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作品，虽然没有巨星般耀眼的光华，然而初露头角，便以自己所特有的一种动人的力量，为文学创作别开生面，给我们的文学库藏增添了可贵的新东西。农民作者李茂荣写的长篇小说《人望幸福树望春》，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粗看小说，也许会以为作者为自己规定了并不很重的任务。的确，这部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并没有反映整个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甚至也并不企图全面地表现合作化运动的某一完整阶段；作品只是围绕着贫农宋金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要的线索，来反映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夕云南农村的阶级状况和生活风貌，来展开一个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但在实际上，通过这条似乎是相当单纯的线索，作品所把握、所表现的却是整个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根本精神：广大农民离不开社会主义，离不开合作社，他们办社扩社的坚决要求，在党的正确指引下，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冲刷掉一切障碍。“人都巴望好，树都巴望春”，贫苦农民渴望着社会主义的新春。作者以抑制不住的激情，通过对贫农宋金山形象的塑造，集中地歌颂了农民这种“思春”的积极性，歌颂了“四季如春”的云南新农村，歌颂了驱走严寒、带来春天的党。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首春的赞歌，一首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赞歌。

作品给读者印象最鲜明、启示也较深的，无疑是宋金山这个先进贫农的形象。

解放前的宋金山，有着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近乎理想的品质：勤劳、忠厚、正直、倔强。但是，在旧社会加于他的深重压迫中也包括严重的精神桎梏，这曾使他和土地改革运动拉下了点距离。他这些纯金般的品质真正放射出异彩，还是在获得党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照耀之后。作品中提到宋金山把土改分得的骡子送给比他受苦更深的雇农朱小七这件事，便是他的阶级觉悟和新思想因素增长的最初表现。逐渐，新血液注进了他的血管中，宋金山终于超出了一般贫农只是朴素地对党感恩和虔信的阶段，使自己的品质带有新的内容。于是，忠厚，发展成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正直，发展成为对集体利益的积极维护；倔强，则变成了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百折不挠的坚定性。在互助组中，他积极苦干；初级社成立，他第一个报名入社……他跟合作社的关系，用“爱社如家”来形容已嫌不够了；他爱社胜过爱自己和家庭。他不能容忍最小的一点有损于合作社集体利益的事，就像眼睛里不能容忍任何细小的沙粒一样。哪怕做这种事情的人是自己的亲戚，宋金山也铁面无私，毫不容情。当老婆指着他说“得罪了亲家，亲家不高兴”时，他的回答是：“管他高兴不高兴，公事是公事，私事是私事，水酒不能混为一坛。”在某些人看来，宋金山既不担任大小职务，就不该这样“狗捉老鼠，多管闲事”，他只需做一些“分内之事”就够了。但在宋金山看来，作为一个普通社员，最重要的本分就是坚决捍卫社的利益。也许可以把宋金山这种性格称作疾恶如仇吧，但可贵之点就在于这种性格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新内容：他疾个人主义之恶，仇社会主义所仇。

宋金山在贫农看来是合作社的“铁柱子”，而在那些反对合作社的人看来则自然成了“眼中钉”。他们要搞垮合作社，就得首先打击和拆掉这根“铁柱子”，拔掉这颗“眼中钉”。而对待宋金山这样的贫农的态度如何，也检验着党的干部的思想作风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和党的路线。在这里，宋金山就成了作品中矛盾斗争的一个焦点。敌我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党内两条路线、两种作风的斗争，这几条线都交集于宋金山一身。因而，主人公就被推上了斗争的尖端。在错综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宋金山的性格受到了考验，艺术形象也得到了完成。

宋金山所面临的这种复杂环境和严重考验，不能说是作者离开生活而故作的人为的安排。吴工等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疯狂与猖獗，原是历史必然的反映。1955年秋天以前的中国农村，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胜负未决，在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政治情况一向复杂，反革命分子还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化高潮已有山雨欲来之势，一切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自然在这时会结合起来进行垂死挣扎，千方百计地破坏合作化事业。书中写到吴工、马堕和秦长福等人偷窃了农业合作社五百斤麦子，妄图嫁祸于宋金山，和把铁丝拌在草料里杀害耕牛，借此诬陷孙厚诚等破坏活动，这些事件的描写还是合乎情理的。而宋金山的遭遇之所以复杂严重，除因有来自敌人方面的打击、陷害以外，还由于“亲家”已经成为“冤家”的余家富所施加的压力，也还由于官僚主义的社长王飞成所做的“开除出社”的错误处理。这就增加了宋金山的困难，连他的好心的老婆也对他提出了许多埋怨和责难。但宋金山并不屈服，也不消极。他“一不自染贼名声，二不出社”，几番发出这样坚定的誓言：“合作社是我的命，我死都死在社里，要我出社，除非石头水上漂。”他没有像他的朋友孙厚诚那样受到诬陷后要去自杀，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吞下了这一切个人的不幸，相信党，跟着党，继续关心和维护社的集体利益。当他知道党也正在大力组织群众查案时，他更获得极大的温暖与力量。不错，宋金山也有过“暂时屈认”的念头，他曾经有过赔出五百斤麦子来争取继续留在社内的想法。“鱼在水好，人在社好”，他宋金山是万万不能离社的啊！但是，即使在他心中闪过一些不正确的念头时，宋金山的思想实质也仍然是可贵的。他的出发点也还是为了社的利益：怕因自己的事而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影响社内外群众对合作社的信任。他所考虑和关切的是：“王社长为这事情绪低落，如果因此而影响到合作社工作，影响到合作社增产，也就是影响到大家的幸福，这不比五百斤麦子重大得多么？”何况他并没有按照一时的不正确想法去做。他认识到，承认偷麦与否不只是个人名誉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是不是应该让坏人的阴谋得逞，也就是关系到能否使合作社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他坚决、积极地抱病帮助社里清查偷麦案件。在这里，处于斗争尖端的宋金山的形象确实显示了动人的光彩。

可以顺便说一下的是，作者并没有把主人公推上斗争尖端后就草草收兵，并没有采取轻便的办法，使矛盾的解决显得简单化。在第八章中，副社长徐正良设下了巧计，眼看坏人就要上钩，破案就要成为现实。但事出意料之外，正像生活本身是充满曲折、充满偶然性的事件一样，这时突然跑出个王飞成，打掉了这一切成功的可能性，于是故事便离开了只凭徐正良个人的巧计而得到解决的道路，改变为沿着另一个更为艰巨更为踏实的——依靠党和群众力量来破案的方向发展。这一情节的安排，不仅避免使作品在思想性上受到损害，而且也有助于宋金山形象的完成和丰满。

宋金山最突出之处，归根到底是他把自身的未来命运完全跟社会主义新生活结合在一起，紧密到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分开的程度。这是不难理解的。解放前，他所经受的深重压迫和苦难，“吃如化子睡如狗”的生活，以及解放后即使分到土地但独家独户经营仍难摆脱穷困生活的实际经验，都使他“害怕单干，就象害怕上尖刀山”。对于广大的像宋金山这样的贫农，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方面，宋金山成了千千万万怀着强烈愿望、坚决走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五亿农民的代表。宋金山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这种“雷打不散”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作品只写了一个宋金山，但却显示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不，简直是冲不散、打不断的铁流。宋金山那种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使人感奋，发人深思。尽管农业合作化对于今天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但是，如同对许多事物一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看中国农民过去在合作化运动中这股汹涌澎湃、无坚不摧的积极性，就能坚定我们搞好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鼓舞我们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指导下，依靠正确政策，通过艰苦奋斗，以不太长的时间，彻底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起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早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如“大海的怒涛”般汹涌发展的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连续写下了这样两段按语：

河北有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们都是十分穷困，被人讥笑，经过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这种英雄事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写出几篇，广为传播。

——中册，第541页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

——中册，第544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作家们提出了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农民形象的号召。这是时代的要求。从那时起，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出现了不少，有些作品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但就1958年以前的状况来说，我们一般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的塑造却注意得不够；先进农民的形象常常过于单薄。有些作品描写农民保守、落后、对私有制习惯到了近乎顽固的程度时，往往真切入微，仿佛即使是贫农也总要到“四面楚歌”的时候才大哭一场死心塌地地入社；而对于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则缺乏应有的发掘和表现。但现在，局面可以说是大大不同了。“大跃进”以来许多青年作家的优秀短篇，不久以前出现的柳青同志的《创业史》第一部，都在这方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文学家们不但“去找”了王国藩、陈学孟式的英雄人物，而且已经相当出色地表现了他们。而十分可喜的是，就在这同一时候，农民队伍自身中涌现出了李茂荣同志这样的作者，献出了第一部表现本阶级英雄弟兄的长篇小说，创造了宋金山这个相当生动鲜明的先进农民的形象，这就不能不令人十分注目。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我们还可举出不少优点和成就。例如：在结构上把敌我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党内两条路线和两种作风的斗争，几条线索较好地交错安排，做到有条不紊；塑造余家富这个人物过程中所用的喜剧性讽刺手法也相当巧妙；饲养员孙厚诚着墨不多，但性格鲜明，极为感人；通篇语言朴素，生活气息浓郁；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作者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已经达到的成就。自然，另一方面，也不是说这部小说就没有什么缺点。例如：对贫农阶级作为一个积极主动进攻的集体似乎还表现不足；宋金山思想觉悟之所以如此成熟，亦即他在党领导教育下的成长过程，尚缺乏充分有力的表现；在艺术上，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尚嫌不足，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描写得不够充分，叙述语言不够洗练；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从希望作者进一步提高的愿望出发来提出的，它们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刚刚从事创作的农民作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作品的主要成就。

一个向来没有文化、不知文艺是什么的农民，一个在1949年还跟父亲一起挑米到昆明给地主送租的青年，现在拿起笔来，写出长篇小说，而且相当突出地塑造了本阶级的先进分子形象，这是一件大事。这是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一个胜利，是党的文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的胜利。它给予蔑视群众创作的人们一个有力的驳斥，也证明了过去某些人认为农民只能唱歌谣、只能成歌手、不能写小说、不能写长篇的看法的片面性。农民能够创作长篇小说是跟我国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个规模广阔、气势磅礴的群众创作运动分不开的。它“说明了，从劳动者自身中间产生出优秀作家的条件，在我国已经成熟了”；它“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大跃进的时代中，要用自己的语言和艺术形象表达自己的创造热情的强烈欲望，要使自己成为文化的主人的迫切要求”。（邵荃麟：《在战斗中继续跃进》）一只燕子的降临，预告着百花盛开的春天。让我们向李茂荣同志祝贺，并为今后继续出现更多的李茂荣欢呼！

1960年10月10日
原载《文艺报》1960年第二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