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染病可极大增加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卫生投入无论从体量还是意义来说,都是国家一项重要开支。以国际上卫生支出GDP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例:1960年,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5.0%,2018年达到3.6万亿美金,占全年GDP比例的17.7%,人均11 172美元,其中联邦和州政府支出占比44.8%。我国的总卫生费用GDP占比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但总投入自“非典”以来也有显著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卫生总投入金额为6 584.1亿元,约占2003年GDP的4.8%;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为1 116.9亿元,社会卫生支出为1 788.5亿元,共占比44.1%,其余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比55.9%;2018年,我国卫生总投入金额为59 121.9亿元,约占2018年GDP的6.4%;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为16 399.13亿元,社会卫生支出为25 810.78亿元,共占比71.4%,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比28.6%(中国2000—2018年卫生总费用见图2-1)。人均卫生费用在过去近20年也相应持续增加,从500多元持续上升到4 000多元。不难看出,医疗卫生费用既是我们国家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保障人民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人民生活支出的一项巨大负担。
图2-1 中国2000—2018年卫生总费用
巨大卫生费用投入的背后除了以上提到的民生问题,其实也有着经济社会影响的考量。疾病带来的负担,对小至家庭、企业,大至政府、国家来说都可能是十分巨大的,很多时候远远超过疾病所产生的直接临床医疗费用。首先,最直观的是疾病带来的直接经济负担: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治及康复过程中直接消耗的各种费用。其次,疾病还会带来对社会的间接经济负担:患者发病、伤残和过早死亡会不可避免地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损失。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力患病可间接造成家庭收入降低、任职或关联企业利润损失;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居民疾病的经济负担,对于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动力都将具有深远影响。例如慢性病的年轻化将影响同等人口结构情况下的劳动力水平、家庭疾病负担增加会影响国内总消费的增长水平等。此外,疾病还会带来许多无形经济负担,疾病给患者及家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及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带来更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悲剧,如疾病死亡造成的失独家庭养老问题、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等等。因此,政府十分关心疾病谱的变化、发展预防医学、调整卫生费用投入,以便有的放矢地降低疾病带来的国民经济负担。
然而,有一类疾病却难以被提前预知预测,因此很难进行计划性预防、治疗,那就是短时间暴发的传染病。传染病每年造成世界约千万人死亡,是威胁我们人类的生命、健康,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危害因素之一。传染病根据其传染速率、传染范围可以分为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大流行病因为其传染性高、治疗途径少或未知、难预测的特点,可以对卫生系统和经济社会运行造成迅猛冲击,且影响还可能长期持续,包括但不限于快速感染带来的对医疗服务系统的冲击、隔离引发的社会经济活动减缓或停滞、商业活动被打断导致整体经济低迷等。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在韩国引发疫情,使韩国成为除沙特阿拉伯外全球感染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疫情自2015年5月开始在韩国肆虐,共有186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确诊,其中38例感染者死亡,1.7万人隔离,引发当地恐慌。多国发出针对韩国旅游的警告,导致韩国酒店、餐饮、交通业损失巨大。疫情的快速暴发迅速将整个国家的社会及经济生活带入瘫痪状态。据专业人士估算,此次疫情对韩国造成相关经济损失高达82亿美元,平均每例确诊案例带来4 4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感染者患病造成的直接临床治疗费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的发生直接导致国民消费行为锐减,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电影娱乐、教育行业等服务业都受到巨大冲击,上游产业生产活动停摆,国际进出口贸易活动降低,这些因素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超过流行病直接导致的卫生支出。我国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 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较2019年四季度减少12.8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 186亿元,下降3.2%,较2019年四季度减少6.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73 638亿元,下降9.6%,较2019年四季度减少15.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122 680亿元,下降5.2%,较2019年四季度减少11.8个百分点。得益于迅速反应与严格的防控措施,我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转负为正,较上年同比增长3.2%。我国成为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在二季度实现GDP正增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