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读《革命烈士诗抄》怦然心动的时候，我总是产生一种热切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种比抒情诗远为宏大的艺术形式，将先烈们狱中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更完整、更深刻地表现出来，使他们身上凝聚的浩然正气，长留于天地之间。《红岩》的出现，让人们欣慰地感到：这样的作品已经降生。文学艺术的历史如果可以被归结为美的不断开拓、不断积累的历史，那么，《红岩》就将以共产主义精神美的深刻发掘和革命先烈情操美的生动表现，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新的库藏而载入史册。

《红岩》是在我国伟大的革命现实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枝奇花。它形象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我们的先辈，曾经走过了多么艰巨的路程，即使是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也还经历了多么英勇壮烈的斗争。小说对这番斗争所做的艺术记录，使它成了为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树立的一块高大的纪念碑。我们很难找到一部作品，能像《红岩》这样塑造出如此众多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能像《红岩》这样真实、生动而又深刻地描画出成批的革命者的崇高灵魂。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使它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科书。

《红岩》写的是1948—1949年重庆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其中主要又是被捕的革命者在敌人秘密监狱（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的斗争活动。这种活动的环境很特殊。从当时全国形势来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已经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刻。然而在小说所表现的具体环境中，敌人力量却还相对地强大，尽管他们实际上已成了瓮中之鳖，但越是临近最后灭亡，他们也越是凶残和疯狂。而这里的革命者，则是敌人秘密监狱中的囚徒，他们手无寸铁，遭受着敌人残酷到骇人听闻的折磨、残害，除了很少一些人最后越狱时死里逃生，绝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用这样血淋淋的生活内容为题材，当初有不少人曾经担心：作品会不会写得很惨？会不会写得使人不忍卒读？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据我所知，《红岩》在写作过程中，尤其在初稿中，确实曾经产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只是经过作者更好地消化生活，站在更高的思想水平线上来处理题材、反复修改之后，才避免了这方面的毛病，使作品以现在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如今我们读来，尽管作品的结局很悲，却丝毫没有使人沮丧、使人低沉的感觉，反而感到精神振奋，意气昂扬，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力量。《红岩》的这种创作经验，很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总结。

一部写了许多革命者最后牺牲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有这样高昂的基调和强烈的感染力量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品深刻地写出了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境界，写出了他们为人民解放、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写出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句话，就是写出了革命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们不但不被凶暴的敌人所压倒，反而能够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机智巧妙的斗争艺术去压倒敌人。斗争愈是艰苦，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愈是高扬。这就是《红岩》强大的思想力量的由来。

对革命者精神力量、内心境界的这种描写，布满在《红岩》全书中。作品提到过这样一副对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它可以说就是小说中所有革命者精神状态的很好写照。这种为人民解放事业“生能舍己”的共同精神，分别由许多人物形象体现出来。

例如成岗，他那种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自己要求无比严格、在革命工作面前精力无穷、在敌人刑讯面前坚强不屈的品格，作品中写得就很突出。特别是他宁愿遭受妹妹误解而坚守党的秘密，被捕前不顾个人安危先把遭险信号挂到窗口，在中美合作所里被注射所谓“诚实剂”时表现出的惊人意志，这些都只有真正把“我”字完全抛开以后才能做到，它们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又如新四军战士龙光华，多年来在监狱里也一直保持着军装的齐整，每天早晨总要练习劈刺的动作。直到绝食斗争最艰苦的关头，他在神志昏迷状态中还抓住牢门，把一只手伸向远方，渴望“指导员，……给我……一支枪”。这是多么感人的形象！他临牺牲前的这个姿势，像一尊庄严的塑像，高高地矗立在读者心上。尽管龙光华的身体离开了自己的队伍，然而，我们说，他的心永不掉队！

还有华蓥山根据地党委书记华子良，实在使人难以忘怀。他疯疯癫癫，不言不语，两眼呆滞，满头白发，除了每天刻板地独自跑步外，对狱中的一切已毫无反应，仿佛傻到了完全麻木的地步。狱中的革命者即使不都像刘思扬那样鄙弃他，最多也把他看作敌人血腥政策的一颗苦果而加以怜悯，连九岁的小萝卜头都认为他是个被屠杀吓坏了的胆小鬼。然而，这个表面上的“废物”，却是个没有暴露身份的坚毅无比的共产党人。他是在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被害前，由于接受了罗的秘密指令才装成疯子的。四年来，为了隐蔽下来取得与地下党的联系，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不仅要瞒过敌人，而且要瞒过自己的同志，在周围人们的不理解甚至轻蔑中过日子。肉体上的折磨且不说，精神上的苦刑又是多么难以忍受。而华子良为了革命的利益，完全抛却个人得失之心，自觉地经受这一切考验；即使可能因为中途遭到敌人突然杀害而将永远蒙受不白之垢，他也甘心做出这种对革命者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牺牲。我们的古人认为：“千古艰难唯一死”；共产党员在某些时候遇到的考验，确实比献出生命还要更复杂、更困难一些。华子良正是在这种异乎寻常的考验面前，用自己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党的行动，迸射出了最夺目的思想光彩。他起初越是遭受人们不理解，一旦真相弄清时，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就越是强烈。他在难友们准备集体越狱前的最紧要关头，去向特支书记齐晓轩报到，这一情节之所以分外令人激动，就因为读者从这里看到了共产党人最崇高、最伟大的品性在熠熠闪光。

我们当然更会想起许云峰。他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党的负责干部来刻画的，他身上的“生能舍己”精神，具有政治上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特点。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分析和判断情况，善于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面中做出对革命最有利的决策。许云峰第一次出场，就显示出政治上的高度机敏。他从沙坪书店里多出的一套盥洗用具开始，发现了郑克昌抄袭进步诗歌的可疑，嗅出了当前的危险，从而果断地撤销这处联络站，转移工作人员，避免了更多的损失。当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突然来到茶园时，他估计到自己没有可能脱身，就挺身而出，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引向自己，以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显示了为革命独居危难的英雄本色。第一次受审，他察言观色，将计就计，独担责任，引导敌人在《挺进报》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判断，既保护了组织，也保护了同志。最能显示出他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的，则是被禁闭于白公馆黑暗、冰冷的地牢里所进行的斗争。他在绝境中打响了一场特殊的战斗：用手指在石墙上挖洞，为全监狱的难友准备越狱的通道。当特支书记齐晓轩得知特务将杀害老许，让华子良通知他利用通道提前出逃的时候，许云峰坚决拒绝做这件可能损害革命集体的事。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大家，自己则带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这一行动充分地展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胸怀。在就义前，特务头子徐鹏飞出于临近灭亡时的疯狂心理，曾向他提出挑衅性的问话：“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要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那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地，许先生是何心情？”妄图使永不屈服的共产党人在精神上受到嘲弄。对此，许云峰作了坦然而自豪的回答，他说：“我已看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他反问徐鹏飞：“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这番气壮山河的话语，完全符合许云峰这样一个成熟的老共产党员的心境（可惜语言的个性化略嫌不足）。他们把特务哲学的所谓“遗憾”，连同徐鹏飞的卑鄙念头，一起击得粉碎，弄得特务头子“茫然不知所措”。通过许云峰就义前同敌人最后这次交锋，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世界，有力地写出了他们在精神上不可战胜的气势。

值得称道的是，《红岩》塑造的这一大批革命者形象，各有自己的独特性格。尽管他们具有共同的崇高品质，美好心灵，但写得毫不雷同。小说作者注意到了经历不同和思想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上的人们各自的个性特征，注意到了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年纪轻的和年纪大的、工人出身的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低的和文化高的等等区别，并从每个人物过去历史同现实表现的紧密联系中刻画他们的性格。因而显示出有共同理想、共同阶级品质的革命者，在个性和气质上的鲜明差异。即使同样是元旦联欢所写的对联，同样都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不同性格、不同出身的人做来便各有不同的特点，各有独到的妙处。例如，“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外已是新春”和“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头”，这两联或借季节变化隐喻革命形势，或借古人诗句抒发喜悦心情，写得十分优美，富有暗示性，显示了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像“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这副对联则充满了幽默感，在脱俗的甚至带点“仙气”的词句中，表现了革命者即使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的乐观情怀，他们不是把监狱只看成受苦受难的地方，而是看成一所“悟”革命真理之“道”、“参”马列主义之“禅”的很好的共产主义学校。这样的对联，是处于残酷考验中的革命者坚定信念的升华和结晶，是革命精神的性格化了的表现。而工人党员余新江作的对联“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以及丁长发作的横额“乐在其中”，则别开生面地表现出了革命者“苦中有乐”的处境和“以苦为乐”的情怀。这里的个性特色也十分鲜明。

在《红岩》所写的众多的革命者形象中，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刻画得最为细致、最为丰满的，除许云峰之外，要算江姐和刘思扬了。

江姐是小说里感人最深的人物形象之一。她的性格的主要方面，不仅通过紧张严酷的情节，而且也通过真切感人的细节显示出来。她对同志十分亲切和关心体贴，同时却又那么严格和铁面无私。作为地下工作的一个领导者，她和成岗第一次见面就说：“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给人以平易、亲切、温厚、持重的老大姐的印象。但当她化装离开重庆的时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忽视地下工作应有的谨慎，穿着西装在码头上为江姐扛行李，江姐立即从甫志高身上嗅出了一些很不对味的东西，当场“微微地摇了摇头”。这就表现了江姐在长期地下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精细的观察力。作者还着意用了饱含感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江姐在面临意外的巨大打击时的动人表现，显示她坚强、勇毅、细心、沉稳的性格特色：江姐怀着投身农村游击斗争的美好希望以及和丈夫彭松涛即将会面的喜悦心情，踏进了华蓥山区，刚进城门，就看到了一颗悬在木笼里示众的人头。起初，江姐在心中激动地为牺牲者默念着：“安息吧，同志，我们要为你们复仇！”她想到自己肩负的任务，不愿在现场久待，默然走开了。但刚走了两步，她又想起：应该看个仔细，了解牺牲者的名字，报告给党；于是就强自抑制着涌上心来的愤怒，挤进人群去看。这一来，她终于看见了被敌人杀害的亲人老彭的名字，内心产生剧烈的震动，霎时热泪盈眶，满腔悲愤，变得天旋地转、头昏目眩了。但她听到华为的叫声，立即意识到自己此刻的处境和责任，心头不禁自责起来，用最大的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悲痛，不让年轻的战友知道分毫。作品这样写道：“渐渐地，（江姐）向前凝视的目光，终于代替了未曾涌泻的泪水。她深藏在心头的仇恨，比泪水更多，比痛苦更深！”“江姐的脚步愈走愈急，行李在她手上仿佛失去了重量”，连“提着箱子伴随她的华为”都几乎“跟不上了”。简洁的几笔，把江姐从沉入极度的悲痛到转而坚毅地前进时的内心波涛，写得力透纸背。脚步越走越急，这个动作传达出她心中痛苦是多么深重，仇恨是多么强烈，把悲愤化为力量的愿望又是多么迫切。正因为这样，江姐见到双枪老太婆时控制感情，不露声色，两人相互瞒过不幸，相互安慰对方，终于由彼此掩饰到拥抱痛哭，再到擦干眼泪，奋力工作——所有这一切描写，不仅显得入情入理，而且实在感人至深。我们和江姐一同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剧烈的精神考验，这时也恨不得和她一起把悲愤化为力量。作品使读者精神境界升高了。

特别激动人心的是江姐就义前和狱中战友分手的场面。为了不让年轻的难友过于悲痛，她把自己的牺牲说成是转移。她整理好头发，抹平了衣褶，拭净了鞋灰，告别了同志，还亲了亲“监狱之花”，然后扶着断腿的战友从容而庄严地迈步向前，再也没有回头。当幼稚热情的孙明霞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悲痛，要代江姐去死的时候，江姐劝她说：“明霞，别这样……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死神在江姐面前，显得多么渺小！这一段，把江姐具有独特个性的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刻画得十分清晰。江姐整容、理衣这个细节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强暴的敌人的极度轻蔑，对死亡的无畏，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信，表现了她作为革命者所特有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气概，也表现了她平日爱整洁的个性。观人以微，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特定的细节描写，江姐在一切事变面前高度镇定的特色，什么力量也摧不垮的共产主义者的毅力，烙进了读者心灵深处。

刘思扬在《红岩》的革命者中既是比较特殊又是具有一定概括性的人物形象。不同于江姐、许云峰、成岗等人出场时就相当成熟，刘思扬需要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接受党的教育时间又不长，身上保留的弱点比较多。小说相当细致地写了他在斗争中一步一个脚印地经受磨炼、艰苦成长的过程。他具有革命者的基本品性：对党和人民忠贞，对敌斗争勇敢，有革命的自觉，有献身的决心，在狱中不怕受刑，甚至因为自己受的酷刑不如其他同志多而内心感到歉疚。但他思想上有一个严重的弱点：总是把革命想得很单纯，对其中的复杂性缺少准备，不能忍受一点个人的委屈。在他的心灵深处，实际上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王国。敌人正是利用这个弱点来向他进攻的。他们将刘思扬假释放以后，乘机派遣一个特务伪装成地下党的联络人员来“审查”他，企图通过他受委屈时的自我辩白，获取地下党和狱中党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刘思扬究竟是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忍受个人委屈，拒绝吐露秘密，还是为了表白自己而违反党的原则，以至损害革命利益？他不禁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斗争。尽管他在党的及时帮助下终于度过了险情，但作品却抓住这个特定的情境，深刻地展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内心的波澜，充分揭示了个人得失之类的私心杂念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危害。这一切，都写得极为真实而富有教育意义。但作者并没有让刘思扬的思想简单地通过一场斗争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小说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路，又写了刘思扬第二次被捕关进白公馆。这里敌我双方的斗争，比渣滓洞更为残酷，更为隐蔽。狱中人们间的相互态度也更为谨慎。刘思扬开始时不能理解这些，错把表面上沉静的环境当作没有革命激流的死水一潭，为缺少同志间的“温暖”而感到寂寞、苦恼，甚至认为“这里连渣滓洞那种深夜里激动人心的梆声都没有”。经过狱中斗争的多次活生生的教育，刘思扬才逐步成长起来，摆脱原有的脆弱性，开扩和升华着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正面描写越狱斗争的最后一章中，当刘思扬胸口中弹以后，小说作者惜墨如金，仿佛异常平静地写道：“齐晓轩的手臂扶着他躺倒下来。刘思扬难忘成岗跨出牢门时高呼口号的情景，可是，他不能高呼，不能在这时暴露尚未脱险的战友们。”多么朴素而又多么深沉的笔触啊！像刘思扬这样一个年轻热情的革命者，要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控制心中的激动，不去高声向党吐露自己的热爱，这实在需要很大的毅力！但是，为了“尚未脱险的战友们”的安全，刘思扬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形象到这时才可以说真正完成了。刘思扬从思想不成熟到初步成熟这样一种发展过程，确实对我们大家自觉地进行思想磨炼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红岩》里还有一些着墨不多却很感人的形象。例如：只有九岁就已经是“老政治犯”的小萝卜头，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连做的梦都那么阴森可怕。他把小昆虫捉住了装进火柴盒，旋又放它自由飞走，拍着手叫：“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家去了！”这番描写，读来令人心酸。可喜的是，他小小年纪已经培养出了爱憎分明的革命感情，成了狱中党的联络员。他临别前送给成岗的那张题为《黎明》的水彩画，也在读者心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又如：那个深度近视眼的胡浩，他原本不是党员，只不过因为无意间路过中美合作所的禁区，就被整整关了九年。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中，他养成了独特的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方式：每天给几株小树浇水。他最后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冒死写了一份发自肺腑、感情极深的入党申请书。什么叫人物性格？这就是性格！作者正是紧紧抓住这些最独特、最有意义的细节，通过人物自身富有特征的行动，深刻地显示出了人物的灵魂，使读者不能不受到感情上的震动。还有一些只是侧面提到的人物，像临牺牲前还给别人布置任务的省委书记罗世文，在狱中修补书籍的车耀先等，也都以一两个动作就闪电般地照亮了自己的心灵，使人难以忘却。

在组织情节方面，《红岩》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善于通过突如其来的转折，戏剧性地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矛盾顶端，使之面临意外的严峻考验，从而为性格刻画获取强烈的效果。江姐刚进入华蓥山区，便看到了亲人的头颅；“疯老头”在准备越狱的紧要关头，忽然现出真身；刘思扬经过营救而被释放，却原来只是敌人一种阴谋；许云峰用难以想象的艰苦代价挖成越狱通道，自己却慷慨赴难；……这些突然的转折，不仅使故事变得跌宕起伏，而且在展现共产主义者灵魂美方面往往跃登新的境界。我们还不妨举齐晓轩在敌人追查《挺进报》“白宫版”事件中挺身而出，救援当事人胡浩并保住党的机密这段情节作为例证。这也是一起突然发生的转折：由于两眼深度近视的胡浩的偶然疏忽，一张由成岗抄写的狱中《挺进报》落到了特务手里。敌人以为抓住这一线索，就能追查出狱中党组织与狱外地下党的联系，因而用烙铁极其残酷地折磨着胡浩，也折磨着狱中许多革命者的心灵。刘思扬、成岗等人都想冲出去承担责任，解救胡浩，却苦于并无应付敌人的办法。这时，特支书记齐晓轩站了出来，从容地说：“是我写的。”他运用几个月来认真模仿练习得来的本领，当场流利地写出了与成岗笔体完全相同的仿宋字。白公馆看守长陆清以为“大鱼”已经上钩，得意地追问：所写的消息“是怎样送进来的？地下党怎样和你们联系？”正在这狱中的革命者和读者都为齐晓轩捏一把汗的时候，情节突然发生了更大的戏剧性转折；齐晓轩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他是放风时在敌人没有上锁的办公室的报纸上抄下来的；并且当场从报堆里翻出了那张印有“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消息的报纸。敌人十分害怕上司严厉追究自己的“失职”，只好自认晦气，赶紧遮掩了事。一场可能引出严重后果的斗争风波终于过去，革命者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而齐晓轩老成持重、远见卓识，平时处处有心、急时沉着应变的性格特征和革命者的崇高品性，也在这场险峻的斗争中焕发出了异常的光彩。

《红岩》这一切成就，都同作者本身就是当年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的实际参加者有关。世上有许多目睹了战友的血而写成的书，这类作品弥足珍贵。《红岩》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不仅用战友的血而且也用作者自己的血写成。对于这样的小说，采用通常所谓“感同身受”之类说法去形容它的真实性，几乎是完全不确切的。鲁迅谈到法捷耶夫《毁灭》时，曾称之为“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译文序跋集·〈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红岩》正属于这样的艺术品。较之《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恰巴也夫》等早期无产阶级小说，《红岩》显然有了新的发展。它的难能可贵也在这里。

《红岩》的成就，当然也同作者具有正确的创作思想有关。《红岩》的作者早先曾经写过一本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我们确实可以从中找到小说所写的许多事件、人物的原样和原型（甚至不少人物的姓名、关系都基本一致）。然而，真正的艺术品毕竟不同于生活实录，它必须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经过艺术概括、提炼而达到典型化。同革命回忆录相对照，小说《红岩》显然从两个方面作了重要的开拓：

其一，不把笔墨局限在监狱斗争上，而是广阔地展开了历史背景、生活场景的描写。小说一开始就烘托出1948年这个新的年头中的时代气氛：解放大军进入全面反攻，国统区一片混乱，“法币”贬值到万元票面的钞票用来制作彩带，报上的新闻是公务员全家自杀……重庆市地下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组织革命者同敌人进行最后的搏斗。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通过江姐调动工作这条线，联系到了川北的武装斗争；通过兵工厂的成岗和余新江，写到了高涨的工人运动；又通过华为、成瑶以及“红旗特务”的活动，衬托出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这样，狱中革命志士的斗争就和重庆山城的解放斗争以至全国革命形势息息相通，既显示出了监狱斗争在整个解放斗争中的意义，又为狱中斗争的真实描绘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典型环境。离开了全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离开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局面，离开了广阔的时代背景的描写，《红岩》里许多斗争场面便会变得不可理解和难以置信。无论是渣滓洞革命者的元旦联欢，或者是白公馆看守长陆清的恐慌心理；无论是刘思扬被登报假释放，或者是江姐等人绣制五星红旗；无论是许云峰就义前对徐鹏飞的一番痛斥，或者是齐晓轩等最后组织的全体越狱：这些都一点也不能和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分开，它们处处散发出浓烈的时代气息。在《红岩》里，时代环境绝不是一种游离在外的点缀，而是渗透到了作品具体情节和人物心理中去，成了随时可以感受到和触摸到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长处。

其二，在尖锐、酷烈的斗争中揭示革命者的共产主义襟怀，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人物思想性格。作者把分散的生活素材经过筛选，集中到一些特定的同类人物身上，塑造了一群各有特色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者的形象，突出了他们精神面貌中最本质、最优秀、最崇高的部分，显得奇光闪闪，相互辉映。《红岩》中不少人物形象是有专人做原型的，如江姐之于江竹筠，龙光华之于龙光章，成岗之于陈然，胡浩之于宣灏，齐晓轩之于许晓轩，黄以声之于黄显声，这些人物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显然比《在烈火中永生》所写到的，不同程度地丰富和深刻了。另有一部分人物形象则经过了比较广泛的概括集中而后塑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要算许云峰。许云峰的主要原型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同志。但是，从革命回忆录所提供的线索看来，许云峰同徐鹏飞在宴会厅里一场交锋，实际上采用了罗世文同志赴宴的一段真实事件做底本；其他有些言行，取自杨虞裳烈士的一些事迹；而挖开石墙这个情节，则来源于一个未留下姓名的“坚强的人”。然而，作者在这里做的绝不只是简单地归并来自不同人物的真实事迹，而是遵循性格的逻辑，经过融化吸收，在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对人物的崇高灵魂作了深入开掘，创造性地塑造出了一个很有光彩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者形象，真正达到了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而又比之更高、更典型的要求。

尽管《红岩》在艺术描写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有时仍不免受真人真事的拘泥，使小说的艺术概括、典型化程度受到限制；有些人物性格没有很好展开；人物语言的个性特点不够鲜明；等等。但是，作为一部优秀长篇，《红岩》在开拓生活广度和人物深度这两个方面，确实都创造了值得重视的经验。《红岩》将以开掘和表现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境界的突出成就，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