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创作儿童文学的阶段

接下来命运好像变得顺畅起来。1978年，虽然政府没有说外地的知识青年可以返回自己的城市，但政策开始松动，知识青年有很多回城的途径，例如说身体不好，或者父母有一方退休等等，都可以回城，我也在1978年调回上海。

1978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关闭了十年的文化单位陆续开放，很多报纸、杂志都筹备复刊了，我幸运地进了《儿童时代》杂志社。上海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及《少年文艺》三本杂志，创刊于50年代初期，分别面向幼儿、小学、初中三个年龄阶段，三本刊物同时在“文革”中停刊。此时，杂志社一方面邀请老编辑回来——那时老编辑已分散各地，有的到学校教书，有的做普通职员，亦有的到外地工作，同时也吸纳年轻人。因为我曾有作品发表过，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算是有了一点成绩，所以得以加入《儿童时代》杂志社。来到杂志社后，需联络小学，于是我接触到许多的小学生，就开始写儿童生活的小说。

中国的儿童文学在我们那个年代，也许直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校园小说影响。比如说加入少年先锋队是我们的理想初级阶段，为更高理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准备，我们要留意品行、公德、操守，同学之间要有高尚的人际关系，这些题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从苏联的校园小说过来的。

写儿童小说给我带来好运气，一出手就似乎有回报了——我的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在这些杂志复刊的同时，许多文学奖项也恢复了。这是一个以70年代末期为背景的校园故事，但情节的核心则来自我小时候的经历。60年代的小学，每一个儿童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很重要和光荣的事，不加入就好像被逐出孩子的小社会似的，很羞耻。少先队有着和成人组织相同的组织结构，按各人学习成绩、行为表现、社交能力的优异，形成梯级式的管理层，包括小队长、小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和大队长、大队副。二年级加入少先队，就要在班级建立少先中队，进行小干部的选举。我在中队长的选举中得到全票，但是老师——此时还担任少先中队的辅导员——心仪的是另一个女孩子。那位女同学长得很漂亮，除了成绩不怎么样，她真的很优秀，既活泼又热情，积极协助老师的班务工作。总之，她确实合乎中队长的标准，但可能因为老师对她的喜爱太过明显，多少出于嫉妒心，同学一致不愿意投票给她。于是，她得了零票，而得不到老师欢心的我，得到全票。这个老师虽然不喜欢我，但我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快活的老师，很平等地对待我们。她居然有能力把所有的票数挽回，从我这里搬给了那位同学。这件小事情在我心里也造成了一点小伤害。多年以后，我写小说时，就把这不满和委屈的情绪发泄出来。

我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个故事设定在70年代末期这个环境里，题目定在怎样才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的人格应该是怎样的。我赋予我不愉快的童年经验一个新的价值判断，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写作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可能在很多地方未能实现自己的妄想，所以要在写作里想象自己是一个强者。想不到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上引起极大的回响，在读者座谈会上非常受欢迎。这篇小说似乎很能反映受到打压的小孩的心情，于是就得到全国优秀少年文学的二等奖，由于一等奖空缺，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在这样的鼓励下，我继续写了一些儿童小说，但心里却感到不满足。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不满足于写儿童小说？回想起那个年代，其实现在也一样，很多作者都是从写儿童文学开始文学创作的，我觉得我们多少有一点把儿童文学看成幼稚化的文学，觉得它的门槛比较低，容易入门，进去以后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还是带有幼稚化的文学色彩，所以我感到不满足。到80年代，我开始写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很多评论家也好，记者也好，他们很希望我表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总是感到很困惑，我应该从那篇没有发表的散文算起，还是从儿童小说写作算起，或者，从80年代发表所谓成人小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