山区有不少农民住简陋窝棚。“山高水冷地皮薄，气候灾害异常多；耗子跪着啃苞谷，种一坡来收一箩。”这首民谣是当时赫章县农村生存条件恶劣的真实写照。“贫困”一度成为赫章县的代名词，而海雀村，又是赫章县贫困的代名词。海雀村，距县城八十八公里，全村苗族、彝族群众共计一百六十八户七百三十口人。境内山高坡陡，耕地贫瘠、零星分散，二十五度以上陡坡耕地占所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村里无学校，无卫生室，读书、看病都要步行到十二公里以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不通公路，不通电，生活饮水主要依靠收集天然降水，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有瓦房十二户、草房一百一十四户、简易窝棚四十二户，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户人畜混居。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三十三元，年人均占有粮食一百零七公斤，有小学文化的村民仅五人。为求生存，过度毁林开荒种粮，森林覆盖率锐减到百分之五以下，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极度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大风一起，沙尘漫天。

从贵州“八七”扶贫攻坚战到毕节试验区的建设，至二〇一七年历时二十九年，可以说，在这二十九年当中，试验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我在二〇〇八年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绝地逢生》剧本中有所展示。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村庄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不折不挠、因地制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把一个石漠化严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的故事。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毕节试验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在“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的资料中阐述得非常翔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的两次批示尤为醒目，特别是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的重要批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毕节试验区创办26年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跨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长期支持，广泛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助推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希望有关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毕节发展，希望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同心攻坚，努力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同时也在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新经验。”

这个批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省扶贫工作的肯定与鞭策。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被称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决战区”，未来几年要实现同步小康、不拖全国的后腿，还任重道远。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牵挂，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期间专门主持召开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厘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做出的庄严承诺，更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绝无退路；同时还要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普遍认可，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是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脱贫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任务、新要求是取得脱贫攻坚决战胜利的基石和指南，然而，毕节试验区任重而道远。截至二〇一七年底，毕节试验区所辖县区，还有深度贫困县三个、极贫乡镇三个、极贫村五百二十九个、极贫人口九十二万四千三百人。也就是说，在毕节试验区内，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极贫人口。贫困面积之大、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不得不令人担忧，贵州省委主要领导把这份担忧变成了动力和决心：“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群众不富，寝食难安；小康不达，誓不罢休。”

如果说，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决战区，那么，毕节试验区就是贵州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决战区。二〇二〇年实现全国脱贫，我对此充满信心，这个信心来自我目睹的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毕节试验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六年，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二十九点九降低到百分之十三点二，减少贫困人口一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人，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十四点九提升到百分之五十点二八。这样的数字是可喜的，更令人惊喜的是，目前海雀村有二百二十二户居民，家家住上了砖混结构的黔西北特色新民居，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以往的三十三元上升到八千四百九十三元，年人均占有粮食从一百零七公斤上升到三百九十五公斤，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点四，人口自然增长率从千分之十三稳定到千分之二左右，当年全村有小学文化的村民只有五人，目前具有小学文化以上的村民五百六十人，其中大学生八人。

这样的数字对比，是令人震撼的。我看见的不仅仅是数字，此时我就站在文朝荣的墓前，看见一片连绵不断的群山绿树成荫，根本不见当年光秃秃的山头和大风一起沙尘漫天的情景。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点四，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的生态之地。文朝荣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他的奋斗历程，浓缩了国家扶贫攻坚战的奋斗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向贫困宣战的一部史诗。

当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给毕节试验区的定位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个定位无疑是解决乌蒙山区贫困症结的实质所在，事实证明，今天毕节试验区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认真贯彻落实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三大主题的结果，而精准扶贫的实施和全面展开，是要彻底、全面地消除贫困，并与全国人民一起同步小康。

离开海雀村时，我在文朝荣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达对这位长者的敬佩。我想，文朝荣的精神长存，文朝荣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还会继续。贵州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学习十九大精神、宣讲十九大精神和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十九大报告时的讲话精神之际，制定了二〇一八年脱贫攻坚工作计划，这个计划里有这样的表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一百二十万人以上，实现十六个贫困县摘帽、两千五百个贫困村脱贫，选派七千三百六十八名干部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选派四万三千名驻村干部，组成八千五百一十九个工作组进驻贫困村帮扶，实施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

有了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贵州绝不会拖全国人民的后腿。在二〇二〇年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小康，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个目标！坚决实现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这个目标！

在全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期间，我听了十九大代表们的宣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有贵州人念念不忘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这句话才能表达我激动的心情。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我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全程报道，总书记的讲话，我字字句句听清楚了。这次听代表们宣讲，我如身临其境。见到毕节的代表，我便迫不及待地问：“总书记心系毕节，先后七次对毕节试验区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这次你发言汇报了毕节扶贫攻坚的情况，总书记有什么新的指示？”

毕节代表说：“习总书记肯定了毕节在脱贫攻坚方面的探索，强调党的根基在基层，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要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一定要抓好基层党建，在农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习总书记还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重中之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倒计时，决不能犹豫懈怠，发起总攻在此一举。”

这就是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领袖对红色革命老区的殷殷之情。

在毕节试验区一路采访下来，我都是在感动和震撼中度过的，我现在还想说一件让我热泪盈眶却鲜为人知的事。这件事，得从结束采访的十天后说起。

结束采访十天后，我在毕节文联宣讲十九大报告精神时，遇见了文学爱好者、毕节驻深圳办事处前主任罗光前。宣讲结束后，我与他交谈，谈到了海雀村，谈到了习仲勋同志对海雀村的批示，也谈到海雀村老百姓对习仲勋同志朴素的感恩之情。他说：“习仲勋同志退休后都还心系毕节贫困群众，一九九七年七月初，正在深圳休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习仲勋及夫人齐心，在深圳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深黔携手、扶贫帮困’的活动中，捐出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及津贴共计三千元给毕节的困难群众。这个消息刊发在《毕节报》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第一〇一三期报眼位置。”

听到这些话，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一时热泪盈眶。我曾长期在乌蒙山区深入生活，创作过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雄关漫道》《奢香夫人》《绝地逢生》等作品。二〇一二年，毕节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授予我“毕节市荣誉市民”称号。其实我早把自己视为乌蒙山区的毕节人了，因此也有着和乌蒙山区老百姓一样朴素的感情。

旭日从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升起来的时候，我举头凝望东方。东方正红，阳光温暖。我默诵起阳明先生的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默念着孟郊千古流芳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