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创业史》第一部，我跟许多同志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感到满足。虽然它还只是整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故事的展开远不完整，斗争在这里还只是序幕，但一种宏大的非凡的气势，已经开始在作品中显示出来，使读者为之震荡。应当说，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其中有些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以一部仅仅写了互助组阶段村里情形的作品，就能把整个中国农村的历史动向表现得如此令人信服，这不能不是《创业史》第一部独到的和突出的成就。读它的时候，我们都禁不住为作家能够把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揭示得如此明晰和深刻而叹服。要知道，作品所反映的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暂时看来还相当平静的农村：土改的暴风骤雨过去了，生活的河流虽然不会终止它的流动，但是奔腾呼啸的农业合作化的洪峰还未到来。要透过表面上平静细微的波纹，把生活河流底部那种潜在的然而是湍急的阶级斗争的暗流表现得清楚生动，的确不是很容易的。这需要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从日常细小事件中看出其本质和重大意义，也就是说，要求作者真正有一双马克思主义的明察秋毫的革命慧眼。比方说，土改后农村里有人盖起新楼房来了，这件事怎么看待？粗粗一看，也许是好事情：说明农民翻身了，富裕起来了。但《创业史》的作者从这里看到了新的阶级斗争的一个信号。他从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透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火药味，看出了富裕中农在向贫苦农民、向社会主义示威。郭世富新房上梁，竟会在蛤蟆滩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会招来那么多的羡慕的眼光，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土改后广大农民远未摆脱贫困，而且重又处于新的阶级分化的十字路口；而在这一现象后面，更有着富农姚士杰和其他富裕农民的活动做广阔背景。这件事看来很小，却有着严重的意义。它是生活河底里阶级斗争暗流所泛上来的一个泡沫。作者就从这个泡沫扩开去，引导读者看清生活河流底层的真实面貌，看清土改后阶级斗争的形形色色。过去一些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对这个时期的农村阶级状况表现得比较少，恐怕不能说跟作家本身对生活认识的局限没有关系。而柳青同志恰恰在这点上有着独到的成绩。有人说，《创业史》写成于农村人民公社化之后，站在今天的高度去看昨天或前天的现实，对事物的来龙去脉总要清楚些。当然，这确是写作《创业史》的有利条件。但是，这种有利条件也不是绝对可靠的。“事过境迁”，如果作者不能在当时就把生活中的重要东西敏锐地抓住，如果作者不是深深地扎根在生活当中，那么，有利条件也会变成不利条件：生活的闪光稍纵即逝，已经过去的东西就很难再抓回来。况且，仅仅就事论事地知道了事物的来龙去脉，并不等于已经有了较高的思想水平。《创业史》反映生活所达到的深度，归根结底只能是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胃，去磨嚼、消化生活素材和升华主题的结果。

当我们说这部作品揭示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十分深刻的时候，这并不是指作品只写好了某一阶层的个别人物，而是指它在反映阶级关系整体上的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背景极为广阔、色彩极为鲜明的土改以后农村阶级状况的图画。这里首先有土改风暴中暂时弯下腰去，现在却又逐渐挺直身杆、恢复了威势的富农姚士杰。他已经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公然抵制政府的“活跃借贷”号召，而且偷运粮食到镇上放高利贷。在春荒和饥饿威胁贫苦农民的时候，姚士杰“从缺粮人愁楚的脸上感到快乐”。兵痞白占魁等向他求借的事，更使他得意到“甚至于咳嗽的声音，也比往日大些；吐出去的痰象出了膛的子弹一样”。通过这些精选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敌对阶级之间的一番严重斗争形势就鲜明地显现出来。但只是一个富农，究竟还成不了气候。正像作品所准确地揭示的，这样厉害的姚士杰，一想起土改中群众斗争的场面，便不免两腿发软，胸有余悸。在许多场合，他还不敢公开抗拒。这说明他毕竟是虚弱的。《创业史》使我们感到深刻之处在于不仅写了这样的富农，而且进一步从多方面探索了这个时期阶级斗争中各阶层的活动面貌，成功地塑造了郭世富和郭振山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形象。

富裕中农郭世富，在土改那场只是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中，竟出人意外地经受了如此巨大的震荡，不能不使读者对作家独到的生活观察和思想、艺术的魄力感到钦佩。然而，就是这个土改中害怕得失魂落魄以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富裕中农，现在也十分嚣张起来，敢于向村干部、向互助组挑战了。虽然他还谨慎地对姚士杰的政治陷阱有所警惕，但跟社会主义的对抗，使他自发地同富农结合在一起。粮食市场上那番投机取巧活动，更把这个“拼命地劳动，狠着心俭省节约”，而又“动物一般自私，比泥鳅还滑”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揭露无遗。对照他土改中和市场上这两个场合里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但这正是作者对郭世富这个富裕中农的典型性剖析得入木三分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 郭世富正是这样一个在一定阶段内“相当强大的”富裕中农形象。通过他，特别是通过对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粮食市场情形的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尖锐性才在广阔的背景中得到了显示。

郭振山可以说是作品中最复杂的批判形象。他兼有新中农和党的同路人两重身份。他既“精明”绝顶，同时又极端“糊涂”；一方面十分“清醒”地“把‘在党’看得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被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所驱使，因而梦想“反正有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好过”。从眼前政治地位上说，他还是党的同路人和姚士杰的仇人；而从实际思想来说，他早已经是姚士杰和郭世富的同路人了。在第一章写郭世富新房上梁的时候，作者就意味深长地提到郭振山和姚士杰：“现在，这两个仇人一同在郭世富家做客了，而且都等着第二轮坐席。”因此，对于郭振山，应该说问题早已超出了有人所认为的“无力摆脱私有制的束缚的软弱性格” 的范围了。作品对他隐秘的内心活动的揭露，真可说是到了骨子里。作为一个新中农，郭振山的形象有力地显示了土改后农村阶级分化的深刻性，证明了党把革命由民主主义阶段不停顿地推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而作为一个党的同路人，郭振山的形象又具有很大的批判的教育作用。他跟梁生宝的关系，令人想起梁建和小刘 。然而，郭振山比梁建这个形象总的说来塑造得更要成功些。我们在郭振山身上，看到了作者对人物两面性的更为深入的发掘，看到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蜕化的现实根据。读来令人信服，也发人深思。

这样，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就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形式上）组成了延伸很广的，在一定阶段内还包括了白占魁和王瞎子等人的农村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些人物都有自己性格的逻辑；但人物性格的逻辑又严格地服从生活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不管姚士杰、郭世富等曾经怎样嚣张，怎样对互助组和贫农施加压力，从各方面进攻，然而这一切反而促成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起来战斗，最后迫使姚士杰在粮食统购这一决定性斗争中遭到重大失败。正像“结局”中一段相当深刻的说明所指出的：

要知道，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譬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历史巨人的步伐并不乱。没有上帝！是辩证法同志决定：旧势力在灭亡以前嚣张和疯狂，让它刺激我们，逼使我们很快地发动消灭旧势力的斗争，义无反顾！

我以为，《创业史》的重要成就的一个方面，正在于深刻生动地再现了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生活的辩证法。

如果说，上面我们还只是就几个主要的批判形象来分析了《创业史》反映阶级关系的深刻性的话，那么，在正面表现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和其他一些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所获得的成就就更应该受到重视。

对于农民中迫切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力量，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创业史》这样表现得生动有力的。作品中出现的革命农民形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光是围绕着主人公梁生宝的，就有高增福、冯有万、欢喜等好些人物。比起有些作品只写一两个青年农民积极分子，只着重表现他们性格的某些侧面（如急躁，或爱钻研技术），《创业史》中年轻一代形象就显得相当鲜明、丰满。这些人物一个个都是结结实实、站得起来的，而且是非常可爱的。作者写他们的时候，常常流露一种掩饰不住的深情。但是，柳青同志同时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要求。这些正面力量，都处于很不顺利的、可以说是被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包围的逆境中。作者让主人公梁生宝到第五章才上场，亦即到严重形势已被读者分明意识到而且隐隐感到焦虑时才上场，这种安排是含有深意的。欲擒故纵，为了更好地长自己队伍的志气，不妨暂且让对方显一下威风。正是在跟相当强大的对立势力的斗争中，社会主义新生力量才能可信地显示出无坚不摧的生命力来。

在梁生宝周围的这批年轻一辈革命农民形象中，写得特别感人的是高增福。关于他的篇幅，虽然不算太多，但却光彩夺目。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阶级敌人贿赂不了他，丧妻、缺粮的困难动摇不了他，任何坎坷的境遇折磨不倒他。郭振山的“冷水”，泼不灭他胸中革命的火焰。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给予他的一切打击，自觉地维护着贫农的利益。互助组垮台后，他成了光杆组长，却还毫不气馁地到处宣传互助合作的道路。当梁生宝互助组好几个组员闹退组又有人动摇时，他却提出了入组的坚决要求，说：“收我，也要入！不收我，也要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和气概啊！读到这种地方，我们浑身上下不禁涌上一股暖流；对梁生宝互助组仅剩的一点担忧，也被他这个“为虎添翼”的行动所冲刷干净了。高增福，一个地道的贫苦农民形象，同时却又如此高大而闪耀着理想的光辉，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收获。

主人公梁生宝，当然更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某些可商榷之处，他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但在第一部中，无疑已得到了一定的成功，并且还为以后几部中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很宽的余地。作者在一个外表上质朴淳厚的青年农民血管里，灌注着十分坚定刚毅的共产主义者的血液。他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不平凡。购买和分配稻种时那种克己奉公，组织领导贫苦农民向山取宝的那种巨大魄力，对继父和栓栓耐心帮助过程中表现的那种至诚感情，考虑处理白占魁入组问题上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的革命气概，所有这些，无不异常感人而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梁生宝以一个政治锻炼不算多、文化水平尤其低的青年农民干部而能处处掌握好党的政策，并没有别的奥秘，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正像书中县委杨书记说的：只要人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和要写的话”。应该特别提一下的是梁生宝决定吸收白占魁入组这个情节，它不仅动人地突现了人物的非凡气概，而且也显示了作者在艺术构思方面的异常魄力。让梁生宝吸收白占魁入组，实际上就非得把主人公逼上矛盾斗争的尖端不可。完全可以料想，白占魁这种人加入互助组，简直不可能不在今后引出一些意外的岔子，不可能不使组内外矛盾复杂化。可以说，梁生宝的塑造，比起书中其他任何人物，都更要集中地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方法。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发展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显然，作者除了从亲身经历的生活中努力发掘表现新生因素（以散文特写中所写的王家斌为模特儿）外，同时还研究利用了全国各地先后涌现的大量新人新事材料（如：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的王国藩“穷棒子”合作社，三户贫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成为五亿农民方向的王玉坤英雄合作社，等等），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提高，突出了一些在后来历史发展中逐渐普遍起来的新因素、新品质，从而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相当理想（虽然有时离开了农民的朴实气质）的正面形象。

《创业史》对于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掘，并不只以青年为限，而且还进一步落到了老一辈农民身上。这正是《创业史》之所以让读者觉得深刻的地方。我们不妨看看任老四这个形象吧。这是一个好心而噜苏，爱夸点口，爱抬点杠，有点婆婆妈妈味道的人。他喜欢发发议论，而这些议论又跟他一套老经验和短浅的眼光纠缠在一起，因而不免显得可笑。但是，读着读着，我们忍不住爱上了他。你看他为生宝和别人设想得多么周到，心地多么纯朴。你看他多么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而自豪。尽管长期穷困和受辱的生活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有时使他略嫌怯弱；但是，他却绝不是一个无骨气的人。贫困和受辱的生活也逼得他要求革命。对于富有者和剥削者，他怀着朴素的然而是强烈的憎恨和鄙弃，怀着很深的阶级自尊心。只要一旦撑起腰来，就再也没有力量能把他推倒。统购统销中他对姚士杰斗争的坚决，简直使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啊呀！刚刚开始不缺粮了，任老四就变得这样厉害啰！”当然，他在自认为是“险事”的密植问题上，曾经表现了那种个体农民怕经风险的动摇情绪；但是，最终我们听见的毕竟是坚定的和动人的声音。你看他使着大劲把唾沫星子溅了几丈远，跳起来对生宝说：“好！是崖，任老四要跟你跳一回！”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的深厚内容却实在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说明得了的。它表现了整整老一代贫苦农民对党的无限信任和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破釜沉舟的决心！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曾多次指出中国农民“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种积极性普遍存在于广大贫苦农民中，使他们足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没有它，很难设想中国几亿农民会那么快地掀起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没有它，很难设想中国农村会在党的领导下出现那么多奇迹，如此坚定地战胜连续几年的特大天灾。但是，这种积极性又是“蕴藏”着的，不是都能一下子看清的；只有跟农民保持密切联系、立足于群众中间又能高瞻远瞩的人，才能敏锐地发掘和表现它们，才能“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柳青同志的可贵正在这里。他不仅在年轻农民中写了成批的社会主义的闯将，通过他们集中地表现了这种革命本质；同时也写了老一代跟党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而在老一代农民中，作者又不止于从任老四身上发掘和表现了这种积极性，而且把敏锐的探索的目光一直落到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看来似乎十分顽固的梁三老汉身上，毫不放松地抓住潜藏在他身上的哪怕是些微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热忱，准确地表现了它。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一系列形象中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从深度上看，梁三老汉这个艺术形象是可以跟朱老忠媲美的）；这个人物的创造，无疑是柳青同志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

说在梁三老汉身上也表现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热忱，也许会有同志不同意。有的评论文章就直接把梁三老汉跟郭世富、郭振山、王瞎子等放在一起，认为同属“批判形象”之列。 因此，需要对这个形象作些具体分析。不错，从“题叙”开始，作品就表现了这个老农所背负的来自旧制度、旧传统的沉重精神包袱，这使他跟新的环境、新的事物暂时显得那么不协调：土改中他把分得土地的现实当做梦，“老是觉着不是真的”；土改后又把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梦当成现实，仿佛自己真的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把现实和梦想如此颠倒过来，正是旧时代凭着个人挣扎然而只能得到十分悲惨结局的千百万农民的共同特征。旧时代只给农民留出一条路：一条个体劳动的充满汗水和血泪的悲剧性道路。进入新社会后，封建压迫打倒了，但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定律起着作用，使他们仍习惯地沿着这条路走，如同扑灯蛾不顾一切地顽强撞向灯光一般。由此，梁三老汉成了生宝新道路的怀疑者和暂时的旁观者以至反对者。在这里，老农的精神面貌确实被表现得无比深刻，作者的生活触角不仅一般地伸进了人物的内心，而且一直伸进人物的理想和梦幻的王国。梁三老汉确是千百万旧农民的血泪耻辱历史的真实写照。但到这里，人物还仅仅完成了一半，而且是许多作品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现过的一半。如果作家的笔到此为止，梁三老汉充其量只能比宋老定、陈先晋 等人物有所发展而已。

《创业史》塑造梁三老汉形象之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作家精细地看到了并准确地表现了另一面：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跟党跟社会主义有着几乎是天然的感情联系的一面。这是更重要的一面。他的怀疑和观望，终究只是暂时的。在他对生宝的责怪、赌气中，包蕴着一种对生宝事业的深沉感情。即使在他采取观望态度的时候，他对生宝互助组命运也远非漠不关心；或者更正确地说，他的关心并不亚于组内那些实心实意的组员。跟“挂名组员”梁生禄等那种情况相反，梁三老汉尽管暂时跟生宝及互助组在行动上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他的大半颗心却在组内。他注视着组员们的一切，看出了组内潜伏着矛盾，为互助组的成败担心，因而主动向卢支书反映情况：“贫农也有不实心的，我注意看他们的容颜举动哩。”当生宝坚决挑起集体的重担组织大家进山时，老汉这种在平时的担心更进而发展为一种极深沉的感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生宝走后，他更密切注意互助组的生产，以至连韩培生都发现了这个“秘密”：“有几次，黄昏的时候，农技员发现生宝的继父不在草棚院。他出街门去看，老汉独自一个人，秘密去看互助组的‘扁蒲秧’。生宝他妈告诉农技员：土改的时候，对分得的土地，也是这神气。韩培生一下子就理解了梁三老汉的心情。”（第423页）如果说，梁三老汉对生宝互助组这种关心是出于父子感情的话，那么它确是纯朴而伟大的真正劳动人民的父子感情。但这一切，显然不能只用父子感情来解释。它实际上是老农身上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另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形态。梁三老汉无论曾经怎样落后和保守，但他毕竟饱尝过旧生活的痛苦，在他身上同样潜藏着强烈的摆脱穷困状态的内在要求。生活终于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而到第一部结尾的时候，这个“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受人尊敬地“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作者是带着最深沉的感情写梁三老汉这一切的，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无法掩饰住这种感情。梁生宝激动地在区委书记面前为继父所做的辩护，也就是作者对自己人物要做的辩护。

有些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中，老一代贫农形象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可惜常常只被强调了摇摆、保守的一面，仿佛最后连他们走上合作化道路都不是出于内在要求，而是迫于客观形势、迫于周围气氛似的。这样，这些作品在表现农村革命动力、在表现中国农村的历史动向方面，便难免显得模糊和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内因，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本身的内在革命要求，就很难设想会有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群众运动需要而且会有轰轰烈烈的逼人的气氛，但它是群众基于内在要求而行动起来以后自然造成的。《创业史》在这方面所以显得深刻，就在于它不是凭借群众声势的“轰”，也不是凭借其他什么轻便的方法，而是从群众自身活动中正面表现出互助合作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它从各类贫苦农民身上相当充分地探索发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把他们作为一支跟资本主义势力做斗争的积极进攻的阶级力量来加以描写，歌颂了农村革命的动力。这样，《创业史》不仅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当时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过程，而且向读者清楚有力地预示了未来合作化运动的磅礴气势和整个中国农村的历史动向。

《创业史》这些成就，是作者在思想高度、生活深度和艺术能力几方面（尤其是前两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的结果。柳青同志遵循党的文艺路线，自1952年以来就在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八年如一日地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参加基层工作，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这使他有可能获得雄厚扎实的生活基础。而同时，作者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对党的理论政策所做的刻苦钻研，更大大有助于思想水平的提高，保证了作者具有洞察生活本质并展望未来的眼力。从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曾经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著作和有关材料结合实际生活作了深入的学习和钻研。因而一般来说能够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用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观点，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正确观察、分析和表现互助合作初期的农村。还可以看出，作者虽然深入到一个“点”，但视野却是开阔的，在创作中，能充分吸取全国各地发掘出来的典型材料，加以集中概括和提高，使之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形象。所有这些，就使作品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一变过去《种谷记》的那种滞重纤细而为热情明朗，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甚至《创业史》某些艺术上的特点，归根结底也都是由作者的思想高度和生活深度所决定的。比方说，我们都感到以“题叙”和“结局”为代表的许多章节，概括性很强。像“题叙”那么大的容量，换一个作者也许可写成厚厚的半本书；但到柳青同志手里，却宁可把这些至少可写几万字或十几万字的材料压在一章里。这里显示了作者的笔力和气魄。但它又不单纯是个笔力和气魄的问题。作者所以能做到这点，就因为手里有着一把细密的筛子，——这把筛子由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深厚的生活底子所交织成，而经过它的筛选，原始生活素材就得到十分严格的处理，弃粗去芜，成了极精粹的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其他如善于心理刻画、善于通过场面写人物等特点，也不只是纯粹艺术技巧的问题，而是跟作者生活深度和思想高度有紧密关联的。

《创业史》第一部不是没有自己的弱点的，这方面，我们将利用另外的机会来讨论，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1960年11月完稿，1961年1月修改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