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仿佛是个没有寒冬而只有暖春的年份。

正是这一年，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倡议，中共中央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在文艺与学术领域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4月28日在总结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前就有的事：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此事一经报道，给整个文艺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作者带来巨大鼓舞。

此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大会通过的决议还宣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决议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理应得到贯彻执行。

同年11月，中宣部还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周扬在作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的主张。参加这次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人员可能不是很多，但会议的精神同样也逐步传开，令人振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7年5月前后，北京和南京两地的青年文化人，才会不约而同地各自筹办起同人刊物来。

北京的同人刊物，就在北大中文系的部分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中酝酿。邀集的成员共有八人，发起者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乐黛云和进修教师、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刘群（《人民日报》来北大进修人员），其他六人分别为裴家麟、褚斌杰、金申熊（金开诚）、沈玉成、傅璇琮（均为青年教师）、谭令仰（四年级研究生）。他们在当时都是思想活跃、才识兼备的优秀青年骨干。在5月16日这天，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将自己的刊物正式命名为《当代英雄》（借用俄国作家莱蒙托夫一部长篇小说的名称），同时还商讨了经费和刊物前一两期的稿源，初步落实了部分稿件的题目和作者，像谭令仰计划写一篇有关文艺的普及和提高而又颇具新意的理论文章，刘群打算写部队题材的一个副师级干部腐化堕落的小说，等等。会后，大家很热心地分头出动募集经费。乐黛云、裴家麟负责去找王瑶教授募捐。不料王先生得知后，当即严肃地告诫他们马上停止，认为同人刊物的事“万不可行”（当时毛泽东已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于是，到5月20日八人第二次开会时，乐黛云转述了王瑶先生的劝告。经众人商量讨论，大家采纳了王的意见，决定停止《当代英雄》的活动。

南京的同人刊物《探求者》是高晓声、陈椿年、陆文夫、艾煊、叶至诚、方之等七人发起的。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他们决定在1957年6月6日就让文学月刊社正式开张。《发刊词》等均已写好，“章程”和“启示”也在准备中。他们主张文学要勇于破除条条框框，大胆干预生活。然而，不等刊物出版，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竟已做出“《探求者》是反党集团”的批示，致使此刊“胎死腹中”。8月上中旬，江苏省文联召开批判大会，批斗《探求者》成员。七人中有三人被划为“右派”。

那么，北京的《当代英雄》自5月20日停止活动后，其成员能否就此平安度日，命运比《探求者》成员或可稍好呢？并非如此。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当代英雄》内部的八人，到1957年年底、1958年年初，全部被划为“右派分子”，所占比例是百分之百，较《探求者》更惨。

这里有个最重要的背景：北京大学的核心领导在1957年10月被奉命更换。原党委书记、1927年入党的江隆基行事稳重，与校长马寅初的关系也很和谐。但在高层主政者心目中，他却被认为是“右倾”，因而被调往兰州大学。接替者是粗犷泼辣、颇有大刀阔斧之风的铁道部副部长陆平。他到任后，即大抓反右派斗争，深挖细查，要求不漏一个。 对“同人刊物”这类带点团体性的问题，尤其不肯放过。这就是《当代英雄》同人们自1957年11月起被严格审查，终于全划成“右派”的原因。

我可以说一件自己经历的事作为佐证。大概在1957年12月初的一天，中文系党总支干事蔡明辉来通知我，要我当晚八点到党总支参加一个会议。我奉命去后，才知道这是讨论同人刊物《当代英雄》的会议，由新任总支书记蓝芸夫主持。据说这个会议此前已经举行过一次，原任党总支书记孙觉已讲了她反对将刘群等划为右派的意见，今晚是第二次讨论了，要我这个对刘群有所了解的普通党员也来说点意见。我于是将刘群在5月份非常辛苦地办《浪淘沙》积极反右的情况作了客观介绍，待总支委员们没有新的问题发问时，我就先离开了会场。再过一星期左右，在《当代英雄》即将被宣布为“右派小集团”之前的半小时，孙觉和蓝芸夫两人又在文史楼的过道中发生大声争吵，而蓝芸夫则显然是受到新任校党委所任命和支持的。

最后，我想就文学上的同人刊物问题说点我个人的看法。

从“五四”到1949年的三十年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同人刊物曾经是相当多的。它们随相关社团的出现而兴起，又随相关社团的解散而消失。同人刊物在突破平庸、鼓励创新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新青年》这个刊物为例，它最初由陈独秀个人编辑，到1918年，北京大学的一批教师如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等参加进来，共同讨论，轮流编辑，就成了同人刊物。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沈尹默的《月夜》《三弦》，胡适的《蝴蝶》《湖上》，周作人的《小河》等，便都是那两三年发表在该刊上的作品。到后来，《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南迁上海，1923年在瞿秋白主持下，又改成季刊，变成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可见，在同人刊物与非同人刊物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界线，但不一定相互完全对立，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1949年以后，新中国并未立法规定禁止办同人刊物。周扬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还在1956年11月宣布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的原则，亦未把同人刊物与非同人刊物置于相互对立的境地。因此，像康生那样不等《探求者》印出，就先验地宣布它的“反党”罪名，或者像北大有些人那样，将早已自行停止活动的《当代英雄》同人们全部打成右派，令其长期遭受政治上的歧视与迫害，都只能是一种主观、荒唐和毫无人性的错误行为。

2014年9月18日写毕
原载《中国文化》201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