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被人们定位为“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反对派”，我是很赞成的。他反对的不是左翼的革命，而是打着引号的那个“左”字，并且反得最顽强，最坚决，最不屈不挠。这个打着引号的“左”，在中国几十年革命中是一种顽症，反起来很困难。第一个称得上是“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反对派”的人，应该说是鲁迅，他是左翼文化阵营的旗帜和领袖，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决反“左”的反对派，而且因为反“左”，吃了许多苦头。第一次，鲁迅被创造社、太阳社骂为“封建余孽”“双重的反革命”，其实这些人自己连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处在高潮还是处在低潮时期都弄不清楚；他们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无非是一些标语口号而已；所以，鲁迅称他们为“军阀脑子”。第二次，由于鲁迅发表了致周扬的那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信，于是就不断有一些左翼人士化名攻击鲁迅，他们骂鲁迅“右倾”，陷入“戴着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甚至污蔑鲁迅“有买办意识”，是“理想的奴才”，怀疑鲁迅身边的人是“内奸”。鲁迅为“左联”的刊物和活动捐献、资助了数以百元计的钱，但“左联”办的内部刊物像《文学生活》竟然对鲁迅封锁，不给鲁迅看，周扬还攻击鲁迅“悭吝”。所以，鲁迅说这些人“左得可怕”，他悲愤地说自己腹背受敌，要“横站”着作战。1934年4月，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感叹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政权垮台，革命胜利了，他自己的命运大概也只是穿上红背心，在上海街头扫马路而已。我曾经听周扬在1962年10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纲》讨论会上，说到过30年代他和鲁迅的关系，他为自己没有同鲁迅搞好关系感到遗憾，他承认自己“左”，但说当时年轻，“左得可爱”。鲁迅说“左得可怕”，周扬说“左得可爱”，一字之差，就显示了两人之间南辕北辙的距离。

胡风是鲁迅事业的接班人。他在鲁迅逝世后继续举起鲁迅和“五四”的旗帜，一方面同国民党文化政策战斗，另一方面又反对种种错误倾向，包括从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反对打着引号的“左”。鲁迅反“左”倾，反了十年；胡风又接着反了将近二十年，而且是在鲁迅周围的人像丁玲、冯雪峰先后遭到点名批判，萧军则已经于1948年被打倒的艰难情况下持续地进行斗争的。从40年代到50年代，本来是革命渡过困难而转向全国性胜利的时期，也是中共的文艺方针政策应该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与和平时期的到来而做出较大调整变得更加开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文学转型期，胡风作为文艺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意气风发，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他在1950年就写了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不幸，事实却是屡屡碰壁。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仍可以说胡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做出了三个方面的显著贡献：

第一，坚持“五四”传统，对封建意识侵袭革命队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在抗日战争和整个40年代，有两位作家在这方面突出地显示了文艺战士的清醒头脑，那就是解放区的丁玲和国统区的胡风。丁玲以她的作品《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尖锐揭示了封建思想、小生产习气对农民及其干部的侵袭，与众不同地反对了无条件将农民神圣化的倾向，提出了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至少与劳动农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看法。而胡风，则从理论上提醒人们注意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带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在“抗日救亡”年代防止将“反封建”任务消解的倾向；并且对知识分子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原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反对了不适当地故意贬抑知识分子的时行论调。这些思想见解对于维护“五四”以来文学的现代方向，捍卫新文学应有的思想性，防止文学的封建性逆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陈独秀曾经预言，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会使无产阶级队伍无可避免地面临“农民意识化”的危机，这一结论当然并不正确。但历史同时证明，陈独秀的忧虑并非全无道理。在40年代，共产党内确实受到过农民意识和封建意识的某种侵袭，这不仅表现为文艺作品中封建道德以及小生产意识影响的加深，而且表现为日常政治生活中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倾向有所抬头。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胡风和丁玲的见解的正确性。

第二，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胡风坚决反对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深恶痛绝艺术教条主义，有力地捍卫了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正确功能。这就是他总结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和自己的经验体悟而提出的“主客观化合”论。他把文学作品看作作者主体与现实客体拥抱、突入、相生相克进而达到“融然无间”的产物，并且认为作家主体能否对现实客体“突入”“搏斗”“体验”“扩张”，乃是贯彻现实主义的关键。他说过，东平、路翎之所以写出好作品，是因为作家“有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底脉管上面”，并且经过主观战斗精神的“搏斗”“扩张”“体验”“融合”才能实现。胡风以这种理论主张为指导，通过编辑刊物，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在历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中，还没有哪一个人像胡风这样把作家主观作用强调到如此突出的程度。实际上，这种理论已经在传统现实主义之外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如“心理现实主义”）的因素。所以我在80年代曾经说过，胡风的这一重要思想，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体验的现实主义”和七月派小说的诞生。

第三，1949年以后，处于左翼阵营内部反对派位置上的胡风，即使被视为“异端”，依然毫不退缩地、及时而自信地提出了防止革命文学的理论僵化和体制僵化的措施。本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毕竟产生于动员广大群众从事抗日战争的年代，一旦掌握全国政权，执政党的文艺政策应该有所调整，从文学题材到服务对象都应该更加宽广。1949年夏，苏南解放才两三个月，上海《文汇报》就发动了一场“文学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便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要求，孰料不久就遭到了上层的批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起，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一些实业家和科学家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连同不少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都相继遭到批判，文艺创作的道路越收越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三十万字意见书，在第二、第四两个部分里集中提出了反对扼杀创作力的“五把刀子”理论以及建议采取的各种组织措施，虽然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关于反对“五把刀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早已被长期的文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道理的，这里无须赘言。值得一提的是第四部分建议，我认为它也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譬如，建议中提到应该容许“各种集团和派别的（作品）自由竞赛”，不就是一条防止体制僵化的很好的意见吗？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也开始这样做了吗？又譬如，援引联共决议中“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文代会讲话中不是也有了类似的提法，连语言都差不多吗？至于怎样避免某些报刊的“独占性”，这一问题今天在实际上也有所突破。胡风所批评和反对的“用行政的手段保证庸俗的虚伪的作品”，这种状况今天即使有人想做，事实上已经很难行得通了。连胡风没有明确提到的“同人刊物”，今天其实也出现了。“公私合营的出版社”乃至完全私营的出版社今天大概也不会没有。胡风要求的“绝对禁止匿名批评”，“禁止伪造‘读者来信’”，现在的报刊大概也很少这样做了。关于作家待遇问题，关于剧院应实行“首席导演”制的问题，胡风的那些意见至今看来也很有参考价值。所有这些，一方面说明经过半个世纪，中国毕竟有了进步，另一方面也证明，胡风的意见具有相当的超前性。与当年主事者的愿望相反，对胡风及其朋友们的大规模批判与严厉处置，不但没有能禁锢他的思想，反而大大扩大了这些思想的影响。胡风先生泉下有知，或许可以感到欣慰。

但胡风提到的一个大问题——宗派主义问题，我的感觉是，即使经过“文革”，其实也没有解决。要不然，一个胡风冤案，何以要平反三次、拖了八年才解决问题？平反何以这么困难？何以要几乎绕开周扬当副部长的中宣部才能慢慢解决呢？连胡风曾经是日共党员这一事实，为什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宣部还绝对不许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呢？为什么楼适夷原定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为了忘却，为了团结》1980年要被荒煤同志勒令撤掉？后来我将稿子要过来刊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为什么当时的中宣部要下死命令规定不许刊登？再后来在《延河》上排出之后，为什么当时的中宣部竟然接二连三地打长途电话给陕西省委宣传部一定不许发表，至少要他们把胡风是日共党员一段删掉呢？——最后是终于删掉了那一段才发表的。再扩大一点说，丁玲问题平反以后，为什么周扬同志要给中央组织部写抗议信，说丁玲问题不该平反，责问中组部平反的事怎么不征求一下他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的意见呢？周扬同志80年代主张思想解放，主张肯定人道主义，这些我都很赞同，但直到晚年，他的权势欲和宗派主义为什么还那么强烈？这实在是我所无法理解的。

回到40年代至50年代文学转型的话题上来，我们可以说它在中国经历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实际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文学转型：一种是从40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多样格局转向大一统的狭窄单调，到“文革”而达于极致；另一种是从50年代起就走上符合文学规律，实行自由竞赛，既可有主流又能多样化的宽广开放的道路。可惜，这后一种真正的转型，至少迟到了整整三十年，而且事实上已经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苦难和牺牲。胡风是一位殉道者，他以自己沉重的苦难和牺牲，推动了后一种文学转型的早日到来，因而永远值得纪念。

2002年10月10日写毕于上海，10月17日改定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