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规律浅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疫情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了解决定流行病传播暴发速率的关键因素和常用的对策、手段极为重要。我们以最近一次暴发的新冠肺炎为例进行分析。
(一)降低传染速率对传染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流行性疾病的传播过程主要由一个称为基本传染数(或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ve Rate)的变量决定。在流行病学上,基本传染数是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人群中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每个病例所能传染的新病例的平均数。基本传染数通常被写成为 R 0 。 R 0 的数字越大,代表病毒携带者可以传染的人数越多,相对来说想要控制传染就越难(见表2-2)。
表2-2 不同 R 0 值所代表的不同传播态势
目前新冠肺炎的基本传染数尚没有定论,根据2020年4月发布在《新发传染病杂志》(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Journal )的一篇研究显示,新冠肺炎(COVDI -19) R 0 的中位数在5.7,而疫情刚刚发生时学者估算 R 0 在2.2~2.7,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还要高,这也解释了为何此次疫情传播如此之快。可以说,对 R 0 的低估使许多国家对这次疫情的蔓延措手不及。
实际情况中,面对流行病我们不会任其自然发展,而是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我们一般会使用实际传染数 R 来表示实际情况中每个病例可以传染的新病例数。随着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无论是一个城市、国家还是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目标都是降低实际传染数 R 。当无外力干涉疾病传播时,基本传染数高的传染病可以快速感染大量人口,如图2-2左侧曲线;如果我们采取隔离或免疫措施,那么实际传染数将如图2-2右侧曲线,传播速率变得平缓。同样的时间内,疾病的传播速率降低有助于降低总感染人数。退一步讲,假设疾病传播的时间不定,总感染人数不变,通过放缓整个传染周期依然有利于防止因疫情传播过快而使患者大量涌向医疗卫生机构的情况。这样一是可以避免医疗服务资源紧张、医疗系统瘫痪,无法及时和充分处理病患,或者医疗资源短缺、医护人员相继感染的情况;二是当整个对抗疫情的战线被拉长,实际上也为医学研究工作者争取了更多时间来研究疾病特性与应对方案,为医疗系统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改善治疗手段,也可以为开发新药和疫苗提供足够的研究周期。
图2-2 疫情传播曲线
资料来源:美国CDC。
(二)对致死率的正确认知有助于我们正视传染病的威力
新冠病毒的患病率和致死率与患者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紧密相关。目前,新冠病毒的实际致死率尚未可知,因为此类研究需要在已知死亡率的人群中进行测试,并针对相关病原体测试大量随机样本。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病毒的致死率、报道死亡数字可能存在的统计性偏差,来更好地理解传染病的真实杀伤力,减少不必要的恐慌。通常,报道的死亡率会有一定偏差:一部分偏差来源于从感染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差,这意味着有部分会在未来几周内死亡的感染病患无法进入统计,相对于总感染人数的基数,这会造成死亡率偏低的误差。另一部分偏差则来源于疫情暴发早期,通常从疫情初次发生到第一例确诊、公众对疫情有所了解时,很多早期感染者已经病重,而此时由于信息的延迟,感染人数的确诊也会延迟,那么由于危重病人死亡率偏高,确认病例数远少于实际新发病例数,则会造成统计死亡率偏高的误差。
截至2020年2月11日,医学人员对40 000多名中国患者的病毒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当时约有80%的患者症状较轻,有14%的患者症状严重到需要医院护理和吸氧的程度,而5%的患者危急,需要重症监护,通常包括呼吸机械辅助。根据该数据,武汉所在的湖北省的死亡率为2.9%,湖北以外地区为0.4%。对死亡率统计偏差的认知可以让我们推算出地区间死亡率的巨大差异来自疫情发现时间延迟、病患确诊时重症较多造成死亡率偏高,以及整体患病人数造成医疗系统局部瘫痪无法充分治疗造成治愈率偏低;同时,由于湖北为首发地,其他省市已有预警,确诊的轻度患者比例会更高,因此死亡率会相对较低。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死亡率并非病毒的固有属性,实际死亡率取决于感染人自身情况和其受到的治疗情况。贫穷国家面对传染病会有更高风险,因为其公共卫生系统比较薄弱,治疗手段相对有限,导致更多重症病人和更高死亡率。由于资源有限,一线医疗工作人员保护也较为匮乏,医护人员更容易在照料病人时被感染,这样的恶性循环又会给卫生系统带来了更大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在面对传染病的流行问题时,从业人员应将力量集中在更多地探讨如何提高卫生系统抵御能力。这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也会有专门的讨论。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流行疾病的传染率、死亡率的一般知识,这是因为每一种传染病都有其传染和致病特性,这直接决定了传染病的暴发情况和对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影响。首先,感染和死亡率越高,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越大。感染和直接死亡会造成劳动力减少,而劳动力的减少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极为巨大的,不仅会造成经济发展迟滞,劳动力市场失衡和供需格局的改变可能会造成更深的对立和矛盾(比如黑死病暴发后发生在英国的农民起义)。其次,死亡率带来的恐慌效果将会给服务业带来巨大打击。服务业通常意味着面对面接触,感染率高,由于消费者对传染病的恐惧,他们将会极力避免消费服务,这也是我国2003年经历“非典”疫情后,第三产业恢复迟于一二产业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区间,同时面临体制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2019年我国GDP增速降低到近30年来的低点6.1%,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同经济高速增长的2003年不可同日而语,此次疫情的打击无疑会进一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其次,我国的经济结构相比2003年也有颇多变化,服务业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增加,第三产业贡献率从2003年的39%上升到2019年的59%,并且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主要依靠消费需求带动,可以预测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经济活动所受影响较“非典”时期将更大。此外,新冠病毒传染率远高于SARS,首发病例出现后迅速在我国许多城市蔓延,感染病例快速攀升,为了控制疫情,隔离和旅行限制的力度更大,对旅游、交通运输、酒店行业影响巨大。因此,国家在疫情发生后,十分严格管控疾病、执行隔离政策的同时,也在根据各省市疫情新发病例数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企业可以据此通过错峰出行、弹性办公、轮班制等方式开展有序复工复产,降低疫情再次暴发风险。
为了降低疾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我国在控制感染率和死亡率方面采取了多项举措。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更好的医疗服务覆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以降低总感染人数,拉平传播曲线。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时,我国对于疾病控制做出的巨大努力显著降低了有效传染率 R 。通过对传染人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湖北以外,抢先实行旅行限制和大型聚会禁令的城市疾病传染曲线较为平坦。在所有调控手段中,关闭公共交通是最有效的控制疾病传播的方式,直接大幅度降低了病毒的流动和传播。要知道在当前交通运输空前发达的时代,疾病可以以十分可怕的速度传播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同时,在严格进行人员流动管控期间,政府有机会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补充装备、防具和积极研究治疗方法及检测手段,为最终战胜疫情争取了时间。我国五阶段严控措施见表2-3。
表2-3 2019年12月至今,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五阶段严控措施
续表
注: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6月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整理。
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严格的隔离政策与防控措施、健康码的快速施行、卫生资源的调控与支持,使得中国较世界其他国家更早遏制了疫情蔓延、实现稳步复工复产。而对于在疫情中受到打击最大的中小企业,政府给予政策纾困,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推动减免企业房租;信贷方面,增加对小微企业的优惠贷款,对于受到疫情影响流动性出现困难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中国更快地走出了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局。
得益于与全球疫情周期的不同步,中国复工复产早于世界产业链的重启,年初疫情暴发时对于中国生产供应链将被迫外迁的担忧并没有发生,中国不仅体现了在生产供应链上的优势,得以为世界各国提供物资和生活供给,还成为国际产业链上重要的价值环节,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恢复。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由负转正,达到3.2%,经济活动逐步正常化,工业生产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生产稳定增长。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4.9%,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722 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服务业实现稳定复苏,根据文化和旅游部信息,2020年国庆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6.37亿人次,同比恢复79%。消费零售业得到稳步增长。2020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中国失业率为5.2%,达到疫情前水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将很有可能成为2020年G20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同时,得益于我国新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变革,我国在这次应对疫情中也更为从容。电商和移动通信的普及,使得人们在隔离期间足不出户也可以满足几乎所有日常需求,减少了隔离对消费动力的抑制;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的迅速发展为疏解医疗机构压力和避免交叉感染作出巨大贡献。而疫情的暴发反过来给线上经济带来更多发展契机:电商迎来更多新用户,远程办公、企业管理软件与远程会议被更多企业用户采用,许多在线教育机构业务量受益于网课市场刚需而迅速增长。当人们适应了这些新的形式,即使在疫情之后这些服务提供商仍然可以获得众多留存客户,使得我国向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更进一步。
但从国际情况来看,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实行严格的控制。部分亚洲国家例如韩国,由于政府经历了MERS的经验教训,迅速下令停止公共集会,关闭学校、机场和军事基地。日本倡导公司错峰上班和远程工作,减少交通导致的人群密集感染。但我们也看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的管制政策出台较慢,或者居民依从率低,这和政策方式、文化等因素相关,政策制定者也要注意公共沟通,因为缺乏沟通的强制政策可能会造成人群恐慌,甚至民间敌对情绪。因此,疫情期间,合理的公共沟通和适时的政策尤为重要。
(四)公共卫生革命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到此次我国公共卫生系统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与措施相比SARS时期更为快速、完备,也亲身体会到疫情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活动、居民的生活状态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比较目前世界各国的抗疫情况,我国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从发现疫情、确定疾病源到预警到全面贯彻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措施政策需要一个过程。为了加快前期的过程,更好地发现、预警疫情,公共卫生机构第一时间介入,可以避免疫情初期的大量感染、扩散。这需要整个卫生体系的健全与卫生工作者和管理体系的努力。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Lester Breslow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刊文提出了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概念:
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基本目标是加强卫生工作,降低急、慢性传染病,随后的第二次卫生革命是通过加强慢性病治疗措施提高平均寿命,最终通过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资源的提供与应用,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疫情的暴发,正是卫生革命的重要基础。而第三次卫生革命中,人类已意识到传染病的复杂性,在第一次卫生革命中人们关注的卫生应急措施的基础之上,只有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才是应对各类疾病、延长人类寿命并提高生命质量的重中之重。正如前文所述的多次历史疫情事件,无论是鼠疫、甲流,当生态环境变得利于这些病菌或病毒生存,或者某一个长期平衡被打破(如捕猎野生动物、环境变化等)时,人类在灾难突如其来时往往是十分脆弱的。疫情不仅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深深地被放大和传导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甚至可以改变许多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比起消灭这些传染病,更现实也更有前瞻意义的工作则是全人类整体的医学研究发展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生物安全措施为人类和潜在生物危害之间形成的隔离与缓冲,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于生物危害与卫生风险的认知提升与实践。
在这方面,我国在“非典”之后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明显提速,并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无论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响应速度还是政策力度相比2003年都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在疾病防控中尚有不足,机构间应急处置能力和协调性不足,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和决策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从公共卫生投入的角度来看,不仅要通过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提升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增加疾病管控和治疗能力,更要注重提升卫生投入的有效性来减低卫生费用增加所带来的国民经济负担。通过研究卫生投入的合理分配与效益,在制定卫生政策、规划卫生投入时有关部门也可以有的放矢,依据国情进行有效应对,通过资源配置将有限的卫生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刀口”上。总而言之,对国民健康状况的深入研究,有计划地投入卫生系统建设、提高居民疾病认识水平和鼓励相关产业发展是提升卫生投入有效性的重中之重。
我们应该了解人类与疾病如何共处,更为广义地说,是与人类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共处。人类社会今日的文明并非一蹴而就。此次疫情终会过去,但新的致命传染病还会再次出现。我们应当了解、铭记历史上每一次传染病危机,并承认它们曾经带来的灾难在未来也许会重演。一次次灾难并没有将人类打倒,灾难也给了人类进一步了解世界的机会。人类整体的健康水平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投入,还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卫生与安全意识,只有从每一次危机中学习、进步,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