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中国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仿佛已十分遥远。他们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煎熬。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在一首诗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辛亥革命的健将宋教仁一九〇四年所写的一首长歌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 这些诗句很能反映出那时众多中国人的满腔悲愤。

这种苦难历程的开端，需要追溯到一八四〇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可耻的贩毒行为而发动的鸦片战争。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开原有的轨道，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听凭洋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很快就意识到这场大变化的深刻含义。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周围的地形使它处于同外界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加上缓慢发展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被人们奉为信条。长时期以“天朝大国”自命，更使许多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对事实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依然不屑一顾，很少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来改变现状的要求。如果没有一次极大的震动，人们是不容易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历史事实：鸦片战争的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人们感到震惊，突然发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外部世界，但他们一时并不能了解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源在当时可算是睁眼重新看世界的先进思想家，但他在《海国图志叙》中仍认为只要能够实行“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十多年后，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并死在那里，中国被迫同列强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这个刺激该说很大了。但战争结束后不久，在英、法等国帮助下，清朝政府把它视为“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统治秩序又暂时稳定了三十年。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一步一步推行，使许多士大夫兴高采烈。所谓“同治中兴”的赞颂，在这种情况下被高唱入云。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他在书名的“危言”前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他在正文篇目中把“道器”列为第一篇，说中国自有“列圣相传之大道”，而“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不这样做，他将受到的压力便太大。梁启超这样总结：“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 可见，当时许多人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还处在何等麻木的状态！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种局面一下子完全打破。战争的惨败和条约的苛刻，是许多人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心。它给中国人的震动太大了：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大大落后，国家灭亡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往日那种盲目自大和麻木不仁的心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会怎么样，它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冷酷地摆在中国人面前，要求人们重新加以考虑。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要讲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提前几年从中日甲午战争讲起，因为此后许多问题正是从这几年直接发展下来的；否则，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无法交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