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1.2.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理论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资源型产业发展理论是以对资源型城镇的相关研究为基础的，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资源型城市中出现的广泛社会问题等进行研究。资源型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在矿业等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概念主要由矿业城镇（ mining town）逐渐演化而来，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城市职能分类提出来的。最早提出矿业城镇概念的是英国学者阿隆索（Auronsseau）。1921 年，阿隆索通过对城市职能分类和分类体系进行研究，以城市承担的主要职能和主要产业为依据，提出矿业城镇的概念 ^［1］ 。在这一时期，加拿大学者麦金托什（Machintosh）最早提出了“大宗商品理论” ^［2］ ，这一理论强调传统商品或大宗商品的作用及其对塑造资源丰富型经济的影响。1923 年，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 Innis）在麦金托什“大宗商品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社会发展问题，对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的系列进行了研究，并揭开了资源经济和资源型城市研究的序幕 ^［3］ 。在这一时期，除了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理论奠基之外，国外学者对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产业的研究大多表现为对特定城市或一些城市及区域进行简单的实证，但所做的实证分析大多也只是做相对简单的描述性分析。比如琼斯·史蒂芬（Jones Stephen）对加拿大落基山脉一带的矿业城市坎莫尔（ Canmore）和旅游城市班夫（Banff）进行了对比分析 ^［4］ 。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关于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产业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主要通过社会学、行为学等相关理论对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展开，如单一产业城市的社会问题、城镇规划等。同时，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热点，并且这一时期大多数学者支持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1961 年，沃尔特·罗斯托（ Walter Rostow）就曾提出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开发将成为工业发展的“启动器”的说法 ^［5］ ，并且一些学者认为自然禀赋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说法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如美国学者哈巴谷（Habakkuk）就认为 19 世纪美国获得的更高生产率得益于自然资源的丰裕 ^［6］ 。1963 年，在传统大宗商品理论的基础上，加拿大学者沃特金斯·梅尔维尔（Watkins Melville）和戈登（Gordon）对加拿大资源型经济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补充和完善了麦金托什和伊尼斯的大宗商品理论，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7－8］ 。1971 年，卢卡斯（Lucas）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的四阶段发展理论，把资源型城市发展分为建设期、发展期、转型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9］。而这一时期对资源型地区的社会问题给予关注的代表性学者有西门子（Siemens）（《加拿大资源边缘区的单一企业社区》）、鲁滨孙（Robinson）（《加拿大资源富集边缘区的新兴工业城镇》）等 ^{［10－12］} 。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中期，随着工业化新特点的出现，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源型城市理论研究进入了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阶段。研究内容包括对依附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四阶段发展理论等的实证检验及进一步阐释。尤其是 1971 年卢卡斯提出的四阶段发展理论影响很大，此后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就资源型城镇的发展阶段开展了持续的研究。以布拉德伯里（Bradbury）和圣马丁（ St． Martin）为代表 ^［13］ 的学者较多引述或修正这一划分方法。布拉德伯里认为应该对资源型城镇中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以寻求其产生机制，并指出资源型城镇发展理论的基础是地区的不均衡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积累过程 ^［14］ 。此外，布拉德伯里和其他学者还应用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对资源型城镇开展研究 ^{［15－16］} 。配费奇力格（Ofairoheallaigh）对依附理论中高度垂直一体化和水平多样化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理解［17］。他认为还是有许多与某一个具体地区和矿储地紧紧相连的、并不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再加上对建筑、机械、地质知识和人才的巨额投资等方面的考虑，可以判断布拉德伯里大大地高估了跨国公司生产投资转移程度，同时他还认为在资源区与工业中心之间往往会发生多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外来投入部门分享利润的要求也是正当的。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的“荷兰病效应”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对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新思考。例如，有的学者以资源丰富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丰富的资源产生资源转移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支出效应而使制造业逐渐衰落［18］的结论。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负增长关系这一现象受到更多关注，最著名的是奥蒂（Auty）的“资源诅咒”假说，他认为丰裕的资源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 ^{［19－20］} （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一系列难以调节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赫斯（ Sachs）和瓦默（Wamer）建立实证模型对“资源诅咒”这一概念进行了验证 ^［21］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其他专家和学者也对这一变革时期的资源型产业和城镇发展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较多的关注 ^{［22－23］} 。此外，资源经济逐渐体现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征，国外对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转向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化发展，资源经济转型成为研究的重点。经济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和社区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资源型社区正在展开新的、根本性的调整，以求在资源型产业和非资源型产业之间达到平衡，实现持续的发展 ^［24］ 。不仅社区在进行着经济多样化的调整，资源型城市里的家庭也被迫开始采用各种手段来应对过于依赖主导经济产业而带来的危机 ^［25］ 。在澳大利亚兴起的“长距离通勤模式”（ long distance commuting， LDC）成为资源型城镇发展的新模式 ^［26］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针对全球化、技术革命影响下的资源型产业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有的学者还开展了新大宗商品经济的研究 ^［27］ 。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哈特（Hayter）和巴恩斯（Barns）等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加拿大大陆主义（ continentalism）的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的环境保护潮流使得加拿大的资源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28－29］。巴恩斯还对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加拿大资源型产业及城市研究进行了总结［30］。在这一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资源型产业转型和发展理论。

进入 21 世纪以后，可持续的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径和理论模式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对传统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论述。例如，奥特曼·莫里斯（Altman Morris）在传统大宗商品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简洁的资源型经济增长模型，以解释资源型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机制 ^［31］ 。此外，相关研究还囊括了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及转型发展策略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的关键问题［32－33］。学者们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方面也有深入浅出的研究。丹尼斯（Dennis）等的研究认为，资源型产业尤其是单一传统资源型产业发展遇到瓶颈时，通过非资源型产业接续发展能够深化产业链分工，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创新能力 ^［34］ 。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除了在资源型城市及产业发展转型和升级中的理论研究之外，国外还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主要表现在国外著名的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如德国鲁尔区、日本九州岛）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在资源型产业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也对经典的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实证检验，一些学者论证了自然资源相关度量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问题 ^{［35－39］} ，同时在自然资源相关度量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问题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在对经典的资源型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理论进行验证的同时，对资源型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变革等的关系也进行了实证检验［40－43］。

国外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较早，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历史相对悠久。但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枯竭或来自低成本替代品的竞争这两大主要原因，其资源型城市衰退，结构性问题开始产生并受到关注。在此期间，资源型城市开始寻求产业转型和升级，从而实现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国外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2000 年以前，但近年关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研究仍然没有停止。关于资源型产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联以及作用机制等，一些学者也做了比较有意义的研究 ^{［44－46］} 。综合来看，国外关于资源型产业发展和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包括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基础、社会问题、劳动力变化、市场结构以及交通通勤等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关于资源型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研究也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和更新。但总体而言，伴随着资源型城镇的发展，国外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开始的时间较早，关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已经形成相对完备和完善的理论体系。

1.2.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中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7］。相较于国外而言，由于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起步晚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影响，中国的资源型产业发展研究也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国内外环境双重约束下，中国实施以国防工业为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举措，这一时期矿产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中国的资源型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资源型城市快速崛起。按照中国资源型产业发展轨迹与演化路径，中国资源型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1949—1980 年前后、1981—1996 年前后，1997 年以后。

1949—1980 年前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资源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对中国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由于受到苏联时期“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影响，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更多是围绕资源型城市的选址与布局、规模与时序等国家宏观生产力布局实践 ^［48］ ，以及资源产量提升等资源型产业问题来开展的。这一时期，人们对资源型产业的认识较为肤浅，理论探索刚刚起步，中国资源型产业的相关研究逐渐受到关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学界兴起了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研究者以李文彦为代表［49］。

1981—1996 年前后，该阶段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对总体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思路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时期中国由实施计划经济向实施市场经济转变，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继李文彦等人之后，程绪平对中国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选择做了比较深刻的讨论 ^［50］ ，同时一些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展开了针对性研究 ^{［51－53］} 。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矿产资源需求量剧增，资源型城市的开发强度进一步增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受到关注，国内的研究也因此逐渐增多。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现状、成因、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初步探讨方面。

1997 年以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众多专家学者开展了对资源型城市的全面研究。对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资源型产业转型理论探讨、转型模式研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等方面。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理论涉及范围较广，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54］。焦华富等较早对西方资源型城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55］。一些学者还结合了协同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探讨。但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相比，新理论尚缺乏大量验证，传统西方国家的理论很难被因地制宜地运用，需要结合中国特色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56］。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研究方面，根据产业转型的特点，资源型产业转型的模式主要可以概括为产业链延伸模式、产业替代模式、产业多元化模式三种 ^［57］ 。根据主导主体不同，转型模式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模式，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专门委员会负责模式和产业政策引导模式 ^［58］ 。而根据对待转型的态度不同，又可将转型模式划分为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前者成本低、难度小、效果好，后者成本高、难度大、效果差 ^［59］ 。在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一些学者根据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成长阶段及演变特征 ^［60］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模型进行验证。而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体路径的研究探讨，学界一般较为认同须从多方面着手，全方位考虑，如大力发展人力资本 ^{［61－62］} 等，同时在资源型产业转型过程中需要考虑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 ^［63］ 。

2013 年，中国制定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对资源型城市具体属于哪一个类别做出区分。该规划有利于某个城市根据成熟的理论方法，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转型方向，也使得关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更多地应用于实践。随着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入，资源型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关注。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关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从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几个方面来看，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转型目标、支撑体系和参与主体以及对策措施是专家学者相对关注较多的方面。徐君等认为指导思想、转型目标、支撑体系和参与主体是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必须考虑的四个方面，并从转型的指导思想、转型目标、参与主体、支撑体系四个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战略框架，对生态文明视域下的低碳转型路径进行了细化设计 ^［64］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和路径研究也受到关注，林利剑以马鞍山与莱芜这两个初始发展条件极其相似，但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却出现了显著差异的两座“钢城”为例，探索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产业转型升级机理 ^［65］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对资源型地区而言是挑战，更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良好契机，广大资源型地区亟待动力转变和思想解放 ^［66］ 。与此同时，中国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陈冬博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基于产业转型模式和新产业发展理论从企业主导的角度构建了新产业发展支撑系统 ^［67］ 。资源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8］ ，目前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69］ ，要想使资源型产业集群实现路径突破，尽早摆脱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利益主体博弈中实现高效率，不仅需要地方政府调控布局，还需要企业群体积极配合 ^［70］ 。资源型产业主要是以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加工为主，因此资源型产业需要实现低碳绿色转型升级，对此，一些学者探究了低碳、绿色转型升级的机理及路径构建 ^{［71－74］}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资源型产业实现转型发展则应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均做出制度设计 ^［75］ ，注重资源型产业链的延长和升级 ^［76］ ，而且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还要注意资源型产业和非资源型产业的良性互动［77－78］。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关注了资源型产业与高新技术的关系 ^［79］ ，证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

近年，针对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加，尤其是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型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理论研究和分析也越来越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要求与其他地区具有较大的差异，对于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来讲，其目标、重点、路径、政策等应该具体分析 ^［80］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展和进步，生产总值显著增加，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发展路径具有特殊性———发展战略以经济增长优先，严重依赖资源的发展途径，以投资带动为动力、政策扶持为保障等是西部民族地区传统的发展模式 ^［81］ ，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存在不少问题，较为突出的是环境污染严重、创新能力不足、发展不协调不统一、城乡差距大等问题。关于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入手，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式进行研究。从法律约束视角来看，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82］ ，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的改造的影响因素来看，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式粗放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特点，西部民族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模式选择需要多方面、全方位考虑。西部民族地区传统产业升级的三种主要模式为：内生性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外生性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内生性与外生性混合模式［83］。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方面，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发展路径演化出发，西部民族地区在新时期的战略选择应该做出调整和变化。新时期，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新时代的时代背景，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从内部实现自我转变，实现路径突破与创新 ^［84］ 。因此，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也需要从自我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制订长远发展计划。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潜力来看，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力强且潜力大 ^［85］ ，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也具有重要影响 ^［84］ ，四川民族地区作为资源富集区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势在必行。除了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其他产业的转型和发展思路也能够为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提供一定的思路和经验，如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在新时代的转型升级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优势实现传统旅游业发展路径的转换便是很好的借鉴［87］。

以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为研究对象，精准地探讨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对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等方面。对于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在早期就有相关的研究提出加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对于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吴铀生认为，四川民族地区只有立足特色优势资源，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才能最终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88］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动力和发展路径 ^［89］ ，新常态下的四川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优化问题值得研究，由此引出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鉴于四川民族地区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一些学者也试图通过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对四川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工作做出比较科学的评价，如蔡凌曦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通过建立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创新支撑三个维度的评价模型，为中国多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评价体系 ^［90］ 。除此之外，关于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经济不平衡发展原因、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为四川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包括资源型产业在内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91－94］} 。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资本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本，如何在民族地区发挥优势，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是不得不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生态环境问题被高度重视的新时代背景下，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考虑到生态脆弱性，四川民族地区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注重生态资本投资。关于这一问题，杜明义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探讨了生态资本视角下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对于生态资本较少的民族地区而言，经济发展不能让人们陷入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应促进生态系统优化发展，以科技充分利用生态资本，实现生态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和有机统一 ^［95］ 。

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关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往往以宏观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中观视角对特定区域资源型产业的系统化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于四川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现状，研究难度相对较大，对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就更少，更缺乏对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系统性研究。

第二，针对四川民族地区这类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较少。国外学者关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特点而言的，并且西方资源型产业发展实践和研究的热点是基于资源型产业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问题。中国学者关于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发达地区的矿业城市，而较少地关注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学者势必也会更加关注木桶短板———我国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而四川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该区域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相关问题有助于明晰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难点、痛点，其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可为全国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既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又具有极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