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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集:第2章:高效能人士也有拖延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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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讲《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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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 60 年代,工业革命拉开了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序幕,机械化生产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与掠夺更加便利,也使得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欲望更加强烈。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工业革命浪潮的席卷下,人类更加便利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急剧上升。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加剧了世界各地对各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尤其是在世界各地快速兴起了以矿产资源的采掘和加工为目的资源型城镇或社区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活动更甚。到 20 世纪初期,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意味着各种自然资源(主要以煤、铁等矿产资源为代表)的消耗量剧增。20 世纪中叶,由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一些资源型城市谋求转型,如德国鲁尔工业区等。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继而导致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效应的产生。然而,以矿产为代表的不可再生类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稀缺的,随着这类自然资源日趋枯竭,资源型产业或资源所在地区将面临因资源枯竭而导致的产业阵痛与系统性的经济社会问题。资源型产业发展瓶颈之所以产生,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原因一即直接原因是自然资源耗竭,原因二也即根本原因则是资源开发和城市运营体制和管理等制度缺位。而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对生态的破坏亦十分严重。进入 21 世纪后,环境和生态问题更加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由此,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就成为世界各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破解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生态系统平衡的难题也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就我国而言,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本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资源开发利用为依托,我国相继建立起了一批能源、矿产和林业等资源开发和利用基地。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飞跃式发展,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以资源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发展模式,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传统经济的增长模式亟须转变。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源环境的现实约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这一现实问题。十六大报告在“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节中就明确指出“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2003 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同年 7 月,胡锦涛系统性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011 年,国务院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该规划是“十二五”时期工业转型升级的总纲,对这一时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引导价值。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方式有了更高的要求。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要与环境相适应、经济发展应增强对环境的修复能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同时要大力发展环境产业和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书的研究范围为中观层面的四川民族地区。四川民族地区位于四川西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主要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简称“阿坝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简称“凉山州”)三个自治州以及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区域共有 50 个县(市)。而位于攀西地区的攀枝花市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同时又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所以本书所研究的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是包含了攀枝花市和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其他地区在内的川西自然资源富集区。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除了铁、钒、钛、铬等重要资源,还富藏多种稀有金属和稀土、碲铋等战略性资源,资源丰富。其中,储量位于世界第一的钛资源,已探明储量约为 8.7 亿吨,约占全国储量的 90%;钒资源量 1 600 万吨,约占全国储量的 62%,位居世界第三;铬资源量超过 900 万吨,约占全国储量的 80%。优越的资源禀赋是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基础,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四川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攀枝花市为例,攀枝花市的钒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2017 年,全市钒钛产业产值首次突破 200 亿元,达到 214.57 亿元。其中,钒产品产能和产量仍居全国第一,钒产业产值达 82.39 亿元,钛产业实现产值 132.18 亿元。2018 年,仅攀枝花市的钒钛产值就实现 375 亿元。然而,随着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演化,资源的储存量下降,资源枯竭的形势必将越来越严峻,而且传统的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的最终产品生产,以耗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其附加值低、利润流失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发展模式,不仅使资源型产业自身发展缺少可持续性,还会造成资源富集地区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而引发环境压力大、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综合性社会问题。
为统筹推进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国务院于 2013 年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位于四川民族地区的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被定为成熟型城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被定为再生型城市。该规划针对资源型城市发展实际,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总要求,并明确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2017 年 1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分类引导培育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动能的指导意见》,对资源型产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加快实现转型升级提出相关指导意见,是对中国资源型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再一次有益指导。该意见分别对成长型城市、成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再生型城市的资源型产业发展和转型的方向做出明确指示。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为成熟型城市和再生型城市,其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型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提质增效、鼓励创业创新、塑造良好人居环境等方面实现资源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是国家总体政策框架下的具体实践。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科学论断十分鲜明地指出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7 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 年 7 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学术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深圳举行的 2018前海合作论坛上发表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内涵和途径”的演讲,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途径再次重点阐述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要求,也是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总特征深刻变化的内在要求。从国际背景来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构筑先进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冲击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也要求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要取得主动权和主导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从国内而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要求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供需结构不匹配、发展不协调、环境污染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我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得到很大程度的积累。但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一目标还未达到,能否顺利达到这一目标,关键还是在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质量和品牌建设、绿色发展等方面强化措施,形成经济发展合力。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正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积极实现区域经济质量和效益统一的关键举措。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和大背景下,四川省也积极对经济发展布局做出新的调整和部署。2013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以结构调整升级为主攻方向,坚持做大规模与提升质量效益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并举、产业链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高端融入并举,加快解决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2017 年,四川省发布实施《四川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该规划对四川省落实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宏观管理做出具体指示和要求。该规划也是对四川省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全面指导,对促进四川省资源型产业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8 年 4 月,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同志在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上提出构建“一干多支”发展格局的构想。同年 6 月,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强化区域联动,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对攀西地区而言,攀西经济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能及钒钛、稀土等自然资源,是四川省开发潜力巨大的经济区域,对于大力发展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饮料产业,培育世界级钒钛材料产业集群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主要包括甘孜州和阿坝州的民族地区,主要发展生态经济和旅游经济,同时建设高原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藏药产业化基地等。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作为资源富集的两大区域,在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中扮演着“守门员”的角色。因此,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发展以及转型升级关乎四川乃至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局。2019 年 4 月,由四川省发改委指导,由四川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省县域经济学会和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座谈会在攀枝花市举办。此次座谈会旨在加快四川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总结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成功经验,探讨四川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对四川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战略要求来看,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势在必行。推动四川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关系四川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也是关乎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理念的主题,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也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在转型过程中应该牢牢把握绿色发展理念,遵循绿色发展理念。讲发展、重发展很重要,讲发展方式、重发展方式更重要。近年,攀枝花市已经开启了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攀枝花市以加快建设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全国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为契机,立足发挥比较优势,做好“钒钛”“阳光”两篇文章,守住“发展”“绿色”两条底线,加快老工业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推动攀枝花市由工矿基地向生态宜居城市、由钢铁之城向阳光花城、由传统三线建设城市向开放包容的绿色健康城市转变。但是由于四川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以及所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制约,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仍然任重而道远。
就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来看,首先,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规模的资源输出使得资源的开采规模加大、开采速度加快,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颓势日益明显。其次,特色优势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对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不断削弱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承载能力,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了更高的要求,但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低,未充分挖掘资源的附加值,经济增长面临瓶颈。再次,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影响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还存在体制僵化、管理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可持续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在发展早期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资源的开发管理和自然地理区位条件的选择与基础设施等不配套,城市功能缺位,导致资源型产业在发展初期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如产业链条无法延伸、产业协调互补能力不足等。因此,研究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于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对推动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关于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系统研究较少,而四川民族地区这一相对偏远的资源富集区域对四川乃至全国发展布局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现实意义重大。本书的立题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其宗旨在于系统归纳、总结和研究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转型。相较于国外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经历而言,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而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起步早,历经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经验教训很多,我国东北、山西等地区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供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借鉴。但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实际情况异质性突出,不能照搬照抄国内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政策、路径构建等,而是要顺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和相应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以及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
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课题是对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是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产业转型升级理论的有利扩充,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和完善四川民族地区这一特殊的民族区域的产业发展理论。四川民族地区位于四川西部地区,地形地势复杂,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资源型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困境的同时还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约束。本书瞄准四川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域,在相关资源型产业转型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期望可以对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规划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能够有助于加速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为推动四川民族地区当前资源型产业发展与转型提供理论依据。所以本书的研究对于丰富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的特殊区域的资源型产业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丰富和发展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理论。四川民族地区作为四川重要的资源储备区,其资源型产业发展对于其经济发展具有支柱性作用,因此研究其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刻不容缓。本书通过总结和分析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研究,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区域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为丰富资源型产业研究理论和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的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科学理论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宝库做出贡献。
第三,本书在对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情况做出详细分析,并在丰富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和机制原理,同时也为中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四川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布局提供理论借鉴。
本书的研究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研究在实地调研和面对面访谈的基础上,尤其是针对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两大资源型产业发展突出的市州,运用四川民族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证,因此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有助于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的转型探索,对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资源型城市尤其是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布局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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