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上数次大流行病的启示
人类历史上数次疫情经历让我们看到传染病对国家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和打击。纵观人类和流行性传染疾病的数次抗争经验不难发现,即使是繁荣盛世也无法承受一次严重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生存和社会危机。疫情的发生不仅会造成短期的巨大经济负担,更会在长期内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了更深一层地理解传染病疫情对人类社会文明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影响,本节将会就自中世纪以来几次重大疫情危机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大流行
1.疫情的起因与发展
14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经历了毁灭性的全球性瘟疫浩劫——黑死病。黑死病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鼠疫,这种疾病的传染速度快,破坏力巨大,短时间内肆虐欧洲,导致至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并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格局、经济生活都造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这场瘟疫最初起源于中亚的大草原,一说为1347年蒙古军远征欧洲,在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将瘟疫传入,之后再经亚欧商人传到欧洲,并在欧洲迅速蔓延。
在欧洲,疾病首先袭击了意大利南部。1347年10月,12艘来自黑海的船只停泊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的墨西拿港口。码头上的人们震惊地发现,船上的大多数水手已经死亡,幸存者也大多病重,身上布满黑斑,皮肤渗出鲜血和脓液。觉察到异样,政府匆忙下令驱逐这些不祥的船只,然而为时已晚。
黑死病袭击墨西拿后又迅速传到了法国的马赛港、北非的突尼斯港,然后到达罗马和佛罗伦萨(当时的贸易中心),不到一年,黑死病席卷了巴黎、波尔多、里昂和伦敦。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黑死病在欧洲杀死超过2 000万人,几乎占当时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一。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恐怖中。根据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中记载,无论男女,患病后腹股沟、腋下会长出鸡蛋、苹果大小的肿块,血液和脓液从肿块中渗出,病人发烧、发冷、呕吐、腹泻,感到疼痛后快速死亡。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这是由于病菌会袭击淋巴系统致使淋巴结肿胀,若不加以治疗,感染会扩散到血液或肺部。此病的传染率极高,以至于接触过病人或病人的衣物都有可能感染。此外,患者感染瘟疫后病发也非常快,未经治疗的鼠疫患者死亡率可达50%~100%;一般来说从感染到发病不超过10天,一个健康成年人患病后最快可能在一天内死亡。
人口密集的城市受到疫情影响最为严重,据记载,佛罗伦萨有约五分之四的人口死亡。根据薄伽丘的描写,在黑死病的笼罩下,佛罗伦萨如同地狱一般。有的人在街上走路时突然倒地,每天大批尸体被运送出城,店铺纷纷关门,住宅门窗紧闭,有些人死在家里,尸体腐烂发臭也无人知晓。
2.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与社会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鼠疫病菌——耶尔森菌的芽孢杆菌可以通过空气造成人传人(肺鼠疫),或通过被感染的跳蚤和老鼠叮咬传播(腺鼠疫)。老鼠、跳蚤在中世纪的欧洲司空见惯,尤其是船上,这也是为何黑死病在多个欧洲港口城市接连发生的原因。但当时的医学发展和对疾病的认知远不如今日,人们并不知道黑死病的传染源是受感染的跳蚤和老鼠,也不知道怎样的接触会导致感染患病。黑死病通过贸易往来感染了多个重要港口城市,而这些城市频繁的人员流动进一步造成大城市疫情的迅速暴发。由于当时许多城市居民认为大城市不安全,纷纷逃往乡下,这种恐慌造成的人口流动帮助疫情进一步扩散,同时加速了疾病从城市到乡村的传播,许多村庄迅速被逃亡的感染者感染。此后,疾病在欧洲迅速蔓延,进一步延伸到北非、西亚。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导致了全球约7 500万人死亡。
中世纪医学认知与治疗手段有限,医师依靠诸如放血、切开肿块引流的方式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由于术中缺乏基本防护,接触患者和患者的脓液直接导致医生大量死亡(多数死于死亡率更高的败血型鼠疫)。有的人会转而使用熏草药、在玫瑰水或醋中沐浴这样的土方来预防和治疗,此外还有人认为人们应尽可能避免洗澡,以免毛孔孔隙舒张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有些人则选择通过宗教的力量来舒缓和慰藉对疾病的恐惧——当时英国的主教们提倡人们在每周三和周五集体赤脚游行(然而大规模聚众活动实际上会加剧疾病的传播),禁食祈祷。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有部分城市开始采用隔离政策作为防疫手段。威尼斯在很早就开始建立了隔离的机制。由于威尼斯是港口城市,每天有大量的贸易船只往来,人员流动繁杂,十分不利于疾病的防控,因此当时的威尼斯实施了隔离政策,凡是外界往来的船只、人员,均需在指定区域隔离一段时间后才可在当地开展贸易。人类历史上第一家隔离医院——拉撒路医院也在周边建立。在这次疫情中,米兰的死亡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也是得益于更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即使有些措施甚至是过激且反人道的,例如,将感染者和他们的家人、邻居强制隔离,用木板和砖封闭他们的门窗等。米兰当局曾要求将受到感染的病患驱逐至偏远郊区,许多病患就这样在远离家人的孤独中死亡。和威尼斯一样,米兰也迅速关闭城门,严格管控贸易与交通运输。
3.疫情的尾声与其社会经济影响
那么这场可怕的疫情是如何结束的呢?更多的学者认为黑死病是自行“消失”的。由于该病短时间内传染了大量可能感染疾病的人口,幸存者很可能自身就不太容易感染该疾病或具有抗体,因此病毒的传染速率不断减弱。另外,绝大部分死者的尸体被焚烧以及隔离手段的逐渐采用,都进一步减慢了细菌传染的脚步。最终,这场瘟疫在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后逐渐销声匿迹。
这场恐怖的瘟疫对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对当时欧洲已经较为发达和频繁的贸易活动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要知道,在黑死病发生之前,欧洲各国依赖进出口贸易获得了优质的商品,同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各国财政收入水平。黑死病蔓延开来后,人们了解到人口流动是黑死病快速传播的原因之一,许多城市采取了封城、暂停贸易和人口往来、隔离外来商船和货物等措施,直接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停滞、商人破产、手工业发展被打击,就连国内的经济活动也几近停滞。由于贸易发达的大城市人口更为密集,受到传染病影响也更大,死亡率飙升,导致城里的商铺纷纷关门,经济活动基本停止。直到黑死病逐渐消退,进出口与本土贸易才开始恢复。
其次,这场黑死病推动了中世纪欧洲农业生产形态的市场化改革。中世纪欧洲农业早期以庄园经济为主,庄园主掌握领地,劳动者包括奴隶、佃农,经济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然而在黑死病的肆虐下,许多的底层劳动者不幸染病死亡,大量田地无人耕作,土地和农奴比例失衡,这直接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农民开始向庄园主提出更高的薪资诉求,用更低的租金租用土地耕种。16世纪以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推动了欧洲农业的市场经济发展。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和平度过农业经济转型的阶段。在黑死病暴发后,英国劳动力因为疾病和死亡迅速减少,农民要求更高的工资,生产者难以维持以往的经营利润,于是英国颁发了约束自由劳动力的《劳工法令》等一系列政策来保护雇主的利益,同时王室也扩大了其统治范围,将私人协商的劳动契约变成公共政策问题,造成了更深的内部矛盾,间接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暴动——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却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大量民间运动浪潮中的重要转折事件,也是英国农奴制走向终结的重要标志。
黑死病的暴发也引发了此后欧洲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动摇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因为不懂得疾病的传播和发生机制,当时的人们将瘟疫的发生归因于上帝对人类罪责的惩罚,于是有教徒游行于各个城市之间,在公共场合互相鞭打,作为一种赎罪仪式。还有些教徒认为只有通过“清洗”异教徒才能够平息上天的怒火,出现了异教徒间敌对、屠杀等残酷的事件,加剧了不同族群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与仇恨,打破了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公序良俗与社会信任。在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慌之下,有些人也逐渐对信仰产生怀疑,他们看到人们在寻求宗教力量应对疾病做出了种种努力后,却并没有得到信仰的庇护,于是意识到宗教力量在瘟疫暴发时的无力。同时,教士往往需要为患者祈祷、主持感染者丧事等礼仪活动,造成了大量教士的死亡,更加撼动了当时欧洲宗教统治的信仰根基。另外,人们因为感觉到生命的无常,于是开始倡导及时行乐,一部分人通过继承因病死亡的亲人遗产迅速获得大量财富,又因恐惧疾病和死亡开始超前消费,这大幅促进了奢侈品行业和艺术品产业的发展,商人也在新一波贸易复苏中迅速积累资本。总的来说,享乐主义兴起,加之人们对宗教产生怀疑,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
此外,鼠疫长期肆虐给了当时人们研究疾病与治疗手段极大的动力,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以及卫生政策的建立。而劳动力价格提升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发展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加大了对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这场可怕的瘟疫也成了欧洲中世纪末期经济与社会变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为社会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总的来说,黑死病的影响之巨大,使其成为欧洲经济的分水岭。14世纪正值中世纪欧洲经济不断攀升后的顶峰:城市化飞速发展,长途商贸繁荣,商业和制造业快速发展。遭受黑死病的打击之后,也就是中世纪后期(14—16世纪),欧洲经历了经济停滞和萧条,也破坏了旧有的欧洲经济生态,促进了新市场经济的建立。如此巨大的社会经济转折绝不仅是因为一场疫情,而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宗教、政权和阶层的矛盾不断积累所产生。但这场瘟疫无疑加速了这些问题的积累,并且使这些矛盾爆发得更为激烈,也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宗教、文化、医学等领域的巨大变革。
4.鼠疫传染病的现状
中世纪黑死病的逐渐消亡,并不代表人类从鼠疫的危机中永远免疫了。因为鼠疫具有自然疫源性,可以在动物体内繁殖、循环,进而感染人类,因此很难在自然界完全消灭。我国也暴发过数次鼠疫,对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暴发鼠疫,肆虐十余年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19世纪中期,鼠疫从云南开始暴发,传入西北、广西、广东、香港,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横扫东北平原,到民国年间仍时有暴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动全民灭鼠,并进行消毒和交通封锁,很快控制了疫情。现在,鼠疫在全球部分地区仍时有发生,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活动造成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从1989—2003年间WHO成员国的报告统计来看,有25个国家报告了38 310例鼠疫感染,2 845例死亡。但是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提升、医疗手段的进步(如抗生素的发现)、普及居民卫生习惯(如饮用清洁水、发明肥皂等)、了解应对传染病的重要手段——隔离,可以大幅降低鼠疫等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概率。
(二)1918年H1N1流感大流行
1.疫情的起因与发展
1918年H1N1大流感也许是我们所了解的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流感了。此次流感传染的威力巨大,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约5亿人(约等于当时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并至少造成了5 000万患者死亡。以当时的医学发展程度,此次的流感病毒是缺乏有效手段来预防或者治愈的。虽然当时的人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有效的社会隔离手段,如戴口罩、关闭公共场所如学校、企业、娱乐场所等,但这依然无法避免大量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因疾病恐惧造成的民间经济活动萎靡、萧条。
1918年H1N1大流感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但西班牙并非病毒源头所在地。事实上关于病毒的源头并没有确切的结论,虽然有研究指向法国、中国、英国或美国,但科学家仍然不能确定西班牙流感的准确起源。最早记录的病例之一是在美国的军营中。该军营有54 000名士兵,高人员密度导致流感快速扩散。一个月内有1 100名士兵住院治疗,其中38人因肺炎死亡。时值一战期间,美国派遣到欧洲军队总人数达数百万人,导致流感迅速在欧洲各国扩散。参战国家为了保持军人士气高涨,新闻媒体对此次疫情遮遮掩掩,而身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在1918年5月首次报道了此次疫情,成为当时唯一报道流感的新闻来源,加之西班牙当时感染人数颇多,达到800万人,就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未能幸免,患上严重流感,因此许多人误以为这次流感起源于西班牙。事实上当时西班牙国内普遍将这次流感称为“法国流感”,因为他们觉得病毒是从法国传播过来的。
1918年4—5月,流感迅速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播开来,军队中尤为严重,据记载,法国、德国都有至少50%的士兵被病毒感染。所幸当时感染的患者症状大多比较温和,基本为发烧、乏力等类似普通流感的症状,一般持续三天左右,死亡率与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基本相同。也正因如此,此次疫情并没有被充分重视,而是被当作了普通季节性流感来对待和治疗。
到了这一年夏天,人们终于看到新闻报道中的新发病例数开始变少,加之一般经验上冬季流感会在夏季消失的规律,人们开始乐观起来,期待着盛夏到来时病毒彻底消失。然而,这些好转的表象只是下一场噩梦来临的前奏。此次流感病毒开始出现变异,并且传播得更加迅猛,感染了变异病毒的患者最快在出现症状后的24h内死亡。1918年8月下旬,随着载有感染了新型流感的士兵的军舰从英国普利茅斯(Plymouth)驶向法国的布雷斯特、美国的波士顿和西非的弗里敦等城市,“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全球大流行开始了。患者的皮肤呈现蓝青色,并且肺部充斥着液体,通常他们会在出现症状的几小时到几天之内窒息身亡。
2.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与效果
首先,战争期间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有限,客观局势导致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远不如和平时期。在战争期间隔离几乎是不现实的:士兵们整日整夜待在一起,极容易引发大规模传染,而军队出征又会将病毒迅速带到其他国家;国家不愿出台隔离政策,因为需要工厂加班加点地制造战备物资和武器;为了确保士兵不因瘟疫影响士气,也不太可能披露疫情的真实情况;一战爆发后,许多地区出现集会、游行为军队和国库募捐,人员流动增加了交叉感染;大量医护人员随着军队出征,造成本国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以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医院为例,有四分之三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因为战争被派往海外),更难以招架传染病的迅速蔓延。种种因素都造成了第二波大流行的快速扩散,感染和死亡人数飞速上升。
其次,当时的医学研究和硬件水平根本不具备应对病毒的能力。一般流感病毒直径在100nm左右,而当时最先进的光学显微镜也观察不到这么小的微粒,必须使用电子显微镜,而电子显微镜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此外,当时的人们对此次流感造成青壮年快速死亡的原因——细胞因子风暴的原理一无所知,即使是顶级的医生、科学家都坚信流感是细菌所造成的,企业花费数百万美元投资大量的研发团队来研发“流感嗜血杆菌”的治疗方法,但在错误的研究方向上,再多投资也无法研究出有效的治疗手段。直到1997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从1918年死亡战士病理标本的肺部发现了这种流感病毒,他和同事通过当时先进的遗传学技术,基本确定西班牙流感病毒为H1N1型流感病毒,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人们由于缺乏对疾病原理的理解和有效的治疗手段而开始“病急乱投医”。疫情期间,许多医生给病人使用阿司匹林这类通常用于减轻流感症状的药物,当时的美国医学专家建议流感患者每天服用30克阿司匹林,远超过一般限定的安全剂量。巧合的是,曾为拜耳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阿司匹林,其专利刚好于1917年到期,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其他公司也可以用低廉的成本来做阿司匹林的仿制药获取利益,这进一步造成了阿司匹林的处方滥用。阿司匹林中毒的症状包括过度换气、肺水肿或肺液积聚,和当时一部分患者的症状十分相似,因此现在也有人认为第二波流感暴发期间相当一部分死亡病例实际是由阿司匹林使用过量中毒而导致的。
3.疫情的尾声与其社会经济影响
致命的第二波流感疫情的传播于1918年底逐渐削弱,却又在1919年初出现了第三波暴发。此次疫情首先在澳大利亚蔓延,之后波及欧洲和美国,直到1919年夏天才告一段落。第三波流感的死亡率与第二波变异株类似,但得益于一战的结束,这一波流感传播速度相对第二波较低,却依然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
由于这次疫情发生在一战期间,对一战战局影响巨大,乃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从1918年春季开始,德国军队同时面对对手和疫情,死伤惨重,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对于资源有限的德国十分不利,而英国、法国、美国的总攻又给了德军致命打击。最后,在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美国希望在此次谈判中起到主导作用,总统威尔逊更希望借此机会提高美国的世界地位,并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然而威尔逊不幸也感染了流感,此后,他似乎变得缺乏判断力,影响了巴黎合会的谈判预期进程,进而导致最终达成的协议严重剥削德国利益,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催化了20年后德国更强的反击。如果没有这一次疫情,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延迟爆发甚至不会爆发。
此外,这次疫情导致美国和欧洲国家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根据美国CDC估计,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可能在2.5%,是普通流感致死率的25倍。通常来说,幼儿和老年人患流感后死亡率高,健康成年人对流感的免疫力和恢复能力强,死亡率低。但此次流感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对20~40岁的青壮年具有相当高的杀伤力,按年龄统计的死亡率呈现W形曲线。加上在一战的背景下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政府无法进行有力的防治和隔离,普通民众无法得到有效的预防和救治,加剧了病情恶化。而在军队中,人员密集、频繁流动、舟车劳顿也加剧了军营中因流感造成的青壮年死亡。据统计,仅1918年一年间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2岁,从51岁下降到39岁。青壮年大量死亡导致此后劳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匮乏状态。
由于当时缺乏经济数据,此次大流感对于各国经济的打击很难进行经济学量化分析和研究,有学者推测此次流感使43个被感染国家GDP下降6%。但是我们可以以疫情当年美国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指数来体会大流感对经济的影响。首先,通过当年的一些新闻报道我们可以感受到商业活动和基础设施受到迅速而巨大的冲击:部分商人在新闻采访中称他们的生意锐减40%~70%,许多私人企业的业务在疫情的影响下处于停滞状态;大量工人生病无法上岗,工厂难以运营,损失惨重;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因病无法到岗导致停运;战时医护人员大量出征,留守医生加班加点也无法救治源源不断的病人。然而,这次疫情对于股市的影响却比较短暂,以美国为例,当时刚刚经历了1917年股市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21.7%,而该指数在1918年恢复了10.9%,1919年提高了30.5%。这是因为虽然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都遭到了疫情的巨大冲击,和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却得以在几个月后迅速恢复。当时美国政府给工厂、煤矿、造船厂施加了颇大的生产压力,用于满足战争物资的需求。据统计,战争期间美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38%。即使有许多工人生病,企业主也会迫使健康的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来满足大量的政府订单,工业的高产出使得美国在此次流感中经济遭受到的打击较小。
此外,疫情对人们的人生观和财富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残酷的战争结束后,大量人口失踪、死亡,人们普遍意志消沉。而瘟疫造成的死亡比战争还要多,即使是从流感中幸存的病患,有些也开始出现心脏病和脑膜炎等后遗症。亲人离世的痛苦被广泛地记录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经历了战争的无情,疾病和死亡的暴虐,人们的信仰陷入了虚无。与此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制造业、基建、地产业蓬勃发展,银行与金融业也空前发达,经历过此前的困难时期,企业、投资人更加投机和短视,极力追求财富,终于在1929年的10月24日股市崩盘,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降临了。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持续了十年。员工工资锐减,失业率飙高,数千家银行倒闭,农产品价格下跌,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土地。
当然,这次疫情对医学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各国政府更加关注医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人们研发疫苗预防流感,研发抗病毒药物治疗流感病症、研发抗生素治疗继发细菌感染(如肺炎),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国际间的卫生交流。人们已明白抗争流行病需要各国协同合作,否则流行病的暴发只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造成严重伤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跨政府组织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同时设立了国际联盟卫生组织(Health Organiz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二战后,联合国合并了各类卫生组织,1948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告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运行全球流感疫情监控反馈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GISRS),检测和追踪流感疫情,对新型流感病毒或呼吸道病原体的出现进行警告。
(三)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
1.疫情的起因与发展
2003年,“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泛指所有由某种未知的病原体引起的肺炎)疫情席卷了我国,感染人群发高烧,有时有发冷和头痛、身体疼痛等其他症状,2~7天后可能会出现干咳,并伴有或进展为血氧水平低(缺氧)的状况;在10%~20%的病例中,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大多数患者发生肺炎。
“非典”在2002年11月首次出现在中国南方。2月,疫情在广东省暴发,由于不了解病情,民间对于这一不明疾病出现恐慌。随后疫情的威力影响到全国,并于2003年3月被公认为全球性威胁。
2.治疗手段与应对措施
2002年11月首例病例出现后,由于该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35种传染病,因此没有在最佳时间内上报。2003年2月到3月间,越来越多的省(区、市)乃至海外都陆续出现类似病例,并被相关媒体报道,这次疫情发展为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引发的病症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一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此次疫情的致病原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
疫情在暴发初期尚未引起重视,许多大型集会、旅游均未得到有效禁止。2月时值春节假期,随着春节期间流动的人潮,病毒向全国各地传播、蔓延。3月,北京报道了第一例输入性SARS病例。4月,科研机构完成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同时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小汤山医院开始夜以继日地建设,最终于4月底完工。此后,多项隔离政策发布,包括暂停“五一”劳动节假期、对北京多所高校停课并实施封闭式管理、北京市的中小学全面停课等。
3.尾声与社会经济影响
随着隔离防治工作的进行,我国“非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2003年5月29日,北京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区从疫区中除名。此后,在各国已经相继宣告在一定时间内无新病例出现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全球疫情已经结束。
SARS疫情过后,我国对疾病防控体系的健全得到进一步关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建设也得到了大力加强,在疾病研究方面则增加了全国P3实验室 的数量。而疫情结束后一年发生的实验室病毒泄漏事件,又为我国在生物安全体系的标准和监管方面敲响了警钟。2003年下半年,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出现的实验室病毒泄漏事故引起了我国卫生部门的警惕,紧急通知各地加强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同时科技部和原卫生部对全国P3实验室进行了安全督查。
然而,这并不代表疫情对我们生活影响的终止。首先,SARS治疗手段带来的副作用将长久伴随很多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进行冲击治疗是对付SARS病毒的主要手段。糖皮质激素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可以抑制异常的免疫病理反应,缓解炎症反应,从而减轻肺的渗出、损伤,防止或减轻后期的肺纤维化。但此种疗法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人体的免疫应答本身是用来对抗病毒的,当糖皮质激素将免疫应答控制住之后,病毒的复制又会反弹,因此治疗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对患者身体伤害较大。此外,外源使用激素会对人的身体机能产生长期的副作用,部分患者(当中有很多还是当年参加疫情救治不幸感染的医护人员)出现股骨头坏死,至今仍为后遗症所拖累,每隔7~8年即需要更换人工关节,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许多幸存者和逝者家属在疫情之后长久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心理问题一直伴随着这些受“非典”直接或间接创伤的人。
其次,SARS对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患者患病所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还包括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更深远。据估算,SARS疫情对全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接近400亿美元。在“非典”发生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各季度GDP增长率高达7%~10%,2003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了9.9%,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6.3个百分点。对外招商引资初见成效,进出口贸易比例提升。而“非典”的到来却对飞速发展的势头造成巨大冲击,这种打击是多个维度的。
第一,旅行管制导致商业活动停止。2003年4月6日,WHO将北京列为疫区;4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越南河内、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疫情始发中国广东及香港等地,均被列为疫区。通常来说,其他国家对来自疫区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在疫区举办的国际会议、体育赛事和演出活动等也将被取消、推迟。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疫区旅行警告,多国提示其公民应取消或延迟到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活动和旅行计划。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在短期内陷入停滞状态。
第二,抑制了我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对疫情的恐慌和控制造成了社会隔离,一方面人们倾向于待在家里、避免不必要的出门消费,依赖面对面接触的服务业和零售业最先受到打击;随着节假日取消、停课、旅行限制等政策出台,旅游、交通运输、餐饮、酒店业务量进一步锐减,收入和现金流都面临极大挑战;另一方面,对疾病的恐惧加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人们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知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最终会有多恶劣,产生了更高的储蓄需求以备不时之需,进一步削弱了居民消费总量。
第三,由于对疫情的恐惧,部分国家担心我国出口产品存在检疫消毒问题,减少了对我国商品的进口。我国的外贸业务受到较大影响。部分业务依赖外贸的民企经历了订单被取消、新业务被搁置的情况,面临巨大的运营压力。
第四,就业率降低。疫情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第三产业冲击最大,因此失业问题更严重。农民工、下岗工人更难就业,“非典”期间有800万农民工返乡,全国1 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更为困难。大学毕业生因企业开工和招聘延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经济上升期,疫情又属于短期外部冲击,虽然造成了大量商业活动的暂时搁置,长期的经济上行趋势还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部分行业的不景气。2003年,即使服务业和外贸大受打击,制造业和农业这两大支柱产业(分别占我国GDP总量的52%和14%)受影响较小,因此2003年中国经济上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然保持了10%的高增长。然而,此次疫情对于正处于经济恢复阶段的中国香港打击相当严重。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香港经济一直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金融市场流动性尚未从危机中恢复,地产供给升高的同时也面临需求的断崖式下跌——实际借债成本因通货紧缩而升高,家庭无力偿还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高额贷款,整体消费紧缩,失业率飙高(2002年底超过7%)。2002年底,香港经济终于有一些起色,实际GDP在2002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出现了3%~5%的增长,却在此时遭遇“非典”暴发,内需再度下滑。此外,香港外来人口流动较多的地区疫情蔓延更快、感染人数更多。香港每年接待外地访客人次超过本地居民的两倍,疫情期间的旅游限制直接影响了本地经济,WHO颁布了旅游警告,严重打击了香港的旅游业和经济活动,2003年4月访问香港的人数相较三月锐减63%。因此在疫情和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下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面临的问题远远棘手于人口流动较少、人口密度较小的城市。据统计,SARS使香港2003年GDP下滑约2.6%。
最后,和其他历史疫情一样,“非典”也为我们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刺激和增长动力。虽然旅游、餐饮、交通行业遭到巨大打击,但传媒、电信、网络、电商、医疗等行业出现了新的机遇。电商交易量明显加大,仅仅“五一”假期期间,卓越网的销售量即比平时增长了25%。“非典”期间,许多学校和培训机构利用互联网和通信软件开展远程教育,许多公司第一次尝试让员工居家办公,充分利用通信软件的作用。人们改变了获取新闻的习惯,新浪、搜狐等网站浏览量上升。电脑、手机的销量也有大幅增长。药品、医疗器械、消毒洗涤用品热销。而在此次疫情中暴露的我国医疗资源有限、保健事业落后的问题,也为后期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埋下伏笔。
2002年11月—2003年7月,我国感染SARS情况见表2-1。
表2-1 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7月31日,我国感染SARS情况
注:本表根据WHO2004年4月公布数据整理。由于时间节点及统计口径不同可能与其他渠道数据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