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道路的构建，贯穿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本章内容提要

为什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会不断涌现出众多的经济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条道路的构建过程中，贯穿着邓小平对于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回答，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本质、方位、动力、体制等问题，为显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开辟了道路。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解决这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又源于他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要从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不是离开了当前的客观实际，去搬用和演绎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以让7亿多人脱贫，30年来近10%的增长速度，率先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2010年在经济规模上跻身世界第二等一项项经济奇迹令人刮目相看，破解中国道路之谜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实际上，中国道路本身并没有什么难解之谜，它之所以会在发展中推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于邓小平在构建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他对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回答，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本质、方位、动力和体制等问题，为发挥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持续、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

一、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重新回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时候，面对着我们国家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的现状，联系“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荒谬地提出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迫使他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从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从1980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南方谈话”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以不同的形式十多次地提出了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把它当作是要总结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在1980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怎么搞社会主义”问题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进行了31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了63年，怎么会连“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呢？十分明显，在这里，邓小平是从实践中、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问题的。

“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这种荒谬口号的提出，又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国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取得胜利。

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考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这有如一个为了缩短怀孕期而疯狂万分地猛跳的妇女，“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俄国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另一个俄国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则反复唠叨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企图借口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十月革命。

列宁在1923年1月16—17日所写《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第二国际、俄国孟什维克的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展开反驳说：“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苏汉诺夫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

十分明显，在这里，在如何对待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同第二国际、俄国孟什维克展开了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第二国际、俄国孟什维克的庸俗生产力论者借口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而俄国还不具备，因此就否定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权利。

与之相反，列宁则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俄国人民可以，也应该用革命手段造成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1977年10月一次会见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在回顾列宁同第二国际、俄国孟什维克的这一争论时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

与之相反，“四人帮”说“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则表明它屈服于资本帝国主义在军事、科技、经济上暂时优于社会主义的压力，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安于贫困落后，显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污辱。如果说，在如何对待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俄国孟什维克的庸俗的生产力论，通过抬高社会主义革命的门槛，不准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话，那么，“四人帮”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安于革命前贫穷落后的状态，因而它所主张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假社会主义。

而列宁和邓小平则既肯定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主张把这种胜利了的革命当成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以便在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态度。

邓小平又一连三次强调：“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 ；“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 。原因在于，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的把胜利了的革命当成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再在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的思想路线，由于种种原因，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始终一贯的遵循：

先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之后，在国际上就发生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在俄国国内则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这就迫使苏俄中断了社会主义建设而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时苏俄所采取的余粮征集制等政策，作为应付战争和经济破坏的临时措施来说，取得了成功，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就其作为急于求成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而言，却遭到了失败，它造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的消极后果，而且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从1921年3月开始，列宁决定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同时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改变为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这就是邓小平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新经济政策思路好就好在它肯定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好就好在它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的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

那为什么邓小平又说“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呢？

那是因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实行的政策中，除有一些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列宁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和继承之外，又有一些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偏离和扭曲。其中，主要的有：

一是降低社会主义要具有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斯大林虽然在苏共17大报告中批驳过社会主义能够在贫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观点，但他在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实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却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降低为仅仅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在苏共18大上宣布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时，苏联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分别只占英国、法国、德国的1∕2或1∕3。这是偏离了列宁提出的要在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的路线，抛弃了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标准。

二是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时，其主要论据是说，在当时的苏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已奠定，而只字未提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是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实际上，在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过早地消灭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在二战以后，斯大林又离开了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使集体所有制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940年的75%下降到1952年的34%。这种撇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片面地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正是尔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味追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倾向的最初根源。

三是宣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堵塞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在1938年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说苏联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并据此把苏联“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无冲突论显然堵塞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道路，使苏联模式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陷于僵化。

四是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而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 等论断，这就把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封闭起来，使之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成为使苏联经济在二战以后增长速度不断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在总结我国“文化大革命”以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首要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起，列入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的观点；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为此首先要摆脱贫穷，找出一条较快的发展道路的观点。在1987年一次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二、一切都要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要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按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那便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问题。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却改变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前景，使它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但却只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俄国取得胜利，这就把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议事日程。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奉为崇高理想，但他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创造了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列宁也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剥夺了地主资产阶级之后，“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性”。

然而，在斯大林继列宁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后，却开始把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标准去顶替生产社会化的标准。在为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基本任务时，他就认为苏联已进入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以后，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的这个设想，在1959年的苏共21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并鼓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刮起一股“向共产主义过渡风”。这给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损害，使继任的苏共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却性地修改苏联社会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如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降调说苏联只是“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安德罗波夫1982年再降调说苏联仅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3月又降调说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86年10月再降调说苏联正在建设“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一直到最后完全抛弃社会主义。

苏联脱离现实、超越阶段的做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在非洲许多国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主义浪潮。20世纪上半叶，在苏联和中国等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掀起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它们具有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为前提的。而在非洲，真正的产业工人很少，共产党更处在萌芽状态，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晚于工人阶级，人数更少。在非洲政治舞台上充当先锋和领导的，是非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那里，生产力的发展非常落后。所以，早在1959年，毛泽东在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等非洲国家青年代表谈话时，就告诫说：“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 数十个非洲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虽曾在巩固政治独立和推进政治民主化、争取经济独立和实行土地改革、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加剧经济困难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则更大，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邓小平1980年4月21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特别强调：“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 原因就在于他们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全然不顾本国特点推行国有化、集体化和计划化，严厉打击私人民族工商业，在农村则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日本记者松本仁一在去非洲进行多年实地考察后，在1987年10月号的日本《世界》杂志上，发表《“非洲社会主义”使国民挨饿》一文指出：“在苏联、中国、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一般国民并没有挨饿。为什么唯独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竟糟糕到使国民挨饿的地步呢？”他的答案是：“在非洲国家，几乎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们也来不及使社会主义适合本国的国情而“原封不动地采取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因而在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非洲社会主义就随着一起解体了：有的在反对派的枪口威胁下被迫交出了政权；有的在内乱中被迫辞职下台；有的在多党制选举中被赶下台；有的不得不放弃原来宣称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的被迫同意以民主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斯大林脱离现实、超越阶段的想法起初是被抵制的。例如，毛泽东在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时，曾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两件事明确区分开来。但在后来由于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干扰，思想急剧“左”转，又把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和所谓越穷越要革命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在1958年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把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倾向推向顶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正是在总结国内外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招致社会主义建设损失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指导我们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1987年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订规划” ，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江泽民指出，“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失去方向和丧失动力”，“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

由于在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些在不同程度上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失误，所以，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后，日本媒体当即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一文评论说：“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僵化、封闭只能导致停滞落后

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旦明确，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由之路的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中演进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这些矛盾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但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地加以调整。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978年12月13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谈到官僚主义同社会主义大生产根本不相容，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来，就要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时，警钟长鸣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在全面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又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而当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由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时，邓小平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改革的必要性，还因为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些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实行着资本主义制度，它们在经济、科技、军事上保持着暂时的优势，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压力，使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在发展生产力和社会活力方面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在对内实行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发展”。 而从我们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实行对外开放，更加紧迫。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3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果然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带来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所以，习近平称“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

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各种举措中，改革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占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把世界经济进一步联系起来的形势下，为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找到了有效途径，从经济体制方面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尽管在19—20世纪的时候，恩格斯和列宁曾相继根据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提出过在“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无计划性没有了” ；“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形式转变” ，但传统观点仍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深感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因此，他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这种传统观点的束缚，强调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1992年10月，我们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那时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的思想光辉。

人们往往对苏联东欧国家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却带来了和我国截然不同的结果感到迷惑不解。对此，德国《新德意志报》1994年9月30日发表赫尔穆特·彼得斯的《是借助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吗？》一文，敏锐地指出：事情的关键，不仅在于有些人把这归因于苏联东欧国家搞了“休克疗法”，而中国搞了“循序渐进”，而且“主要的还在于中国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就是说，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去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使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

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在对比了中国与苏东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的不同做法后也强调指出：“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与之相反，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造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英国《金融时报》1993年5月24日发表亚历山大·尼科尔的《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举世无双》一文指出，中国的做法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对亏损的国有工业实行私有化，而是扶植了非国有工业”。

1994年9月7日的《匈牙利新闻报》，也发表题为《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评论说：“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经济”，这样，在中国“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

这样，邓小平就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提出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逐个确立了社会主义首要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论，把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起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中，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在任务、方位、动力、体制方面的理论基石。

五、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道，在于从现在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有一种思维方式，离开了当前面对的客观实际，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设想成机械搬用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加以引申和演绎。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等等，多半根源于这种思维方式。而邓小平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因为他用另一种思维方式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从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的个别论断明确区别开来，强调要从其基本原理和由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的高度去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应把它肢解、割裂开来，把它的某些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他指出：“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即使这些个别论断就当时当地的条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

所以，在治国理政的问题上，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能从原理、原则出发，让客观现实削足适履地去适应原理和原则。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

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要立足于现在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邓小平认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述四块基石的确立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都是邓小平按照他对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构建起来的，也是他之所以能破解长期以来困惑着人们而一直未能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奥秘所在。循着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