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和五四时代精神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女神之再生》
在中国新诗的黎明时刻，寂静的诗林中还只有不多几声啼鸣。能在当时就感受到五四新时代的“晨钟在响”，并与之相应和，奏出一支支活泼、欢乐、雄浑、动听的时代乐章的，只有郭沫若的《女神》。可以说，《女神》本身就是新诗中的声声“晨钟”。
《女神》是诗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1年。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是五四时代诗歌的最强音，也是我国新诗的第一块界碑和基石。
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19年至1920年。这正是五四爱国运动高涨的年代。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神州，我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在全国各地汹涌澎湃。诗人虽因远在日本，未能亲身参加国内的五四运动，但时代的浪潮同样冲击着他，振奋着他。诗人自己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
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对《女神》的理解。
在《女神》中，我们首先强烈地感受到的是诗人燃烧着的爱国热情。《炉中煤》就是诗人对祖国的“恋歌”。诗人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把自己“眷念祖国的情绪”比作“炉中煤”；由于对祖国的热烈思念，诗人的内心燃烧得像炉火一样炽烈。这种比喻，只有爱国热情达到沸点的人才想象得出。当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诬蔑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的时候，诗人不禁怀着满腔义愤拍案而起，写出了著名诗篇《匪徒颂》。诗人对祖国的思念有时也用“怀古”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电火光中》里，诗人从自己在异国的处境联想到贝加尔湖畔牧羊的苏武，“想象他向着东行，遥遥地正望南翘首；眼眸中含蓄着无限的悲哀，又好象燃着希望一缕”。当然，诗人跟苏武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完全不同，因而他的“乡思”也就没有苏武式的凄凉哀婉，而是充满希望，具有无限宏伟奔放的时代气势。看《晨安》中的一段：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动人图景：诗人在祖国上空展翅高翔，飞吻大地，热情呼唤。而全诗中像这样热情奔放的“晨安”，接连道出二十七个。如果没有满怀的爱国激情，那是不可能一气呵成而没有刀斧痕的。
但是，诗人所怀念的祖国，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既遭屠戮苦，又有饥馑患。”——《棠棣之花》中这些诗句，实际上也正是军阀连年混战的旧中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对于这种黑暗现实，诗人在三个诗剧中给予强烈的诅咒。如《女神之再生》就“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
。诗剧写双方争夺帝位的结果是，天崩地裂，胜利者与失败者同归于尽。诗人借此谴责了历代统治者疯狂的自杀行为，显示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在当时上海这类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大都市中，有的是另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诗人在《上海印象》中这样写他初归国时的感受：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这里表现了对罪恶生活的强烈憎恨。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为了把祖国和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诗人借聂嫈之口唱出了自己的心愿：“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不惜付出血的代价，让自己“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棠棣之花》）
《女神》中特别值得珍贵的，正是破坏旧中国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再造新中国的乐观主义态度。它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的特色。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以《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为代表的《女神》整部诗集正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精神。《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的乐章，诗人说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诗中这样控诉和诅咒黑暗的现实：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在这里，诗人对旧世界的态度岂止是怒目横眉、咬牙切齿而已，简直是要一口咬住不放，与之同归于尽！这是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式的憎恨，充满着誓不两立的革命气势。“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哀哭”——这是诗人对旧世界毫无留恋、完全绝望的表示，绝不是悲观。民族的深重苦难，个人的悲愤郁积，使诗人在凰歌中唱出：“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中，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这正是千百年来古老祖国所经受的苦难的诗的倾诉。这种苦难和羞辱只有用彻底革命的烈火才能消除。凤凰自焚旧体，求得新生，正体现这种和旧世界一刀两断的革命精神，也象征着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乐观自信。不破不立，不止不行，没有对旧事物的彻底破坏，新事物就很难生长起来。破坏、焚毁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这种痛苦才能换来真正新生和创造的欢乐。凤凰更生后，变得那样“新鲜”“净朗”“华美”“芬芳”，它们上下翱翔，反复欢唱，正是这样一种新生的欢乐精神的表现。这里，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是同时俱在的。凤凰特别赞颂“火”，就因为“火”是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态度的集中体现，它焚毁了旧的，也熔炼出新的。五四时代需要的就是这把革命的“火”。
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这是贯穿于《女神》中的基本精神，也是《女神》里许多诗篇需要塑造出巨人般的抒情形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何以要把“不断的毁坏”和“不断的创造”同时加以歌颂；何以会想象出“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何以要赞美“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在《天狗》中，诗人何以会想象自己吞掉了日月，吞掉了一切星球和宇宙；何以要把自己变成全宇宙一切“能”的总量；何以会写出“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比较深刻地理解：在《女神之再生》中，女神们何以在天崩地裂后不肯再去修修补补，而要叫出：“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并不是五四时期写新诗的人都有的。当时有些写新诗的人连“浅薄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多。胡适的《尝试集》中，就有不少“牛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费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飞上天》”之类庸俗的东西。只有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诗人，才站在时代的前列，敲着雄壮的战鼓，吹起响亮的号角。闻一多很早就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这就是《女神》最可贵之处。
《女神》之所以充满这种革命精神，是跟诗人接受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潮有关的。我们可以从《女神》的许多地方明显地看到诗人所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匪徒颂》中，诗人赞颂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内的一切“革命匪徒”。在《巨炮之教训》中，就有对列宁“为正义而战”的热烈歌颂。而在《棠棣之花》中，诗人借聂嫈之口道出了自己的社会观：“井田制废，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底根本。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序诗》中更有“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的表示。从诗人对劳动和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真挚感情上，也可看出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当诗人在雷峰塔下看到“一个锄地的老人”的“慈和的眼光”“筋脉隆起的金手”时，他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西湖纪游》
甚至当诗人歌颂泛神论者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是些“打草鞋”“磨镜片”“编渔网”的劳动者（《三个泛神论者》）。上述这些当然不能证明诗人当时已经是个社会主义者，也不能说这些思想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但作为一个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写出《女神》这样强烈地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作品，这是毫不足怪、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四时期在中国流行的新思潮有各种各样，相当复杂；诗人在五四时期所受的思想影响也绝不是单一的，除了社会主义思想外，西欧的其他各种思潮——特别是泛神论，对他也起过很大作用。他曾经一再称自己为泛神论者。但是我们应当具体分析。泛神论在当时究竟对郭沫若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我看，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第一，泛神论否认自然界之外另有什么至高无上的神，这种观念帮助他反对权威和偶像，敢于打倒它。诗人叫出：“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还有位什么父亲”（《地球，我的母亲！》），“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醉歌》）这就有很大的反封建意义。第二，泛神论使诗人的“我”与万物结合起来，借此吸取巨大的精神力量。诗人的“我”，在这里正如周扬同志说的，“不但包含我，也包含你，也包含他。这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我”
。诗人赞颂自然，是因为他觉得自然界具有雄伟、恣肆、常动不息的气势，这正好跟诗人自我的浩瀚奔放的情感和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战斗要求合拍，因而也就加强了诗中的积极乐观精神。最后，泛神论赋予诗人心目中的万物以诗意的生命，把万物拟人化，使之成为抒情对象，因此达到了古代抒情诗中常见的那种“物我合一”的境地。这也许就是《女神》作者之所以赞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的缘由。当然，《女神》中偶尔也有泛神论的消极作用：诗人苦于社会的黑暗，有时把情思和希望寄托在对自然的冥想中。但这个消极面并不占重要的地位。
总之，《女神》是时代的产物。它出现于“五四”这样一个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时候，绝不是偶然的。“五四”是新兴阶级觉醒和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时代，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受到空前猛烈冲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跟新思潮的结合，迸发出异彩夺目的火花，产生出令人震惊的力量。《女神》就是这样一朵时代的花，它充满着海涛怒啸，火山喷发般的雄伟气势，充满着“初生犊儿不怕虎”的精神。“五四”之前，沉闷禁锢的社会固然不会产生这样的诗；“五四”以后，革命深化了，斗争残酷了，需要的是思想上进一步向前发展、艺术上也更深沉的作品，因此也不会有《女神》这种“初生犊儿”的姿态。《女神》中所具有的雄浑宏大的气魄，烈火般炽热的感情，神话和传奇的色彩，不受拘束的自由体式，循回反复而又昂扬激越的节奏旋律，——如果把这些都看作与革命浪漫主义有关的创作特色的话，它们确实是《女神》所特有的东西，但同时又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1959年2月
原载《语文学习》195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