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

但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长期以来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运动，它的领导人物都是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看法在20年代、30年代以至40年代，曾经很流行。且不说胡适一向以“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和领导者自居，吹嘘什么：“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且不说胡风曾经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说成“以市民为盟主”的运动；即使在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知识分子中，持这种看法的也曾大有人在。在这些同志看来，新文学运动从1917年1月、2月间开始直到1925年“五卅”前夕，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有人甚至延伸到1927年），因而把“五四”新文学整个看作资产阶级的文学。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应该把“五四”作为旧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分水岭之后，这种看法渐次减少；而另一种看法，则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盛行。后起的这种看法认为：文学革命从1916年酝酿、1917年提出的时候起，就处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持这种看法的同志，从《新民主主义论》所说五四运动时期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论断出发，推导出1916年的李大钊、1917年的陈独秀都已经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的新文学史著作把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活动划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并且认为，在李大钊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新兴的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那种勇猛创造、坚强乐观的精神已洋溢在字里行间了” 。有的现代文学史则明确提出：“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时，虽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基本上已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下的了。” 上述两种意见虽然尖锐对立，却有着共同的病根：它们都没有严格地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急剧动荡变化的实际状况出发，把文学革命看作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过程，而是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用凝固的眼光看待这个运动，仿佛事物的开端就能注定事物后来的面貌，或者倒过来，认为从事物后来的发展，可以推断当初的开场，因而各自得出了片面的、与史实不尽相符的结论。

究竟应该怎样分析和看待文学革命的整个过程？1919年年底，当《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影响，并发表《本志宣言》的时候，六卷六号和七卷一号的《新青年》上分别刊登过两种文字稍有不同的“刷新预告”，很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中说：“本志同人，常常觉得本志有应该改良的地方，所以从一卷到六卷，一卷有一卷的色彩，一号有一号的意思。”又说：“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称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分在这里面表现。”可见，《新青年》编者本身，并不认为它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首尾一贯、毫无变化的，他们很赞成把这个运动看成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过程，看成一个“思想变迁”的过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本文想对“五四”前几年开始的文学革命的过程和性质作一考察。

一、文学革命在1916年至1917年倡导时属于什么性质？

“五四”前三四年，以《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我国知识界中出现过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辛亥革命趋于失败，袁世凯尊孔复古、阴谋称帝，“民国”招牌也岌岌不可保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又是在中国民族工业乘欧战之机得到较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了显著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鉴于国内政治局面混乱，日、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掠夺，而旧文化、旧思想又严重阻碍着广大群众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宣传。他们以《新青年》《晨钟报》等进步报刊为阵地，高举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封建道德的旗帜，大力介绍西方思潮，宣传民主政治，宣传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学说，在同袁世凯、康有为等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较大的战斗作用。在文学上，他们敢于向“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文艺领地发起进攻，公开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模拟，提倡写实，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猛烈攻击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先后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晨钟〉之使命》《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和许多通信，将已经偃旗息鼓的晚清文学改革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向了高潮。1916年酝酿、1917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是当时《新青年》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除封建束缚，传播民主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单以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点来说，也使文学语言的改革前进了一大步。正如蔡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特别是“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陈独秀，响亮地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将胡适偏重在形式方面的文学改良主张大大推进了一步。在一篇通信中，陈独秀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记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 这是较早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很有代表性的意见。陈独秀还明确表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可见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陈独秀所说的“革新政治”，具体内容指什么？《新青年》倡导这场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目的是什么？指导思想又是什么？

1917年5月，亦即《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三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明确无误地解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这就构成了“袁世凯要做皇帝”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在这里，一语道出了自己从事启蒙运动、文学革命的政治目的，也表明了他“欲革新政治”的实际含义——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共和政治”，都同保持和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有关。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缺少一个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那种思想启蒙运动来做准备的话 ，那么，在辛亥革命实际上趋于失败之后，就很需要发动一场思想革命，来补上这一课。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陈独秀等人从1915年到1917年倡导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正是在思想领域里自觉地担负了为辛亥革命补课的这一历史责任。我们看，《新青年》鼓吹的哪种思想、发表的哪篇文章，没有同这个中心题旨紧密关联的呢？在陈独秀心目中，不正是因为中国“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他才要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介绍他们的学说和制度，鼓吹他们的文学和思想的么？在《文学革命论》中，被陈独秀奉为理想的，全是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思想家方面是卢梭、康德、黑格尔、培根、达尔文，文学家方面是雨果、左拉、歌德、霍普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诸人），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发表于1917年6月的《时局杂感》 说得很明白：“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可见，当时的陈独秀，完全要中国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哪里有一点“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味道呢？应当承认，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一点不知道。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提到过：“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在创刊号另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也把社会主义作为“近代文明特征”之一来介绍。但陈独秀此时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比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朱执信了解得更多，他不但把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混为一谈，而且也将社会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等量齐观，认为提倡社会主义的目的只在于“谋资本劳力之调和”。1917年1月，读者褚葆衡曾致函《新青年》编者，要求在刊物上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答复道：“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学说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这就足以证明，他当时的思想离“初步共产主义”实在是多么遥远了。

陈独秀如此，李大钊怎样？诚然，李大钊在当时文学改革运动中是发挥了重要战斗作用的。他在《〈晨钟〉之使命》中大声疾呼：“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李大钊本身就是呼唤文学革命运动的这样一位“哲人”。但就1916年、1917年的思想来说，他同样也还只是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不但1916年发表的《青春》不能断定为“新兴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作，即使到1917年写的《青年与老人》一文中，也还看不出无产阶级思想的痕迹，甚至相反，还有若干调和主义的色彩。那些喜欢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某些话语做出推导的同志，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1917年1月、2月《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时，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而要出现“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是以大量事实做根据做出的正确判断。这里说的“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明确的说明，指的是“1919年到1921年”。我们怎么能违背事实任意改动它的时限，把这句话随便推用到十月革命发生之前的1916年、1917年呢！

有同志说：不是连胡适都在1917年写过赞颂十月革命的诗，叫喊过“新俄万岁”的口号吗？是的，胡适确实在1917年以《新俄万岁》为题，写过一首《沁园春》的词，收入《尝试集》中。但这是在赞颂十月革命吗？完全不是。这首词原先发表在1917年6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三卷四号上，距离十月革命还有将近半年时间。胡适在这里歌颂的是俄国二月革命，所谓“新俄”是资产阶级的新俄，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毫不相干。这件事怎么能成为1917年文学革命已经具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一个证据呢？

总之，无论就理论主张本身或运动的政治目的、指导思想来说，1916年至1917年的文学革命，并不具有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成分。它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从根本性质上说，只能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当时《新青年》上连载的，是苏曼殊《碎簪记》这类思想上、艺术上都缺少新特色的小说。而钱玄同却还推荐说：“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 可见，他们心目中的“新文学”究竟是怎样的作品。1917年《新青年》上的文字，除胡适的几首“小脚放大”式的所谓“白话诗”以外，全部还都是文言的。陈独秀从欧洲资产阶级那里吸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他一方面主张文学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新服务，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文学的所谓不依附于他物的“独立价值”，认为“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 因而他要把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作为最新思潮来提倡。文学革命之所以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后一年多时间内影响很小，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正是同上述根本弱点很有关系的。尤其能说明这场文学革命潜伏着深刻危机的，是运动发起人陈独秀自身的政治思想。他不但在《我之爱国主义》 一文中把中国危亡的原因归结为“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从而开出了“勤、俭、廉、洁、诚、信”六个大字的唯心主义“救国要诀”，并且在《1916年》 等多篇文章中主张学习德国，走军国主义道路，像尼采那样“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在陈独秀主持下，《新青年》一个时期内介绍德国青年团，宣传兴登堡、麦刚森将军，鼓吹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有篇文章明确地说：“德意志者，军国主义之产地而吾国之镜也” ，可见陈独秀这类激进分子有时会把人们带上多么危险的道路。这种情况深刻地表明：以资产阶级思想做指导的1917年的文学革命，如果沿着原先的轨道继续发展，并非没有可能像20世纪初的文学改革运动那样重新走向失败的前途的。

但是，不等到《新青年》所发动的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革命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18年起，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渐次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中国革命就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五四运动的发生，无产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文学革命，不可能不发生新的变化，打上新的烙印。如果说，前述那种把1917年的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看作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意见是出于想当然，与事实根本不符的话，那么，另一种把“五四”新文学整个看成资产阶级文学的见解，则完全看不到文学革命在五四时期的演变，同样陷入了形而上学。

二、文学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文学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是经历了1918年至1920年这个更替期的。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社会思潮和文学运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走德国人的路转向走俄国人的路，从相信尼采主义转向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转变，直接关系到文学革命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三年，军国主义化的德国对协约国的作战曾经得利。一些人以为德国在战争中最终将会取胜，于是把军国主义当作救国灵丹，把尼采思想当作治世良药。陈独秀早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宣传过“德国尼采倡贵族道德而反奴隶道德”之可贵。在《一九一六年》这篇文章中，他更是这样估计欧洲战争的形势：“自世界言之，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欧洲战争，延及世界，胜负之数，日渐明瞭。德人所失，去青岛及南非洲、太平洋殖民地外，寸地无损。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二京，轨轴相接。德虽悉锐南征，而俄之于东，英法之于西，仅保残喘，莫越雷池。……”他认为：“一九一六年之世界地图”，将重新画过：“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将否折而入于德人之手”。“审此，一九一六年欧洲之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新受此次战争之洗礼，必有剧变，大异于前。”于是，陈独秀主张中国要走德国人的强国路线，认为“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日益暴露”，已拯救不了国家。

然而，到1918年欧洲战争结束的时候，情况大大出乎陈独秀等人的预料：军国主义的德国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垮掉了；英、法等多党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受了伤；在战争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随后，芬兰、德国、奥地利也在1918年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从战争胜利中捞到了很大好处的，这就是日本和美国）。战争的这个结局，促使人们深思，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于是，德国军国主义道路连同尼采思想，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包括一些原先鼓吹过尼采主义的人，这时也有所觉醒，转而批评尼采主义。1918年2月，《新青年》四卷二号发表陈独秀《人生真义》一文，就开始批评尼采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同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凌霜译述一位美国作者的文章《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也揭露了尼采哲学为德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本质。同年11月，《新青年》五卷五号又发表蔡元培和鲁迅的文章，分别对尼采思想作了批判。蔡元培《欧战与哲学》一文指出：“尼采的主义是贵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为德国贵族的政府所利用，称做军国主义”，最终只能导致德国本身的失败。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这样表示：“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两个月后，他在《随感录四十一》中，又指出了尼采式的“超人”“太觉渺茫”。为什么尼采思想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受到这样集中的批评呢？为什么《新青年》对尼采思想的态度从1915年、1916年到1918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正表明，欧战的结局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思想震动。但是，否定尼采思想和德国的军国主义道路之后，应该接受什么新的道路，得出什么新的结论，答案是并不一样的。在胡适一流人看来，欧战的胜利是英美式政治制度的胜利，他们为此而大加庆祝。在蔡元培等人看来，欧战的胜利是克鲁泡特金“互助主义”的胜利，他幻想“此次和平以后，各国必能减杀军备，自由贸易，把一切互相竞争的准备撤销，将在全世界实行互助的主义” 。而在李大钊等受了十月革命影响的最先进的分子看来，欧战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满怀信心地预言：“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认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洗出一个新纪元来”，在这个新纪元里，“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 。这就证明，从1918年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决心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进行新的斗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那么，这种情形是不是只在政治上才有，而文学运动却另当别论呢？不！文学上同样有个“走俄国人的路”的问题。以“五四”初年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而论，俄国文学就占着最突出的位置。尽管中国懂日文、英文的人很多，懂俄文的人较少，但日本文学、英美文学的翻译介绍，远不能同俄国文学相比。茅盾曾这样回忆“五四”以后的状况：“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从日文重译，从英文、法文、德文乃至世界语重译” ，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译介俄罗斯文学的一般情况。李大钊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他受十月革命影响的第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同时，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俄国某诗人对于青年的训语》等文，介绍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这些俄国作家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仅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所载的资料，五四时期俄国文学被翻译过来的，数量往往超过其他国家许多倍。这种现象，绝非出于偶然。鲁迅在1926年曾对一个美国作家说过：“中俄两国间好象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象有一种共同关系。……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现时社会的奋斗，正是以前俄国小说家所遇着的奋斗。” 瞿秋白则早在1920年3月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就对这种现象作过解释：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这最后一句话——“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正好确切地表述了当时中国进步文学家的内心要求，透露了文学革命在1918年以后正在发生的变化。不管文章作者是否意识到，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将要走的道路，这里实际上已预示得相当清楚了。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介绍的尽是旧俄文学，不一定有多少新的思想成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即使在“五四”当时，不少人也已经开始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文艺状况和党的文艺政策，给予极大的注意。《新青年》就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1920年10月出版的八卷二号上，译载了高尔基的文章：《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译者郑振铎在小序中说：

哥尔基（按即高尔基——引者）新近在布尔塞维克政府庇荫底下，组织了一个伟大的出版所，名“世界文学丛书社”，刊行世界的文学名著。这篇文章就是这个“世界文学丛书社”第一次出版目录上的序言，……也是现在的最紧要的最伟大的出版宣言。使我们与俄国的文学关系，更增亲切。这序中所说的要出版一千五百种三百二十页的书与三千乃至五千种三十二—六十四页的小册子，我们相信这实在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平民教育计划，不仅在俄罗斯没有过，即全部的文明世界里也没有这样的伟大的出版计划。在俄罗斯革命方在建设的时期，即有这种大规模的计划出现，“俄罗斯的人民实有权利以为这种事业是值得竖立起纪念碑的”。……而我们则由此可以更了解布尔塞维克，知道他们不是“文化的破坏者”，乃是“文化的拥护者、创造者”。——无论哪一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具有拥护的热忱与创造的力量的。我译了这篇东西，实为他所感动；我知道凡读这篇东西的人，也一定要受他的感动。

接着，八卷四号、八卷五号上又先后从《苏维埃俄罗斯》等报刊译载了《文艺和布尔塞维克》《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 诸文，具体介绍了苏俄文艺政策，用事实驳斥了国际反动派的造谣诽谤，对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苏俄文艺状况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新青年》而外，当时出版的《改造》《曙光》《晨报副刊》等，也都曾以一定的篇幅介绍俄苏文学。一批苏联作家的作品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可见，重视俄苏文学的研究介绍，自觉地接受它的影响，这是五四时期开始的一股新思潮，是新文学运动发生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随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文学革命逐步显示出空前的声势。

从1918年年初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入中国，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这个时期正是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时期。1918年起，《新青年》编辑部逐步扩大，陈独秀而外，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高一涵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进步知识分子的力量较多地集结在一起。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这就壮大了向封建文化做斗争的力量。正因为有了进步力量的这种集结，才结束了陈独秀等人多年孤军奋战的局面，才能演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谬论、刘半农再拟写《复王敬轩书》来反驳的双簧戏，才能从1918年5月起将《新青年》全部改成白话。正因为有了进步力量的这种集结，才能向历来占文学正宗地位的诗和散文（美文）领域发起进攻，才能攻占封建文学的这两个最顽固的阵地。我们知道，小说、戏曲用白话，是不算稀奇的；报章应用文用白话，也不稀奇；白话文要真正代替文言文成为文学的正宗，必须在诗和散文方面做出成绩。《新青年》同人们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不仅在刊物上讨论用白话写美文的问题，而且在提倡新诗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做到你打头阵、我敲边鼓、他来助威，连李大钊、鲁迅这些一向只写旧体诗的人也来动笔写新诗。 正因为有了进步力量的这种集结，才能在向封建文化做斗争时做到协同作战、密切配合，例如批判封建旧戏，陈独秀撰通讯，胡适写论文，钱玄同写随感录；再如反对封建迷信，有人揭露上海的“灵学会”设坛扶乩，有人批判《灵学丛志》，而陈独秀则写《偶像破坏论》的文章，骂泥塑木雕的偶像：“一声不作，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在无用”，叫人不要迷信偶像。无论是介绍易卜生，还是提倡世界语，《新青年》都是你呼我应，配合得很好。如果没有统一战线，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新青年》原先有稿费制度，恰恰从1918年年初开始，取消了稿费，在四卷二号上，他们登了个《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要是不组织起来，没有个统一战线，谁给写稿？杂志怎么能办得下去？更不用说还要一步步扩大，由《新青年》再办起姐妹刊物《每周评论》了。特别像1919年春天，《新青年》同林琴南、刘师培等守旧派进行的斗争，是一次大仗，一次硬仗，其尖锐激烈的程度是少有的，这些对手社会地位都很高，他们一方面写《致蔡鹤卿太史书》，给《新青年》扣上种种罪名，另一方面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用武力禁压新文化运动。而《新青年》同人对此毫不畏惧，公开发表《本志罪案答辩书》，正式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何等勇猛！何等坚决！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更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做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鲁迅也写了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新文化统一战线在这场斗争中，突出地显示了它团结战斗的积极作用，表现出空前的声势。正因为这样，新文学和白话文才能在全国得到人们承认，并且通过五四运动而更推波助澜，一下子使全国白话文报刊发展到四百种以上。

第三个重大的变化，是出现了真正彻底反封建并且坚决反帝的一批新文学作品，显示出文学革命在新时期的新的特色。

就在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成白话文的这一期上，鲁迅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以前的一些新文学作品大不相同，这篇小说喷射出猛烈的反封建火焰，它前无古人地通过文学形象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成为投向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颗威力强大的精神炸弹。像《狂人日记》这样的作品，1918年以前能够出现吗？不可能。《狂人日记》的产生，固然有鲁迅个人的条件，即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湛研究，但应该说同新的时代条件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狂人日记》只能产生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只能产生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传到中国以后。没有十月革命的鼓舞，没有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希望，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酝酿，便不可能有《狂人日记》那种坚定无畏的反封建勇气，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呼声。没有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条件，鲁迅个人对历史研究得再深刻、再有真知灼见，他也只能怀着深沉的苦闷，孤独地寂寞地抄古书，拓古碑。鲁迅在经过长期搁笔之后，恰恰到了1918年，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社会也酝酿着巨大变动的时候，就勇猛地起来参加战斗，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这难道能说是历史的巧合吗？难道是仅仅能用一两个朋友劝说的力量可以解释的吗？他在1918年写的《我之节烈观》中说：“时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几个月后，在《圣武》中又说：俄国“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号召中国人民“抬起头”来，看看“在头上”的“曙光”。鲁迅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曙光来鼓舞人？如果鲁迅自己不受十月革命这“新世纪的曙光”的鼓舞，难道能够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吗？

至于郭沫若为新诗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的《女神》，更是五四时代的产物，是1918年以前甚至是五四运动以前不可能产生的。这个诗集里的一些代表作，像《凤凰涅槃》等，都写作于1919年下半年。作者自己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 正因为诗人从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和希望，才产生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的爱国激情，形成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无论是诗歌内容上坚决破旧立新的彻底革命精神，或者是形式上冲破一切格律束缚，大胆创造新诗体式的艺术魄力，都烙着五四时代特有的深刻印记。可以说，《女神》是诗化了的五四精神，没有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便不会有《女神》这样真正的新诗集的诞生。

反帝作品中，像李大钊《“中日亲善”》那种杂文，也是只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之后才能出现的。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大肆掠夺，另一方面又和北洋军阀相勾结而高喊“中日亲善”的时候，李大钊写道：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三言两语，就揭示了帝国主义美妙言辞背后隐藏的侵略本质。这类作品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之，1918年以后涌现的这批新文学作品，大大突破了原有作品的思想水平，达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的高度，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鲜明时代特色。它意味着文学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已具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正的起点。

三、“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传播

1918年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变化已如上述。那么五四时期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革命，究竟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指导呢？

回答是肯定的。

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来，文学首先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种。李大钊的许多文章，就曾把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并且得出了一切意识形态必然随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结论。他认为：

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这是中国知识界对精神现象作唯物史观解释的最早文献。它给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也为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夕，《新中国》杂志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理论：“照唯物的历史哲学看来，没有永远不变的道德，也没有长久合用的法制。一切道德、法律、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种种文化现象，都是要随时之宜，常常变更，才能够有价值的。若是迷信旧有文化，不知变通，必定弄得文化日退，自绝自灭。” 到五四运动发生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逐渐扩大，连《曙光》这个主张以美的教育改变社会环境、有浓重唯心主义倾向的刊物（以王统照为代表），也有了明显的转变。1920年，《曙光》上出现了这样的论点：“经济的环境之变化，实为一切环境变化之根源。使经济的环境既变，则宗教、法律、伦理，自然随着发生变化，所以从事文化运动，当改变文化环境，想变文化环境，还要先变经济环境。” 可见，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均已开始零星地得到传播。

文学革命运动既已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有必要对当时所提倡的“新文学”重新加以解释。胡适、傅斯年之流，带着旧民主主义的改良派观点来参加新民主主义文学革命运动，他们把“新文学”和“白话文”等同起来，声称“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 。而他们自己写的某些作品，不仅浅薄，甚至还有毒素。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于1919年12月写了《什么是新文学》一文 ，提出了崭新的观点。李大钊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李大钊正面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他认为“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必须是“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这里所说的“坚信的主义”，就是李大钊多次鼓吹并坚决捍卫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当然，“坚信的主义”跟“博爱的精神”在这里被同时并用，这也反映了作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残留的某些民主主义痕迹。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文中的“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可知它的实际含义与集体主义精神十分相近。李大钊提醒大家，不仅要反对“科举的”（封建主义的）“旧毒”，而且还要反对“商贾的”（资本主义的）“新毒”。他认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都会“不知不觉中造出一种腐朽的文学”，因此号召大家“速为一大反省”，以防止新文学运动的流产。

《什么是新文学》虽然不是长篇理论文章，但确实体现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文学革命运动的指导，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直接为革命服务和宣传新思想的歌谣。据记载，1919年上海“六三”工人运动和第二年劳动节长辛店工人示威游行，都曾产生过一些歌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1919年6月15日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报道：

劳动家（按即工人——引者）工作时间自有一种粗词俚歌，油腔滑调，以助豪兴。自抵制日货风潮发生以来，乃劳动家改唱救国歌，一唱百和，颇风行各地。救国歌词如下：

日人蛮横夺青岛，青岛一去国不保。

卖国奸贼真可恨，偏向日人去讨好。

贪爱金钱忘公道，叫我同胞受苦恼。

同胞救国热情高，自然大辱消灭早。

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总会歪曲工人群众的各种活动的。但报道中说工人“唱救国歌，一唱百和，颇风行各地”，这倒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真实情况。另外，我们从五四时期著名的曾为李大钊所支持的小型通俗刊物《新生活》上，也可看到一点当时群众歌谣的侧影。这个刊物曾经征集和发表了大量的儿歌和谚语，并利用庆祝1920年春节的机会征集新春联，宣传新思想。当时的春联如：“不学不工，为什么有我，白穿白吃，怎能够称人”，显然已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早的幼芽。

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开始传播，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也随即出现了两条道路性质的分歧和斗争。

1919年七八月间李大钊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争夺领导权的首次交锋。“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群众运动社会主义色彩的逐渐鲜明，使胡适这个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跳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利用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被迫出走的机会，攫取了《每周评论》的主编地位，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污蔑为“鹦鹉”“留声机”，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此后又接二连三地抛出《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从攻击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开始，一直攻击到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这当然要受到共产主义者的严正批驳。李大钊身居乡间，却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文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依靠“主义”的宣传，依靠经济基础的变动，依靠阶级斗争。这样，李大钊不仅从“思想运动、文学运动”等方面跟胡适划清了界限，也及时遏止了反动思想的流传。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李大钊还将这场斗争引向文学领域，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新文学界存在的一种不健康现象：“就是浅薄”，“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有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中造出一种腐朽的文学”。李大钊大声疾呼道：“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险，吾辈应速为一大反省！”这是共产主义者对“腐朽的文学”现象最早进行批评的文章，既批判了右翼资产阶级文艺家，也争取了文艺青年，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中邓中夏等与国家主义者所做的斗争，显然也具有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7月成立的一个集中了不少文艺青年的有影响的团体。会员成分比较复杂，既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田汉、郑伯奇），还有一批后来成为反动的国家主义者的人物。他们最初在“献身社会事业”的口号下统一在这个组织里，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会员思想分化日趋明显，因而到1921年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上发生了确定学会中心信仰的争论。邓中夏在会上发言，主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无论是作家、教育家，或其他人员，都应该有共同的主义。他认为有了共同的主义之后，从事教育工作就不会为统治阶级培养俯首听命的驯顺奴仆，从事文学活动也不会写出专供富贵人玩赏的无病呻吟的文学。 邓中夏要求会员在“为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主张私产或共产”之间做出选择，他所主张的“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说，邓中夏的发言实质上指出了中国新文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分歧、争论中，鲁迅等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鲁迅一贯重视思想革命；从1918年参与《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的时候起，他就不赞成胡适之流将新文学说成只是白话文学的改良主义、形式主义主张。在一封通信中，鲁迅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这也就是他后来说的“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 的意思。1920年年底，当胡适致函陈独秀，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要求《新青年》同人公开“声明不谈政治”的时候，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站在一起，表示赞成“索性任他分裂”的意见，并复信给胡适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中已有作家提出“表同情于第四阶级”的问题。稍后，当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公开发生论战的时候，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成员也都站在共产主义者一边，批判国家主义者的反动谬论。这种情况，不仅说明了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是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更表明了“五四”以后无产阶级政治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日益增长。

文学革命从1916年至1917年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1918年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占上风，正标志着这场革命性质的转换。千变化，万变化，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把文学革命从始至终简单笼统地看作旧民主主义性质或者新民主主义性质，都是不很科学的；只有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才比较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才能还文学史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1959年5月初稿，1979年1月修改
原载《文艺论丛》第八辑，197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