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在海内外的活动

立宪派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中间派的力量，海外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居住国内的代表人物有张謇、汤寿潜、汤化龙、孙洪伊等。这些中间派在政治大变动中所持的态度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有着明显的两重性，各人的情况和各个时期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来作出评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刊物，其中影响更大的是前两种。康、梁两人的思想又有差别。后来，梁启超的影响大大超过康有为。

《清议报》创刊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办了一年。他们的政治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尊皇”。梁启超在《尊皇论》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他把光绪皇帝描写成千古以来未有的圣主，中国的安危存亡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 这自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幻想，会对人们起着误导作用。从这点出发，他们把慈禧太后准备废立这件事看作时局的关键，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字来论述这个问题，同时猛烈地反对革命，抵制革命。

但他们的言论也有着积极的内容：第一，更深刻地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局势。他们这时避居海外，接触到大量西书西报，对世界全局的形势有了比在国内时更清楚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的认识和宣传，显然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第二，进一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了“国民”这个概念。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因此，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第三，鼓吹破除传统思想的束缚，鼓舞人们前进的信念。梁启超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文章，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新民丛报》的影响大大超过《清议报》。其中，占着显著地位、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这篇文章，从《新民丛报》第一号起，长篇连载，是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字。文章在《叙论》中就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万国，有的兴，有的亡，有的强，有的弱，是什么原因？他回答：一切由国民自己文明程度的高低所决定。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在接下去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什么是“新民”？文章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 他接着列举中国国民所当自新的纲目，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等等。

怎样评价《新民说》这篇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呢？它也是有两重性的。这篇文章着重论证：中国所以衰败，主要不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屈服，而是由于国民自身的“衰弱、堕落”。因此，中国人要使国家富强，就不应该去责备清政府，倒是应该责备自己，不应当起来革清政府的命，倒是应该革自己的命。“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 在当时国家命运处于千钧一发、革命思潮高涨的严峻时刻，这种主张不只是缓不济急，而且本末倒置。但另一方面，它比较系统地宣传爱国思想、社会公德、个人权利思想、个人责任心、积极进取等西方近代道德观念，批判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又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时国内还有不少比较闭塞落后的地区，《新民丛报》比革命书刊容易进入这些地区，使一些原来受封建思想禁锢较严的知识分子得以接触一些新的知识，打开了眼界。《新民说》在这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应该给以足够的肯定。

《新民丛报》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梁启超所写的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康德、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人的学说和传记，《泰西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欧洲地理大势论》等论文。他还努力用这些西方近代学说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历史，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就是出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倡新小说、新史学。他所写的长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大体上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这些，也都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但总起来看，当革命运动高涨后，《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革命，受到《民报》等的猛烈批驳，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批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排除这些激烈反对革命的言论，就不可能有短短几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也不可能结束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那正是当时中国社会进步最迫切需要的前提。在这个关系近代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的主张是错误的。

再来看国内的立宪派。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发动了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当清政府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宣布预备立宪、九年后召开国会后，国内的立宪派十分兴奋，在当年十二月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第二年，开始推动请愿早开国会活动，但在清政府弹压下又暂时低沉下去。

一九〇八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离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前两个多月，清政府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准备。接着，宣布将在第九年再颁布钦定宪法，实行宪政（有些人把二〇〇八年称为中国宪政百周年，实在是没有认真查历史而闹的笑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读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清楚了。它的第一条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它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 《民报》上说得很痛快：“其所以悬预备立宪之招牌者，不过欲假此名义，增爱新觉罗氏万世一系、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尊无限之三大条于钦定宪法上，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而已。” 名实之不相符，有如是者。它在中国历史上只留下一个笑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在十月十四日开幕。议员中得有功名、曾任清朝官职的士绅最多，从事教育与商业者次之，新式学堂毕业生又次之。立宪派人士虽不占多数，但由于他们具有法政方面的新知识，活动能量大，最为活跃，在咨议局中起着左右局面的作用。不少立宪派重要人士如张謇等担任了议长或副议长，便于他们以咨议局为合法基地，开展立宪派的政治活动。

清政府设立咨议局时，只是想用它来装点门面，它所通过的决议必须经过本省督抚的“裁夺”，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但议员们有了这样一个舆论阵地，便可以用来抨击地方弊政，提出一些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教育等主张，同地方官吏之间发生不少争执，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多少起了作用。

正是在各省咨议局成立后不久，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第一次是由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发动的。他发起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并邀请各省咨议局派代表齐集上海，共同商讨促清政府速开国会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六省代表五十多人到达上海，推定进京的请愿代表团。临行时，张謇设宴送行，并致辞说：

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

请愿代表由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但清政府以“预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借口，加以拒绝。

第二次是一九一〇年六月间举行的，入京请愿代表一百五十多人，除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商会、教育会、华侨等代表，号称代表三十万人，上书言辞也比上次更为激烈。但清政府比上次更不客气，申斥代表“谓议院一开，即是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且警告说：“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这无异给请愿立宪的人兜头一盆冷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文章评论说：“国民即好虚名，亦何争此区区数年之岁月？而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 最后那句很重的话，结果真被他说中了。

第三次请愿在十月上旬。这时，在立宪派人士看来局势已更危急：在外，日本强行并吞朝鲜，列强纷纷“协以谋我”；在内，民变蜂起，革命风声日紧。他们在上书时写道：“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现”，“伏莽满山，举国儳然，不可终日”。“今则火既然矣，且将燎原矣。举国臣民，顾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赖皇上威德，亦复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钺之诛，沥心泣血而思上诉者也。” 这些话把他们那种对国家命运坐卧不宁、焦虑异常的心情，那种仍依恋着“皇上威德”的孤臣孽子之心，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请愿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激烈程度上都大大超过前两次。在各地，广泛开展要求速开国会的群众性签名活动。许多省的咨议局议长都前往北京，并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为执行长。请愿活动得到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十月七日，代表们向摄政王府呈递请愿书时，前来送行的东北学生中有两人割肉写下血书。尽管请愿的情绪如此激昂，遇到的却依然是冷冰冰的对待。

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对这次请愿活动毕竟不能太小视。十一月三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他们觉得如果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将使自己更加孤立，但又深恐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已不能做主了。因此，一定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 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三年）实行开设议院。”接着，就强硬地声称：“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

第三次请愿仍没有达到即开国会的目的，但软弱的立宪派人士大多感到已无能为力，没有再发动第四次请愿活动。而有些地区（如东北和直隶）的立宪派人仍不罢休。这下清政府就不客气了，在十二月下旬将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强行押送回籍，将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的直隶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立宪派抱着满腔期望来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不得不黯然收场。

请愿早开国会运动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为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他们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并且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清政府连这样温和的运动也不能容忍，最后采取了高压政策。事实证明：期待这个政府的恩赐，指望靠什么“清末新政”就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其实无异梦呓。清政府实在做得太绝了，使很多原来维护它的人士也感到寒心。武昌起义后，不少立宪派人士也卷到革命行列中来，不能不说同这种事实的教训有关。许多反动势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往往出现众叛亲离的大崩盘现象，这也是一个例子。它对辛亥革命无疑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