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文学，过去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在反映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斗争方面，显得特别薄弱。作品只有蒋光慈、叶紫、丘东平的为数不多的小说。但是，这种状况到50年代末期开始有了改变。《红旗谱》《党费》等长篇、短篇，以及《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渴望。它们是新文学中十分可喜的收获。邓洪同志的《潘虎》 ，就是《星火燎原》中优秀的一篇。

《潘虎》写的是发生在1930年的真人真事。就人物艺术加工的典型化程度来看，可以说它又是出色的短篇小说。潘虎这个人物具有艺术概括性，是30年代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农民的一个生动形象。

潘虎是一支“自己竖竿子”的农民游击队的领导者。故事开始时，他派人抓了两个过路的钟表匠（其中一个是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硬认为他们是白军的奸细。在初次审问的场面中，作者只写潘虎吆喝了三句，就把这个粗眉大眼、满腮胡子、性格急躁、粗鲁、憨直的农民英雄传神地描绘出来了。他一上来就指党的秘密工作者为探子。对方不承认，就立即喝令将人绑起来，结结巴巴而理由十足地说：“你还还还强辩，我我我们昨天卜卜卜了卦，说今今天有两个探探探子来。”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哑然失笑。原来潘虎他们恃为最可靠的判断人的方法竟是卜卦。在他们看来，孔明、刘伯温也用这方法，难道还会错吗？——这就是潘虎和他的游击队的逻辑。然而，失笑之余，我们会深深地感觉到他们的天真、淳朴、率直。从他们听信卜卦而抓“探子”的举动和不由分说地鞭打长工的插曲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一切幼稚性都跟他们对土豪地主的强烈仇恨，跟他们对敌人的高度警惕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能容忍任何跟土豪沾边的事。看到钟表匠和长工被绑，挨打，我们一方面会又气又好笑地觉得真是冤枉，另一方面又会严肃地感觉到这些农民委实朴实可爱。从潘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农民中间蕴蓄的巨大的革命积极性。这种革命积极性是十分宝贵的，它能引导农民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当然，正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这种革命积极性还是自发的，常常跟农民的盲目性和散漫性胶结在一起。但是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能把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那么，这种农民游击队就不会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武装那样最终归于失败。潘虎和他的游击队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本身就是共产党领导下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斗争浪潮发展和影响的结果。潘虎曾在北伐军中当过连长，而且参加过红军进攻长沙的武装活动，受过党的影响，这些都是无疑的。他们自称为“红军游击队”，更说明了党和红军在农民中的极高威信。因此，潘虎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跟要求党领导的迫切性结合在一起的。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这支游击队那样快地就接受党的领导，为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虎在共产党员面前就表现得那样驯服。是的，潘虎在还不能肯定被抓的人中有一个真是共产党员的时候，虽然在生活上对待他们不坏（给他们鸡、鱼、肉吃），但在行军时仍然把他们绑住。这一点，也正说明了潘虎性格的粗中有细之处。而当他确有把握地知道“我”真是党的工作者之后，立即就像小孩子见到大人一样地言听计从。他要求“我”留在游击队里，甚至用出自己特有的天真方式，吓唬着说，如果不答应，“那你就就就是探子！”当“我”严厉批评游击队的错误行为时，潘虎不仅不像平常那样恼怒起来，反而出乎意料地说：“就就就照你你你说的办。你你你来当政委。”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就这样，作品通过对潘虎的描述，深刻地揭示了30年代中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以及他们需要党领导的迫切和真诚，同时概括地表现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向党靠拢、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形成的良好形势。这就是潘虎这个革命农民形象的典型意义。

《潘虎》以朴实、简练见长。这朴实、简练来自语言的平易确切，来自细节描写的准确而并不繁杂。作品里的对话都很简洁。像潘绍桃那番很长的话，作者采取说叙相间的方法来表达，因而读来毫无沉闷之感。作品所以能在五六千字的篇幅里刻画出一个生动形象，道理就在这里。

记录史实，描写真人真事，当然不能随意以幻想来虚构情节；但是作者可以按照事件的实际进程剪裁取舍，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对作品情节作适当的安排。从艺术上的剪裁和组织来说，《潘虎》正可以说是这样恰到好处的。从“我”和另一个钟表匠一出镇就被人跟踪开始，作品就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的心也步步紧张起来。到潘虎拿起一面磨得雪亮的铡刀往他脚下一丢说：“请请请你直架。”读者不禁为这位革命者的命运捏一把汗。接着，由于潘绍桃出场，紧张的情节暂时松弛一下，作者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潘绍桃的口把潘虎从侧面介绍了一番，使读者留下更完整的印象。这种情节结构的安排，多么精巧！到这里，好像故事已经没有多少可发展的了，但是由于“我”被绑着跟在队伍后面夜行军，读者的心又不能不再度紧缩起来。这是故事经过一起一伏的发展后所生出的第二个波澜。不仅如此，绑着夜行军这段情节，对于全面地揭示潘虎的性格也十分重要。潘虎那种表面上横暴粗鲁然而在真理面前柔顺得像小孩子那样的天真性格，正好在这个情节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显示。至于收尾的一段，作者借它来对主人公以后的发展做了简洁而重要的交代，使读者知道潘虎在得到党的领导之后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勇敢。这就最终完成了对潘虎这个形象的刻画。在30年代的中国，一个进行自发斗争的农民英雄在党的教导下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广大读者会像作者一样，为潘虎的牺牲感到深深痛惜，同时也从这里受到极大教育，在先烈们的献身精神的感召下，将会更奋发地为实现今天的壮丽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可以看出，作品之所以自始至终都能吸引人，是跟作者很注意故事的前后照应分不开的。第一段介绍“有些地方的群众还自动组织起来暴动”，第三段说“我们一大早出发，出镇不远，就有一个农民跟在我们后面同行”，第五段说“当时湘东北党组织为了便于不相识的同志之间必要时的相互联系，规定得有一些联络暗号和暗语”，这都是情节发展所必需的伏笔。有这些伏笔，故事结构才显得更加严密，情节发展才显得更加合理。

《潘虎》写的是作者的一段亲身经历，这就便于把作者自己的心理活动写得特别具体真切，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者当时受了一场很大的虚惊，弄不好还可能真的丢掉生命，但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乐观气息，有时甚至风趣横生，使人读起来心胸开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本身的革命的立场和思想情感对作品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1959年12月10日
原载《语文学习》196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