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人们怀着欣喜的心情，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整整十七年之后，比较满意地读到了第二部上卷并盼望随即读到下卷的时候，却传来令人震惊的噩耗：柳青同志与世长辞了！接到讣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五天以前，柳青同志还在病房中接待过徐民和同志和我。他鼻中插着氧气管，可还是那么兴奋、乐观、幽默、爱说话。那正是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三天，柳青同志的话题，从这次会议延伸到十几年前的往事，又从我国文艺界扩展到外国某些作家的创作，谈兴是那么浓，几乎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停歇；我们怕影响他的健康，几次插断，劝他少说，都没有效果。临别前，他还对我说起尽早把《创业史》第二部改完。谁知那次分别不但成为我们之间的最后一面，连加工完第二部下卷，竟也成了柳青同志的终天之恨！

在当代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中，《创业史》远不是篇幅最浩繁的一部。但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厚实和深刻，却使这部小说具有特殊的分量。以新出的第二部（上卷）为例，篇幅不足二百页，同样显示了凝练、厚实、深沉的特色。就像自然界有些质量特别密集的物质那样，形体不大，分量却是沉甸甸的。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反映的是建立初级社阶段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之第一部，它所写的生活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经过一年艰苦奋斗，梁生宝的常年互助组已转成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生宝与继父梁三老汉之间创什么业、走什么路的矛盾，已经获得解决；在典型示范的影响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动下，蛤蟆滩互助组普遍建立，多数中农以至富裕中农投入互助合作运动，分化不仅在贫苦农民与非贫苦农民之间进行，也开始在富裕农民之间进行。形势的这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使一年前还非常狂妄地要同互助组较量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泄了气。他们“明白世事变化对他们的家业威胁到了什么程度”。就在1954年元旦这个少有的风和日暖的日子里，“姚士杰一人在他四合院正房东屋炕上，抱着脑袋睡觉”，“灯塔社挖通了社员稻地的水渠，好象挖断他姚士杰身上的血管一样疼痛”；郭世富从闲谈中听到梁生宝、高增福等社干部名单时，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觉得今天很冷”。无情的现实使他们预感到，两条道路斗争将以自己的失败和灯塔社的胜利告终。正因为这样，“最会看大势”的“活周瑜”杨加喜抬出了下堡乡最早的党员郭振山，在官渠岸组织起互助组联组，来同梁生宝的灯塔社抗衡。连郭世富也从杨加喜等人的言语、行动中，“突然领悟到：将来在蛤蟆滩有资格、有本事同灯塔社较量的，恐怕只有郭振山”，因而开始把希望寄托在郭振山身上。这就使《创业史》第二部中，以梁生宝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郭振山为代表的另一股势力之间的两条路线的矛盾，逐渐上升到了更突出的地位。

小说第二部（上卷）的一个重要成就，就在于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再现了同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错综地联系着的党内两条路线的矛盾，写出了这一矛盾斗争的隐微曲折和复杂。这是一场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的斗争。表面上看，郭振山经受批评之后，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采取着和梁生宝相当一致的步调：他参加灯塔社的建社工作，在“四评”中起了很大作用；他担任官渠岸联组的领导以后，盘起豆腐坊，还打发人到陕南买回了便宜的牲口，颇有大干一番的样子；他对富农姚士杰的斗争也是坚决的。但正如乡支书卢明昌所分析的那样，郭振山的许多言行，往往“面面上是社会主义，心里头是个人主义”。他和杨加喜、孙水嘴等办联组，要用“比赛”的方式把灯塔社“比”下去，是为了最终证明，离开他这位下堡乡的“能人”，农业社就办不好。但是，作者并没有用简单化的手法写这场矛盾，好像一切坏主意都是郭振山在背后出的。不！生活本身毕竟是复杂的。当官渠岸群众敲锣打鼓奔向黄堡区政府要求批准他们成立合作社——实际上是给区乡领导出难题时，郭振山确实完全不知道。因此，在卢明昌到蛤蟆滩去“找他振山老大理论”的时候，郭振山一下子变得非常在理，反过来大声责问乡支书。事情就是这样曲折地发展，出人意料！然而认真一想，却又如此合情合理，在人意中！郭振山是个有党内生活经验的“能人”，而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蠢人，他无须乎干那种一切由他包揽，由他暗中指使的蠢事。在不少事情上，他只须凭着自己的威望对杨加喜、孙志明等施加个人影响就足够了。譬如，杨加喜谈论梁生宝婚姻问题时，冷言冷语地说：“要挑个好媳妇过光景，就不能看见这个女人也缠，看见那个女人也缠！要规规矩矩！”这番污蔑性的话语，当然很难设想会直接出自郭振山之口，但是，我们联系郭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表现，又确实感到他的一些言行在实际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又如，孙水嘴当面对卢明昌带刺地说：“支书把俺们也关心一下嘛，看我们啥事办得对，啥事办得不对。指导一下嘛！党是太阳，应当普照天下嘛……”这番话当然也未必会直接从郭振山那里搬来，但它难道没有恰好表露郭振山的感情，说出郭振山的心声吗？！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郭振山平时的影响，没有他对梁生宝、灯塔社以及乡支书卢明昌的轻视，没有他对自己办社能力的夸耀，杨加喜、孙水嘴等绝不敢到区上请愿！柳青就是这样既尊重生活本身的复杂面貌，又善于揭示事情的本质，不同凡响地写出了“个个毛孔都是心眼”的郭振山这一人物，写出了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种种复杂表现。不仅如此，作者还把社会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同县级领导层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作风的矛盾联系起来做了描绘：郭振山受到建社工作组组长魏奋和县委书记陶宽的赏识，而梁生宝及其领导的灯塔社则得到从乡支书卢明昌、区委王书记到县委杨副书记的关怀和支持。两位县委书记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方兴未艾，但它所涉及的深度、广度则已相当可观，这就把早在小说第一部中已经写到的县级领导的路线性的矛盾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正是在同郭振山、魏奋等人展开的矛盾斗争中，主人公梁生宝崇高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较第一部更为充分的揭示。尽管郭振山表里不一，生宝却仍然尊重他，诚恳地团结和争取他。建社，他请郭当委员。支部会上，他要增福、有万主动征求郭的意见。郭振山提的意见正确，生宝加以采纳。即使杨加喜轻视灯塔社的领导人，讲出“振山老大捏住半个嘴巴，用半个嘴巴指使，也能把农业社办好”那样的话，生宝仍然平心静气地劝增福：“反话有时候要正听”，“现时，人家说这话，对咱俩有好处”。是生宝生性谦虚因而有这样大的度量吗？不！这不光是生宝个人纯朴的品质使然，而是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开拓了他的胸襟。就是同一个梁生宝，当工作组长魏奋稍稍流露出想让灯塔社下马的情绪时，小伙子立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激动得不能自已。他曾向高增福这样追述他同老魏争论时说的一段话：

我说：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不是我好胜，也不是我好面子。自决定办灯塔社，除过互助合作，我啥话也听不进耳朵里去了嘛！我走在路上，听人家一边走路一边谈叙：某某人给他儿订下媳妇了；某某人的婆娘养下小子了；某某人的有奖储蓄中奖了；南瓜和小米煮在一块好吃……我心里头想：啊呀！这伙人怎么活得这么乏味！这么俗气！我紧走几步，把他们丢在后边。我不愿和他们一块走路。要是我在路上听见人们谈叙怎样把互助组办好，怎样领导互助联组，怎样准备办社……我看见这些不认识的人可亲爱哩。我由不得走慢点，听听他们谈叙；要是他们有不得法的，我还由不得插嘴，给他们建个议。我就是这号货嘛。拿起来就放不下，一条路跑到黑！我给老魏说，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

多么感人肺腑呵！就像一道光柱，照亮了主人公整个心灵世界，使读者一下子洞悉了这位社会主义带头人的灵魂，懂得了他平时何以如此谦逊而在重大原则问题面前又何以如此执着、不让分毫，因而和人物产生了感情上的热烈交流。不但高增福此刻感动得声音颤抖了，我们读到这里也不禁眼眶湿润起来。我想，这大概就是鲁迅所以主张“写灵魂”并且认为“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原因吧！然而要达到这种“高的”艺术境界，关键仍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深厚扎实的生活基础。柳青正因为长期扎根农村，熟悉和理解自己的人物，才能如此深刻、如此有力地写出英雄人物的灵魂。像白占魁在社内的异常表现问题，曾经使建社工作组那样忧虑不安，而梁生宝竟一笑置之。此事最初连县委杨副书记都觉得难以理解，然而当工作组把生宝那番见解复述出来时，“杨国华听着听着，目瞪口呆起来”，主人公的政治水平和精神境界立刻闪耀出强烈的异彩。这类笔墨，离开了生活，难道是“四人帮”的“三突出”之类唯心主义反动帮规所能奏效的吗？柳青本来擅长于心理刻画，《创业史》又着重表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再加上人物灵魂开掘之深，这就使小说更具有社会思想史的某种特色。可以说，梁生宝等英雄人物思想境界揭示的深刻，是小说第二部（上卷）的又一个重要的成就。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深沉厚实，也同作品的另一重要成就——人物性格刻画的精细、准确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小说保持了第一部的特色并有新的发展。以接受新党员的支部会为例，不少作品把这种会议写得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然而到柳青笔下，这次会议却写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各种人物的笑语音容，一一如在眼前。冯有万在检查自己的缺点时说：“唉！黄堡镇仁义堂中药铺有治性情急躁的药吗？我有万卖了鞋袜赤脚当生产队长，要抓得吃几服！”又说：“旁人拿田地、牲口和农具入社，我心思：有万连这条命也入社了。”性格写得何等鲜明！像这类话语，即使抹去说话人的姓名，读者也不会猜错。这就叫作精确的个性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总是密切联系人物各自的独特经历，紧紧扣住人物行动的特定情境，努力使形象塑造得准确而有深度。譬如，富农姚士杰说他“最恨老蒋”，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姚士杰被迫卖了三十担余粮，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处发泄的特定情境中，这个反动富农说他此刻最恨“老蒋”——“恨他老汉把咱的江山出卖了”，这番描写却是极为精确的。不如此，就不足以充分表现他此时此刻仇恨革命到近于疯狂的那种反动心理。此外，像梁三老汉在灯塔社牲口合槽那天同老白马话别的场面，刘淑良与金姐娃、冯有万丈母娘与生宝妈的谈婚事、叙家常，等等，也无不写得贴切、厚实、深沉。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成就，归根结底是作者生活底子异常厚实的结果。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要求文艺作品能够有力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不能单纯依靠政治思想上的某些措施，根本途径还在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切了解和丰厚积累。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是与生活真实性相一致而且以真实性为基础的。脱离了生活真实性的政治性，容易走入歧途。柳青的作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尊重生活，从生活出发，了解生活的底蕴，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典型化，才能使作品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成就，又是作者在艺术实践中勇敢冲破“四人帮”重重枷锁、层层帮规所取得的结果，是对“四人帮”那套唯心主义反动文艺理论的有力批判。记得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柳青同志有一次和我说过：“我适应不了今后的创作要求。”那正是“四人帮”在文艺园地滥施淫威，用棍棒摧残百花的时候，柳青却毅然表示在文艺思想和创作道路上拒绝服从“四人帮”的指挥棒，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在文艺上一片秋风肃杀的局面中，柳青宁可沉默，也决不愿“为”这装点门面的“一室之春”，这种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创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永远值得学习和尊敬。

小说第二部（上卷）似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情节发展过于平缓；某些可以正面展开冲突的地方，只用侧面交代的方式作了处理；魏奋的错误思想，也如蜻蜓点水，未充分暴露即已转变，显得过于容易。但这些必须同第二部下卷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单从这点来说，我作为一个读者，也渴望能够早日看到下卷的出版。

1978年7月23日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