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文学园林中的乔木，茅盾就是一位长期用自己的心血，培植、灌溉了大片乔木的最辛勤的育林人。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但写了从《倪焕之》到《李自成》等很多长篇小说的极有见地的评论，而且早在20年代我国新长篇的黎明时期，就颇不一般地贡献出了他的《蚀》和《虹》，以后更创作了《子夜》《腐蚀》等现代文学史上富有光彩的宏篇巨著。直到临终，他还遗言捐献出巨额稿费作为发展长篇小说的基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四”以后我国长篇小说成长的历史，是和茅盾的名字紧密地联系着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想考察一下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锻炼》。

《锻炼》作于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1948年9月至12月的香港《文汇报》上连载。在1981年1月号《人民文学》选载以前，它是一部不大为人熟知的长篇，既没有出单行本或收入《茅盾文集》，也很少有人在评述茅盾创作道路时提到它。尽管如此，这部共二十七章（报纸连载时为二十五章，整理出版时作者增写了两章）、约二十二万字的小说，无论在现代文学史上，或是在茅盾本人的创作道路上，都应该说是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

在“五四”以后的长篇小说作家中，如果说，巴金善于用富有激情的笔调，抒写封建大家庭的崩溃、知识青年群的觉醒和大后方人民的苦难；老舍擅长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出色地表现旧时代北京市民的生活命运；那么，茅盾则长于用恩格斯所称道的巴尔扎克那种写“编年史”的方式，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他写的可以说都是具有广阔背景的社会小说。茅盾长篇所以具有这一特点，是由他20年代起就投入革命旋涡的特殊经历决定的。他自己在《外文版〈茅盾选集〉序》中说：“《蚀》与《子夜》在发表时，曾引起了轰动，其原因，评论家有种种说头。但我总以为我敢涉足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是原因之一。例如直接反映1927年大革命的作品，除了《蚀》，似乎尚无其它的；在30年代，以民族资产阶级及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描写对象的，也只有《子夜》。这并非30年代的作家中没有才华如我者，而是因为作家们的生活经验各不相同。”《锻炼》正属于《蚀》《子夜》这类长篇社会小说之列。按照作者最初的计划，他要创作“五部联贯的长篇小说，企图把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的八年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锻炼·小序》）《锻炼》就是这多卷本长篇的第一部。小说以“八一三”淞沪战争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抗战爆发之初各阶层人物的动向，写出了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动荡的社会面貌。一方面，中华民族开始了一场神圣的救亡战争，亿万人民忍受战火的熬煎，为结束不抵抗状态而精神振奋。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又是超出国民党政府意料的，他们事实上没有什么准备，虽在全国人民逼迫下勉强表明要抵抗，却时刻打算妥协求和。这就是抗战虽然爆发，社会上却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怪现象的总根源。小说一开头就描写：进步女学生苏辛佳，仅仅因为在伤兵医院里发表了一次抗日演说，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关押；爱国资本家严仲平适应战争需要将工厂拆迁到内地，然而他的哥哥——南京政府的“简任官”严伯谦却出来劝阻；前线作战不时处于无指挥的状态，空军居然把炸弹扔在上海市中心，炸死炸伤自己的同胞；难民收容所与伤兵医院里混乱不堪，贪污盛行；镇压人民抗日活动的事件，则屡有出现；……这些都还只是公开表现出来的。至于幕后的活动，则更骇人听闻。小说中的严伯谦，就是从南京方面接受了重大秘密使命，来到上海与日方暗中勾搭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作“军事所以济外交之穷”，“一面在打，一面仍有往来”。而广大人民，正是在这种极其艰难严峻的局面中擦亮眼睛，经受考验，得到锻炼，更加坚韧地从事着抗日活动。作者抓住抗战初期社会生活中这些重要特征，展开范围宽广的艺术描写，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上海“八一三”战争期间的种种社会矛盾，因而使整个作品具有十分浓郁的时代气氛。从这个意义上说，《锻炼》确实是抗战爆发之初的一部时代风云录。

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先后涌现过一批反映抗战初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其中像巴金的《火》，艾芜的《山野》，老舍的《四世同堂》，吴组缃的《山洪》，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钱锺书的《围城》，都是各有成就的重要作品。茅盾自己也写过这类题材的中长篇，如《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等。《锻炼》不仅较茅盾自己同类题材的中长篇更为深刻和成熟，而且同其他作家的这类较优秀的作品相比，也具有独到的可贵特色。《锻炼》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仅仅从某一方面、某个角度来反映抗战初年的生活，而是企图全面表现出“八一三”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与社会面貌（新增补有关官办的难民收容所的两章后，这一意图得到了更为完满的体现）。与如此宽广的内容相适应，它的结构也就相当宏大，线索铺得很开，头绪颇为纷繁。作品以国华机器制造厂总经理严仲平一家为中心，写了战争爆发头三个月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方面的活动：通过严仲平与工厂总工程师周为新这条线索，联结工厂中的技师唐济成，管理人员蔡永良，官派“工会工作者”姚绍光，工人萧长林、周阿梅、周阿寿，工头李金才，护士张巧玲等，反映了抗战爆发后上海工厂向内地拆迁的情况（以中篇《走上岗位》为基础改写而成）；通过严仲平的哥哥、南京政府“简任官”严伯谦到上海后的活动及其与暗藏的大汉奸胡清泉的往来，写到了国民党在对日宣战的同时，依然对日寇充满幻想，随时准备妥协；通过严仲平弟弟严季真（左翼文化人）、女儿严洁修（进步的大学生）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这条线索，联结左翼教授陈克明，爱国医生苏子培、苏辛佳父女，反映了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我党群众工作的情况，也反映了国民党及其特工人员对人民抗日活动的箝制与镇压；通过严洁修的同学、爱国学生赵克久在家乡的活动，以及后来参加国民党军队复又退出，联结乡镇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赵朴斋、谢林甫，下层军官孙排长，政工科钱科长，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极端腐败以及战争对国统区村镇的冲击。这四个方面的线索又相互纵横交错，形成蛛网式的复杂结构，表现了相当广阔的社会画面。从国民党上层官员，到特务头目与汉奸托派，再到我方地下工作人员；从民族资本家，到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再到普通的工人、难民；从国民党将领，到军队政宣工作人员，再到下层官兵；几乎应有尽有，其中性格清晰可辨者即达三十余人之多。从表现抗战初期社会生活的广阔，政治动向的准确方面来说，《锻炼》确实是同类题材的长篇中颇为出色的一部（尽管由于小说只完成了第一部，因而在作品规模的宏大与人物刻画的饱满方面显得稍逊于《四世同堂》）。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繁复的长篇小说结构，是从茅盾《子夜》才开始的；而《锻炼》，作为一部具有广阔内容和复杂结构的长篇社会小说，正是很好发扬了作者在这方面的长处的结果。

《锻炼》所刻画的人物，如民族资本家、各类知识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原都是茅盾一向比较熟悉的表现对象。因此，作者在描绘他们时，常常能极简练地几笔就写活一个人物，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苏子培的正直善良和忠于职守，严仲平的有爱国心而易于动摇，其兄严伯谦的阴鸷权变，其女严洁修的活泼机智，左派知识分子陈克明的诚挚干练，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陈克明、苏子培和严伯谦三人的形象，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被亲日派胡清泉称作“头号的傻瓜”的陈克明，实际上是一位立场坚定、眼光锐利、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革命家。他主办的《团结》周刊，宣传了我党的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在群众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注视。为了促进抗日统一战线，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作者没有人为地给他镶上光圈，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语与行动，展现出他思想深处的夺目光辉。苏子培原是个自由职业者，历来并不关心政治，只是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战争爆发后，他热情出钱、出药、出技术，主动到一个伤兵医院去义务服务。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使他对国民党嘴上叫喊的“抗日”，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伤兵们忍无可忍地起来揭露医院当局贪污“弟兄们的医药费、埋葬费”，几乎“什么都吃，从活人的血，直到死人的骨头”时，苏子培沉痛地对严季真等讲了自己在伤兵医院里那番“酸、甜、苦、辣”的感受，真要催人掉泪！他是全书中感情写得最为深沉饱满的艺术形象之一。至于严伯谦这类国民党较高级的官僚形象，在以前的作品中，出现得还不多（华威先生毕竟属于中层或基层）。《锻炼》虽然没有用多少笔墨写他，却刻画得真切生动，入木三分。第三章写他为阻拦工厂内迁而与严仲平、周为新的谈话，第十六章写他在宴会前与大汉奸胡清泉的会晤和暗中进行的政治交易，都表现了他老练高明的政客手腕以及阴沉圆滑、心狠手辣的思想性格。正在与严仲平、周为新紧张商谈迁厂大事的过程中，他忽然考证起壁上挂着的那幅仇十洲的仕女画“是假的”，这一生动的细节描写，尤其有力地显示了他目中无人、“好整以暇”的为人特点。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广阔的生活知识，圆熟洒脱的文笔，以及虚虚实实、多样化的手法，都保证这一形象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创造。

和茅盾过去的长篇相比，《锻炼》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正面深刻地写出了人民的力量。不像《子夜》中的工人只是面目模糊的影子，《锻炼》中的不少工人已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萧长林的宽厚、沉着、有见识、有觉悟，周阿梅的耿直、有骨气和粗中有细，周阿寿的急躁莽撞，石全生的老实怯弱，都清晰可辨；他们在拆迁、运送工厂设备的过程中，在同工头李金才、资方代理人蔡永良、官派“工会工作者”姚绍光的斗争中，各自显示着较为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深明大义：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拆卸机器；受了伤仍坚持劳动在第一线；正是靠着他们的聪明智慧，才顺利完成装运设备的任务并排除沿途遇到的各种险情。当总经理严仲平受其兄严伯谦的挑唆一度对迁厂产生动摇时，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对资方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包括做出必要的让步），终于迫使严仲平最后同意拆迁。正像技师唐济成所说的：“人民的力量能够逼迫政府不得不抗战，难道我们的力量就不能逼迫一个严仲平不得不把工厂迁到内地去么？”《锻炼》正是通过工厂拆迁，通过进步力量的抗日宣传活动，通过爱国者在现实斗争中认识的逐步提高，形象地写出了这种人民的力量。尤其可贵的是，作品还正面写出了革命者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献身的崇高襟怀。第十三章中，当年轻的“民先”队员严洁修对艰难复杂的统战工作表示不理解时，老一辈的革命者“陈克明的声调忽然变得悲凉而坚决，几乎是一字一字的说”：

洁修，你的年纪还小，你的处境又太好，有许多事情，你现在不会理解，……如果将来你能理解了，你就会知道，不但是我们这一代，恐怕甚至于连你们这一代，都是命定了要背十字架的！人家可以不讲理，我们却不能不处处讲理；……艰难困苦，我们来担当，高官厚禄，人家去享受；我们愿意。为什么？为了一致对外抗战！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够做自由的人民，不再背我们今天背的十字架！……

没有热烈的感情，我们不会去背十字架，但如果感情脆弱了，要背也背不起来。……

陈克明这番发自肺腑、感情深沉的话语，袒露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灵魂，不仅使“严洁修的眼泪夺眶而出”，也使广大读者为之激动不已！正因为《锻炼》写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力量，写出了领导人民抗日的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襟怀，才使读者不但不被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特务活动的猖獗所压倒而产生悲观，反而越发感到“锻炼”这一作品题旨的深沉。

这部长篇的某些描写，似也有可以斟酌之处。例如：罗求知作为一个懦怯、自私的大少爷，怎样会陷进国民党特务的泥坑，其发展的逻辑显然不够清楚，不够充分，使人感到突兀；革命者陈克明以早年的老同学的关系，住到暗藏的汉奸胡清泉家里，而其他左派知识分子如严季真等，居然不顾这种具体环境，给陈克明打电话或直接找上门去，这似乎也不完全合乎情理。但这些即使算是瑕疵，也不足以影响或冲淡《锻炼》所获得的出色成就。单从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来说，《锻炼》对现实的反映开阔而又沉凝，真实而隐含激情；早年作品中常有的某些自然主义描写，在这里已经绝迹；这也表明了茅盾的革命现实主义在40年代的一种新的发展。

1981年9月3日
原载《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