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成帝时歌谣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 ，刘邦刚刚在蕲西 一带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的军队，他令属下继续追击，自己启程返回长安。途径故乡沛县时，刘邦特意驻留，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子弟教他们唱歌。且歌且酒，刘邦喝醉了，亲自击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罢，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 忼慨伤怀，泣数行下 ”。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他是“ 游子悲故乡 ”，其实也是衣锦还乡，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却发出了没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备感忧虑，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这是因为，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 了，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观念也已定型。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 ，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秦国分灭六国，各国君主退位，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 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刘邦到咸阳去服徭役，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于是感慨道，“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刘邦这才意识到，在列国的封建之外，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皇帝。

此时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样的人物了。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也拉起队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军。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旧贵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刘邦显得比较边缘。好在，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先进入咸阳，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 。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怎么办？学习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 与天下同利也 ”，项羽却嫉贤妒能，“ 得地而不予人利 ”。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 吾能用之 ”，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 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 ，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2．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 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 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 ，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 汉大臣 ”，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 畏高帝、吕太后威 ”。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 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 ” ，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第一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 治平为天下第一 ” 。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习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3．贾生晁错是知音

吴王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拜见皇帝刘恒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王太子和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因为争棋路吵了起来，惹怒了刘启。大概是饮酒的缘故，刘启提溜起棋局就砸到刘贤头上，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是刘贤出言不恭在先。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除了体制因素，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 。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也会更切近吴国本地。

刘濞高帝六年就被封王，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如今昔日的代王当了皇帝，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刘濞之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眼见爱子惨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天下都是刘氏的，刘贤是刘氏子孙，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要运回吴国？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异国，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留葬长安的惯例。所以，刘濞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是一个鲜明的挑衅。杀子之仇已经结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刘恒为了安抚刘濞，赐几杖（坐几和手杖，敬老者之物），默认刘濞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离刘邦草创功业已过了半个世纪，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刘启的时代下降到30% 。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室天子的地位，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汉朝削弱诸侯王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 私奸服舍 ”，削去东海郡。这些削藩都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却有苦说不出。

汉承秦制，以律令治国，晁错为了使削藩师出有名，“ 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 ” ，使得削藩变成国策。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

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晁错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认为削藩疏离别人亲属，不仅危险，而且不道德。晁错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的是“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 。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汉帝国的建政道路，到此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晁错如此固执，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服毒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惩于当年的杀子之仇，刘濞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封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矛盾不断积蓄，当汉朝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濞手中时，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刘濞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刘濞致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但到了起兵时，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其中：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齐王，原本也要反，但最后一刻后悔了；另一个是济北王，被属下控制，没能参加叛乱。如果齐国、济北国也参加，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列侯。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吴国、齐国，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濞在叛乱之前，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亲自跑到胶西国去面见胶西王。尤为重要的是，刘濞和胶西王除了分析时局，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晁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拆分叛乱七国。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如吴国三郡，一郡归汉朝，两郡成立江都国，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非；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如叛乱的胶东王刘雄渠死后，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胶东王，这位未来的汉武大帝这年才三岁，胶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叛乱结束后，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在亲哥刘启的信任、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濞。于是，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或是裁撤，官吏由汉廷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以往，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秩级相同，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秩级，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秩级。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廷委派的国相，侯国也如此。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又借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 。

第三，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以往，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胁迫跟随叛乱。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 。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地方上，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外戚们日益活跃，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擢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即汉武帝，见到临淄人主父偃等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这一次，刘彻当下就拜主父偃为郎中，一年将他升迁四次，很快就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虽然品秩只有比二千石，低于王国相和郡太守，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汉兴以来，如贾谊等名臣都有担任中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贾谊，刘启之于晁错，刘彻对主父偃也是重用的。

主父偃的人生十分坎坷，曾经四处碰壁，屡遭排挤，连族人、兄弟都对他很冷漠。半生流浪，一朝受宠，主父偃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例如有一条，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还开发了茂陵一带，可谓一举两得；再有一条，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但是版图仍然很大，倘若联合起来，势力仍不可小觑。而且，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削藩导致了军事叛乱，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削藩政策并不看好。晁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高明的。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庙号。正如晁错父亲当年所说的，削藩刻薄寡恩，没有亲情。

主父偃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他认为，既然削藩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孝做到极致。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那么，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再以后，已经面积很小的王国，还常常因为犯错或有罪被削县，汉初那横跨数郡的大国，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不仅是王国，刘彻对列侯们也颇有所图。刘彻时代，汉初那些封侯的功臣已经传了两三代，祖辈的交情和先帝的恩泽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细察这些遍布全国的列侯领地，刘彻发现，列侯所真正占据的并不是封地，而是租税。特别是汉初的侯国领地，因为当时天下初定，地广人稀，所以虽然只有一县之地，但面积很大，有些侯国的户数甚至多过推恩令实施后的王国。这就意味着，中央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于是，著名的酎金案发生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八月，刘彻主持宗庙祭祀，向宗庙献酒。按照惯例，全国的210名列侯全都要奉献黄金来“助祭”。祭祀之事虽是朝廷大典，非常严肃，但因定期举行，礼仪已成套路，列侯们颇认为这是走形式的例行公事，对献金的成色重量等应付了事。

这一下子就被刘彻抓住了把柄，他小题大做，罗织成罪，以酎金成色不足的罪名，一次性褫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占全部列侯的一半。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被夺爵的列侯里，刘邦所封的24位列侯，有20位被夺爵；汉惠帝至汉景帝所封的18位列侯，有10位被夺爵；而从地域看，河南、河内这两个与京畿地区接壤的郡内所有列侯均被夺爵。因此，刘彻通过酎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清除了近畿的列侯，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 。

不靠诸侯王宗室和功臣列侯，那皇帝依靠谁呢？

刘彻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半生在发动战争，半生在改革朝廷制度，他需要国家机器更加高效。但是，外朝的朝官们一直大致沿袭着萧、曹等功臣早年的轨迹任职，又没有萧、曹等人与皇室的交情，还缺少战争时代的历练，因此越发不能满足刘彻的统治意图，越来越不受刘彻的欢迎。

为了找到用得称手的左膀右臂，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宫官和省官。有的本身就是宦官，如尚书等；有的是出身低微、才能出众，但甘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年轻人，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就授以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加官，允许出入宫省。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虽然汉廷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她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所以，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从文景时期的薄氏、王氏家族，到武帝初年的窦婴、田蚡等外戚，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但外戚没有，所以不会争位。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但只有到了刘彻手中，才变得十分重要，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二、汉家自有制度

5．黄老与秦制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很是长寿，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期。她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人瑞。

窦氏特别喜好和尊崇黄老之术，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更可能是因为她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她虽不干涉朝政，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黄老之术，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那么高皇帝诛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黄生没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辕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辕固生召到面前，询问如何评价黄老之书。辕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黄老，却傲慢地说：“ 此家人言耳。 ”意思是说黄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著。窦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野猪不是家猪，对已经老胳膊老腿儿的辕固生来说，无异于猛兽。看来窦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觉得，辕固生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的行动和他的性格一样，毫不怯弱。下场后，他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窦太后亲见这一幕，沉默不语，只好把他放了。

还有一件事，武帝刘彻刚即位，兴冲冲地准备制礼作乐，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同时，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掌管皇宫侍卫、禁卫军和举贤良事务，是皇帝近臣。

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从东宫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刘彻首次制礼作乐的行动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对黄老之术的笃信。从刘邦立国到刘彻，黄老的势力如此之强。那么是否可以说，黄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汉朝的“建国”之道，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后人有时误判成不干涉民间的活动，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汉朝继承的是秦制，早在刘邦初入咸阳、子婴投降的时候，汉王国就在萧何的帮助下继承了秦制，像“ 约法三章 ”“ 悉除去秦法 ”只是临时性措施，而且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 。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 。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黄老之术并不是汉初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制的无奈之选。刘邦欣赏陆贾“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能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法条。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推而广之，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而这种名实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并不仅是权臣排斥异己，更是“ 破坏了名实相应的法律基础 ” ，秦制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汉朝延续了这种“刑名之学”的观念，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挟书律》，就直到汉惠帝刘盈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 ，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 夫吏者，民之师也 ” ，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 。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 ，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6．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恒刚当皇帝没几年，就和齐国较上了劲。

几年前，齐王刘襄没能凭借诛吕之“功”而当皇帝，兄弟几个都与刘恒结了仇。后来，齐国成了刘恒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知，伴随着齐国的削弱，刘恒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当年秦朝迅速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臣民极不适应，视之为“无道”。所以汉朝虽然延续秦制，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 齐国的削弱给了刘恒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 ，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

细究起来，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首先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 外取黄老，内主申韩 ” 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许人也？仅是一个小小的太仓令吗？

不然——淳于意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并在《史记》立传的人物，绝非庸俗的官员。在司马迁笔下，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很大。淳于意后来被释放时，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缇萦的呼吁能上达天听，并不是她的文笔好，而是因为淳于意是个名人。有理由猜测，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 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缇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恰好淳于意是个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缇萦的上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放人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她哪能如此幸运？谁为她开的“绿色通道”呢？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诗》曰：“恺弟君子， 民之父母 。”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 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以往，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作依据。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但这起码说明了，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似乎别无选择。

诏书里引用《诗经》仿佛开了一扇门，射入一道光，哪怕是不经意的一道光，也足以照亮一段新的路程，为汉朝的“建国”指出了道路。当然，“废除肉刑”在名义上是非常正面、非常仁慈的举措，但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在君王的考量之内。

汉文帝到底是如何废除肉刑的？

黥，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戴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砍去右脚的肉刑改成了杀头？

确实如此！皇帝废除了肉刑，履行了“民之父母”的承诺，表明皇室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修改秦代遗留下的恶法，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其中确有荒诞之处，《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 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 就是说，废除肉刑，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时，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改为鞭笞之后，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基层执法者手中，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图，控制鞭笞的轻重，而且花样一定不少。两千年后，清代的一些稗官野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的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水平、打出了职业精神，他们可以根据上峰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有时候看上去下手巨狠，犯人却不疼；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其手段之精妙，堪称“国粹”。想来，汉文帝时期的鞭笞，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缇萦救父算起仅仅十一年，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就惩于鞭笞的可怕威力，下诏说：“鞭笞是很重的惩罚，犯人就算不被打死，生活也不能自理，朕实在觉得可怜啊。”于是修改法律规定“ 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减少了鞭笞的数量。又过了十多年，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再次修改法律：“ 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减少数量还不够，还进一步出台细则，对鞭笞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规定竹片长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儿；竹片的把儿要厚一寸，竹片的头要薄半寸。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竹子有节，这些节要刨平，不然会更疼。对鞭笞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 笞臀 ”。对行刑者也做了要求——“ 毋得更人 ”，中途不能换人，否则，一个人打没劲儿了接着换人打，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即便如此，《刑法志》仍然说“ 酷吏犹以为威 ” ，说明鞭笞始终是令人恐惧的酷刑。东汉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 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 ” 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缇萦赢得了孝顺的褒赏，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但在当时，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7．汉武帝初建汉道

在后来被命名为元封元年的前一年冬天，汉武帝刘彻亲自勒兵十万向北方边境进发。但这次他并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去泰山封禅，展示武力是封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结束了朔方巡狩，又稍稍折回到桥山 附近的黄帝陵祭祀，刘彻问随从：“听说黄帝不死，现在却有冢，为什么？”

有人答道，黄帝确实不死，已经升天了，这里的陵埋的是他的衣冠。

刘彻的这个问题，透露了他此次去泰山封禅的重要目的：像黄帝一样长生不老、升天成仙。

几年前，汾阴 的后土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只宝鼎，这个祥瑞令刘彻认为，汉家封禅的时机已经成熟。宝鼎出现了一只，用大臣的话说，意味着“一统”。刘彻即位以后至宝鼎出土之前，他几乎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文治武功，汉家确实成为“一统”的帝国了。既然功业完成得差不多，自己也老了，加上连年战争导致“ 天下户口减半 ” ，就该考虑帝国偃武修文和自己长生不老的事情了。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是在泰山顶上封土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父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封禅”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在刘彻的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儒家把泰山封禅看作天子的特权，“ 王者易姓受命 ”，封禅就意味着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许可，当然前提是封禅者真的具有王者的功业；而术士会把封禅看作人与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径。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封禅已经很多年没有施行过，始皇帝封禅过，再之前就渺茫不可确认了。所以，封和禅分别怎么操作？用什么礼仪？一时无人知晓。刘彻召集儒生和方士研究了好几年，眼下封禅在即，仍然莫衷一是。刘彻把封禅的礼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制，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他们又说不出来，而且翻遍了儒经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事实上，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也不关心细节。这次封禅，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黄帝，上与天通，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从而展示汉家受命于天。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刘彻并不在意，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刘彻又东巡大海，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而那些儒生和方士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封禅礼仪。刘彻决定不再等待，就分别按照在甘泉 祭祀太一和在汾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封、禅之礼。其间，他单独与宠爱的霍嬗一同登上泰山，霍嬗是霍去病的儿子，此时只有十岁，在父亲死后袭爵冠军侯。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霍嬗不久之后突然暴病而死 。总之，封禅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扬扬地在泰山封禅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洛阳病危。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榻之前，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封禅而激愤发病。

封禅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至于令司马谈激愤至此吗？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原来，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 “典天官事”， “天官事”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通过占星可以察知人间政事，也能通晓历法的秘密。

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担负着协助天子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重要使命 ，进一步说，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现在汉家终于封禅，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也就是重新开始，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按照太史的职责，司马谈理应参与，甚至陪同天子登山，引导天子观象授时。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虽然重要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皇帝本人说了就算。

于是，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连不喜儒家的汲黯，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一个“内多欲”，一个“外施仁义”，精准勾勒出刘彻的个性。“内多欲”，可以理解为刘彻就是始皇帝，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对待臣下杀伐决断，毫不留情。用人也不拘来路，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 ，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同时，刘彻确实有“外施仁义”的一面，他愿意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内多欲”，所以才会在刚登基时的就要搞改制、建明堂，虽然被窦太后阻拦，但专门养儒生的“五经博士”已经正式设立。后来，按照公孙弘的建议，他又建立了中央太学，令郡国选拔优秀子弟到博士那里“委培”，“结业”后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选拔地方上的儒学人才担任重要地区官员的属员等。总之，刘彻是把原来“ 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 ” 。

最重要的，当然是封禅。

封禅之后，刘彻心满意足地回到长安。

司马迁安葬父亲后，心事重重地回到长安，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

刘彻很快召见了司马迁，并交给他一个非凡的使命——制定新的历法。封禅之后，时间重新开始，就需要新的历法、新的正朔、新的服色。这令司马迁振奋起来，决意在制定历法上为太史的职责赢回荣誉。不到一年，在司马迁和具有天文历法才能的术士的努力下，《太初历》制定了。

这一年本是元封七年，正在实行的是秦制的《颛顼历》，原本是秦尚为列国之时使用的地方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统一六国后颁行天下，成为当时的“公历”，因此被汉朝所沿用。刘彻在封禅后，正式改正朔、定历数、易服色。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往是六年一改元，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 ；从形式上看，太初之后的汉朝，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汉道”，意味着汉朝的“建国”大业终于摸清了方向。

8．以洪范察变

巫蛊之乱，刘彻将卫皇后家几近灭族，太子、儿媳、公主及皇孙全部死难。长安城内，丞相刘屈氂和太子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死伤枕藉，天下震怖。

这期间，宁阳 侯国的儒生夏侯胜却在故乡平静地读书问学，他主要修习《尚书》，最先跟随同族长辈、有名的经师夏侯始昌学《洪范五行传》 和说灾异的方法。董仲舒死后，夏侯始昌作为名儒进入了刘彻的视野。正如刘彻对儒家一贯的态度，他表面上重视，但并不会把经师们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董仲舒只是个王国相，夏侯始昌则被拜为昌邑王刘髆的太傅。

昌邑 是个好地方，四面通衢，物阜民丰。刘髆是刘彻和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外甥，一时为刘彻所宠爱，所以才被封到这里。太子死后，刘彻在世的儿子里，刘弗陵只有三岁，成年的儿子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俱不为刘彻所喜，刘髆就在舅舅李广利和舅舅的姻亲刘屈氂的支持下，对太子之位有了念想。

此时的刘彻，渐渐从巫蛊之乱的暴虐杀戮中缓了过来。如今他后悔了，他理应明白，自己的丰功伟绩是以死了无数人为代价的，正应该由忠厚的太子来改弦更张。现在，自己已风烛残年，汉朝该如何渡过这个危局？

他开始怀念冤死的太子，一个在高皇帝庙供奉寝殿祭祀的郎官田千秋，因为率先给太子说情，被一下子提拔为大鸿胪。他专门修建了思子宫寄托哀思，忌恨当初曾帮他镇压太子兵变的人，包括刘屈氂。

于是又一场屠杀开始了，刘屈氂被腰斩，他与李广利曾密谋帮助刘髆成为太子的事情也暴露了。此时李广利正出征匈奴，听说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朝廷拘押，一时手足无措，战败后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李广利被灭族，刘髆的储君之梦也成了泡影，在刘弗陵即位前夕以壮年之龄去世。考虑到刘彻为了避免刘弗陵被母族挟制而不惜处死他的母亲钩弋夫人，刘髆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给后人留下了谜团。

这场宫廷变故平息后，大臣们似乎没有觉察到刘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还按照皇帝以往的做法提出政策建议。新晋宠臣大鸿胪田千秋与长宠未衰的大司农 桑弘羊一同上书，认为李广利新败，需要巩固西域，防备匈奴，提议继续征发内地士卒，在车师国以西千里之遥的轮台屯田。屯田不只是种地，还要设置都尉、疏通沟渠、修筑亭燧，是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

若在以往，这是符合刘彻胃口的。但刘彻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还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反思了过去一段时间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颇有悔过之意。诏书的最后说：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热衷于开边拓土的刘彻竟然说当今的要务是禁止苛政，不要随便征税，鼓励农民耕种，愿意养马的可以抵消徭役，边疆的安全只要保持现状不要松弛即可。随后，刘彻开始安排后事，外朝，提升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政府首脑以“富民”二字封之，其意味不可谓不长 。田千秋终于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以及对自己的真正期许；内朝，由卫皇后的外甥、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担任大将军大司马，以内朝大臣的身份领衔辅佐刘弗陵。

不久，刘彻死去。

昌邑王国靠近曲阜，儒学氛围比较浓厚。基于夏侯始昌的关系，夏侯胜与昌邑王家可能有些联系，所以也可能对这些宫廷内幕乃至刘彻的风格有所耳闻。目睹了刘彻这些年来穷兵黩武导致民生凋敝的帝业，身为儒家经师，他对刘彻的评价不会高。

无独有偶，霍光被刘彻委以首席辅佐的重任，也忠于刘彻，但霍光仅有政客的资质，达不到刘彻的思想高度，也就难以理解刘彻的政策。刘弗陵——汉昭帝即位后，霍光掌权下的朝廷虽然给刘彻立了宗庙，但并没有尊庙号。汉朝仍然只有刘邦、刘恒的宗庙有庙号，分别是太祖和太宗。刘彻只得到了一个“武”的谥号，不得不说，刘彻给帝国留下的创伤太深了。霍光淡化对刘彻的尊崇，也符合刘彻晚年政策转向的意图。

不过，已经成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仍然希望延续旧政策，包括盐铁专卖、对匈奴用兵等。桑弘羊精于理财，热衷为国求利，是刘彻的“好学生”。现在他与霍光同为辅政大臣，两人不可避免地在政策主张和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矛盾。

霍光对儒家没有兴趣，但政敌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桑弘羊主霸道，那就拉拢讲王道的儒生。在儒家看来，国家垄断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当然会反对。当年公孙弘设太学、选儒生入仕，积累几十年，效应显现，儒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于是霍光躲在幕后，让丞相田千秋出面召开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从郡国选举了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也就是经生儒士，到长安与桑弘羊辩论。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论辩，桑弘羊遭到不小的挫折，他所主张的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都被取消，霍光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正是在这一时期，夏侯胜被汉廷征为博士，又担任光禄大夫。他日益感觉到，刘彻造成的严重后果，必定使推崇儒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此时儒家还不足以抗衡霸道，中央的权臣里也没有儒臣，但力量正在快速滋长，必将从霸道的装饰品向真正的王道突破。促使他有这个想法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惊险大事：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名男子进了长安城。他乘坐着黄牛车，打着画有龙蛇的黄旗，身穿黄衣，头盖黄巾，一看就非凡俗人等。果然，他熟门熟路地直抵未央宫北阙，对宫门负责传递信息的官员说：“我是卫太子。”

卫太子？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不是早在十年前的巫蛊之乱里就死了吗？

消息火速传到宫内，霍光、汉昭帝都很疑惑和紧张，毕竟卫太子死在外地，一般人都没见过尸体。民间出于同情，一直流传着卫太子还活着、理应由卫太子继承皇位的谣言。这事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后果会很严重，影响到汉昭帝的合法性。

十年前那场政变死的人太多太多了，长安的市民谁不记得呢，消息不胫而走，数万市民聚集到北阙围观。诏令下达，一面让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及以上俸禄的官员去辨认，一面让负责长安戒备的右将军勒兵在旁，防止事变。由此可见，汉昭帝、霍光可能也拿不准卫太子到底死没死。

那黄衣男人对全城的骚动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发表意见或表达诉求。来到现场辨认的丞相御史等公卿官员，看见他如此平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那些曾经见过卫太子的人，此时也不敢言说是非。十年过去了，谁敢说自己的记忆准确无误呢？

此刻的气氛极为恐怖，可能，有人振臂一呼，臣民们就把黄衣男人抬进未央宫为皇帝；可能，右将军一声令下，虎狼军士们大开杀戒；可能，支持黄衣人和支持汉昭帝的官民混战在一起……

正在此时，京兆尹隽不疑终于赶到，他来自齐地的渤海郡，靠通晓《春秋》而被选为郡文学，后来被汉武帝的绣衣使者，也就是王莽的曾祖父王贺的同僚暴胜之赏识，得以重用，一路升迁至京兆尹。

隽不疑挤进人群，二话没说，直接喝令左右将黄衣人拿下。

围观的官民大惊，有人悄声对隽不疑说，“是不是真的卫太子还不知道呢，先别急，少安毋躁。”

隽不疑说：“诸君对卫太子有什么怕的？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继承，蒯聩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君位，被儿子挡在城外，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卫太子已被废掉，所以，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不重要，即便是真的，这次来也是自首，是罪人。”说罢，把黄衣人送往诏狱。

一见此景，一听此言，市民们也就散去了，公卿官员和右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夏侯胜是博士，他敏锐地告诉学生们：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就是说，将来从政只要精通儒术，登上公卿高位佩戴青绶紫绶，就像弯腰捡草一样容易。如果不能精通还想当官，那还不如回家种地。

刘弗陵八岁即位，二十岁就晏驾了，身后没有子嗣。在霍光的支持下，汉廷迎昌邑王刘贺，也就是刘髆的儿子即位。夏侯胜与昌邑王家有过旧缘，见到刘贺带到长安的旧臣里不乏儒学之士，比如刘贺的师傅就是研治《诗经》的王式，因此十分高兴。

但这种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夏侯胜发现刘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信任霍光等人，刚到长安没几天，甚至还没去高帝庙告庙，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排挤前朝官员，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霍光表面神情自若，但瞒不过夏侯胜的眼睛。或者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前朝权臣与新任皇帝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夏侯胜注意到，刘贺的有些旧臣试图调和霍光与刘贺的矛盾，王式就几次借着说《诗经》来劝诫刘贺。夏侯胜虽然与昌邑王家有些渊源，但毕竟不是近臣，他也想提醒刘贺注意，恰好刘贺乘车出行，夏侯胜冲到御辇前，大声说道：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这句话体现的正是儒家公羊学的经义，天气久阴不下雨，说明臣下有谋反之心，陛下难道没有察觉，还要到处跑吗？

刘贺非常生气，说这是妖言，下令将夏侯胜拘押。但刘贺真的以为这是妖言吗？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昌邑国的时候，曾连续见到灾异，一次是高三尺的白狗，无头，脖子以下像是人；一次是明明见到一头熊，但身边的人都说没有；还有一次是大鸟飞集王宫里，也甚是可怪。

霍光听说这件事后大惊，因为他正和心腹、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此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夏侯胜如何得知？既然不是自己，那只能是张安世泄密了。霍光赶紧去见张安世，责怪他嘴巴不严。张安世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

两人觉得纳闷，就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却说，不是从哪里听来的，而是按照《洪范五行传》，天气久阴不雨，就是有下谋上。

霍光和张安世这才领会到儒学的高妙之处，原来儒学所说的王道，还包括了天人合一、灾异祥瑞之类神乎其神的道理，并不仅仅是当年盐铁会议上那些道德仁义的高调。两人都认为，对儒家的经师还是要重视重用才行，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拿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霍光与张安世果断出手，废掉了刘贺。因为刘贺一直没去高帝庙告庙，从程序上看，他也就还没从祖先那里获得帝位的合法性。当然，霍光也没有资格废立，宣布废掉刘贺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

刘贺被废，他的那些王国旧臣大多被杀。王式因为曾拿 “三五百篇当谏书 ”，用《诗经》劝谏刘贺，从而逃过一死。其实，与其说他真曾劝过刘贺，不如说霍光有意要留下这些通经致用的儒士。

汉朝的帝位兜兜转转，居然又转回刘彻太子刘据的家中。刘据的孙子刘病已虽然人在民间，但已恢复了皇室的身份，一直在霍光的视野里。霍光等人将刘病已迎入皇宫尊立为帝，刘病已这个粗俗的名字也改为刘询。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以极小的成本尘埃落定，霍光又想起夏侯胜竟然根据经义通过天气的异常就能准确预判政治的变动，可见儒术是何等重要，正是帝王所需。霍光就令夏侯胜以《尚书》教育皇太后，升为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夏侯胜俨然是帝师重臣了！

9．汉宣帝的建国大业

刘询即汉宣帝刚即位时，压力也非常大。鉴于刘贺被废，他主动接受霍光的大权独揽，处处小心，如芒在背。他是刘据的孙子，但武帝和昭帝都没有给刘据公开平反，因此很多人私下里对刘询即位的合法性有所质疑。

广陵王刘胥从刘彻时期就念叨帝位，他养了个女巫，诅咒汉昭帝，汉昭帝果然早死；又诅咒刘贺，刘贺果然被废。听说刘询即位，大为不爽，说：“ 太子孙何以反得立？ ”

所以，刘询有必要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即位不久，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但刘询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刘询是刘彻的曾孙，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当然，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一下，群臣心知肚明，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异议，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 物故者半 ”，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 亡德泽于民 ”，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夏侯胜对刘询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只是单纯批判刘彻。所以，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他说：“ 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 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被臣下好一番羞辱，刘询当然恼火，但关键是夏侯胜没能领会他的意图。所以，夏侯胜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并被下狱，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黄霸请求向夏侯胜学习儒经，夏侯胜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学不学意义不大。但黄霸却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儒经。这不仅说明黄霸的好学，更说明了儒术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令士大夫虽九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拐过年来的夏天，关东发生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一些山陵也因灾滑坡崩塌，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异，刘询坐不住了，他下诏承认“ 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承认自己有过失。同时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释放，夏侯胜出任谏大夫，加官给事中，被赋予出入宫禁之权。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这时期刺史还未具备后来州牧的大权，但也是重用了。

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 称制临决 ”，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学，曾在侍宴的时候，看父亲心情好，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也是“汉道”的宣示，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汉家自有制度 ，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

“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 。

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10．汉元帝的恐惧

王政君的丈夫刘奭，也就是汉元帝，因为好儒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掉太子之位。但平心而论，刘奭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奭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傅都是有名的经师、重臣，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狱友黄霸，还有疏广、严彭祖、夏侯建、萧望之等，萧望之后来还成了刘奭的丞相。这几位师傅有个共同点：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齐学 ，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又受齐学教育的刘奭一旦当了皇帝，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中兴，国力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但这毕竟是公元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抗灾能力很差。面对天灾，有些帝王并不在乎，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刘奭却忧心忡忡，每次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再加上后来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划在汉元帝时期，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异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刘奭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 饥，或人相食 ”，令他寝食难安。第二年，又遇上陇西地震、歉收、北海水倒灌，以及关东饥荒，“ 齐地人相食 ”。

再以后，连年灾异，水旱雪霜就不多说了，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或是星宿逆行，或是“ 白蛾群飞蔽日”…… 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刘奭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有一次，儒生京房向他报告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春秋》上所有的灾异全都有了——“ 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一定觉得大逆不道。但刘奭却沉痛地答道：

亦极乱耳！尚何道！

有的灾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也是这一年，王莽呱呱坠地。多年以后，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改姓易代。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派别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主张越来越具体，理想也越来越宏大，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阻力相对比较小，虽然几经波折，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用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 ；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比如史皇孙。代代相累，到了刘奭的时候，宗庙已很庞大，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有房屋也有寝园，园中有寝殿、便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按月请到宗庙，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仪仗和生前一样，士兵守着陵园，厨师给死人做饭；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据记载，元帝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45,129人，祭司和乐人12,147人，祭品牺牲不计其数 。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奭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奭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在丞相韦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 ，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还要遵照“禘祫”之礼，遵循“昭穆”之序。“禘”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祫”就是合祭 ，简单地说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不管有没有毁庙，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祭；“昭穆”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要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一昭一穆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排列。例如刘邦为昭，其子惠帝、文帝为穆，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 ，宣帝为昭，秩序井然，庄重非凡。

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成、哀时期又有所反复，特别是哀帝时还曾为要不要毁武帝庙而争论，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莽。仅此一点，王莽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斑。

11．独尊儒术的实现

再说说郊祀。

话说秦末汉初，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祇。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在丰县祭祀土地神，叫作“枌榆社”，当了沛公之后又祭祀蚩尤。后来当了汉王，入了咸阳，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叫作“雍畤”，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啊？

周围的人说：有四帝，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意思就是他是黑帝，于是刘邦立了黑帝祠 。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至于祭祀礼仪，他当然一概不懂，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丰县的土地神，到咸阳的黑帝祠，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率性的，只要是神就祭。后来，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汉廷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巫”聚在一起，每个“巫”负责祭祀本地的神，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 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只不过没有万神。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泰”就是“太”，“泰畤”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祭了天就得祀地呀，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逐渐养成了以“雍五畤”“渭阳五帝”和“甘泉泰畤太一”“汾阴后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显然，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仪。此外，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稀奇古怪的祭祀，大概仍在运转，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祠有683所。

在儒家眼里，这些祭祀混乱、淫滥，夹杂着暴秦的礼仪和黄老的荒诞，既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还不尊重汉家。因此最好彻底清除，另立郊祀之仪。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 。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骜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 汉家制度 ”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骜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骜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骜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 皆有神祇感应 ”，所以祥瑞非常多， “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 ，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 久旷大仪 ” ，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 ，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 屡诛大臣 ” ，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谶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 ；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 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 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舂陵侯国在汉元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 。其卑弱可知。

舂陵侯的近支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刘敞的堂弟，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其实，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仇殚精竭虑，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张年轻的时候，他任侠好斗，算是当地豪杰，出入舂陵国及周边，结交各色人等，说起来，这些人地位高的也不过是些亭长、游徼之类的基层乡官。那一天本来一切都很好，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和相识的釜亭亭长约了喝酒。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 ，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

两人喝着酒，慢慢都醉了，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那亭长估计自以为是地方官，比宗室“牛”，就辱骂刘子张。子张也大怒，趁着酒劲，拔剑就把亭长刺死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今文经学的“大复仇”，“大”的意思是“尊崇”，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张杀人之后，竟然逃过了官府的追究，所以极有可能是舂陵侯帮忙脱罪。但是，在“大复仇”观念的驱使下，亭长的儿子却没打算放过他。亭长被杀时，儿子还年幼，一晃十几年过去，亭长的儿子已经成年，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前来复仇，杀死了刘子张的弟弟刘骞。

亭长的儿子为什么杀刘子张的弟弟而不是刘子张本人，这一点史书未载。但杀了刘骞，复仇的“接力棒”就到了刘骞儿子那里。刘骞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显，一个叫刘赐，兄弟二人下定决心再复仇，就结交宾客，准备对亭长一家大干一场。结果，事情暴露，刘显被抓。

被抓倒不是大事，但蹊跷的是，刘显突然在狱中死了。

刘显兄弟好歹也是宗室，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很可能是亭长那边使了什么手段，而且，十几年前刘子张杀人可以脱罪，十几年后宗室在监狱里却死了，看来是宗室的地位在持续下坠。刘赐悲愤不已，就和刘显的儿子刘信一同变卖田宅，散尽家财，招纳亡命徒，进入新一轮复仇。

与此同时，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也因为堂弟刘显之死而愤怒，况且，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不能袖手旁观。他性格和父亲相似，也喜欢结交宾客。于是，一场由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侄子刘赐、侄孙刘信为主导的针对“乡干部”的复仇行动开始酝酿。

为了笼络人心，刘玄以好酒厚待宾客。有一天正在家中聚会喝酒，乡里负责治安的游徼登门，刘玄连忙请他一同喝酒。这些宾客其实都是流氓亡命徒，素日都是和官吏对抗的，看见游徼迟来，有一个喝醉的宾客就唱起歌来：

朝亨 两都尉

游徼后来

用调羹味！

都尉的官职比游徼大，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早上煮了两个（官大的）都尉，（官小的）游徼来得晚，拿来给汤调味！”

游徼一听，勃然大怒，把这宾客绑了起来暴打数百下，还扬言要追究刘玄的责任，特别是为什么要养宾客，有什么图谋？

刘玄觉得不妙，就赶紧跑到平林县外祖家躲了起来。游徼等官吏不依不饶，把刘子张抓到了监狱里。眼看事情要闹大，为免夜长梦多，刘赐和刘信干脆自己行动，同宾客一起找到亭长的家，先杀人后点火，把亭长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全家都杀了。杀人之后，刘赐、刘信叔侄二人随即亡命。刘玄为了救父亲，只得诈死，发丧回舂陵，官府这才把刘子张放了出来。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结成世仇，至此延续了三代，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刘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世系清楚的汉景帝支脉，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乡官打架斗殴，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且损失惨重，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不会上升到汉廷社稷安危这样的高度。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而且，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当然，这些宗室也并非个个都像“黑社会”，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支，就在按部就班地走普通士大夫的道路。这一支比刘子张离舂陵侯的嫡系更远，其中和刘子张平辈的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可惜刘钦死得早，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縯、次子刘仲 和三子刘秀。刘縯成年后颇有大志，刘秀由叔叔刘良抚养。刘秀名字的来源，据说是他出生时有嘉禾九穗，故而得名，但多半是因为“秀”在当时只是普通而常见的名字罢了。

就在刘子张一家“大复仇”的时候，刘秀渐渐长大，此时王莽已经称帝，但不妨碍刘良把刘秀送到长安入太学，跟随中大夫徐子威学习《尚书》，看起来他们不仅对汉朝灭亡没有抵触，还要努力进入新朝的体制中。当然，进入新朝的刘姓宗室，特别是刘秀这样的边缘支庶，经济已经日渐拮据，他只能和一个姓韩的同学凑钱买头驴，把驴租出去，用租金交学费。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吏“打成一片”，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若不是后来王莽重大决策接连失误，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令天下疲惫，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汉哀帝死后，继任的汉平帝、刘婴虽然贵为皇帝、皇太子，但其实已经和刘玄、刘秀等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叛乱四处点燃，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刘”字，是非常不错的招牌。刘玄、刘縯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营造出“人心思汉”的悲情气氛；逃亡多年的刘赐、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但眼下这个时候，这些号称帝系的宗室们，只不过是些在乡村里和亭长斗殴的底层豪杰，或是循例读书力争到“体制内”谋个职位的儒生。从汉廷中央向下看，这类宗室的声音是沉默的。要不是后来刘玄成了推翻王莽的更始皇帝，要不是刘秀中兴了汉室，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贩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