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人们对“五四”新文学 的研究，愈来愈趋向深入，史料的掌握也愈来愈丰富和充分。成绩十分喜人。然而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最初十年新文学指导思想的探讨上，也出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同志撰文批评、纠正过去某些“左”的极为简单化的论点（例如将1917年初的文学革命也算作无产阶级思想指导）时，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轻率地否定了无产阶级对“五四”以后新文学的领导作用。本刊1983年第一辑发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就“五四”前夕的文学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却对“五四”以后一些重要史实视若无睹，因而得出了相当片面和表面的结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历史实际。”不仅如此，文章作者还离开自己的论题，进一步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指导思想”问题发表了看法：“那么，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究竟何时对我国新文学运动取得主导的支配的地位的呢？鲁迅的说法是，大约‘五四’文学革命十年以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这就无异于整个地勾销了1928年以前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领导（而且据说是依照了共产主义者“鲁迅的说法”）。类似的判断，还见于本刊1981年第二辑登载的《文学革命性质质疑》一文中。在该文作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以后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根本没有要领导新文学统一战线的思想。作者说：“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才为我党逐步认识到的。在此之前，孙中山说联俄联共；陈独秀说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领域中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人连领导新文学运动的认识都没有，当然更不会有这方面的任何行动，剩下的最多也只是某种自发的“影响”而已！

这样一些见解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吗？

并不符合。应该说，它们有背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我们的考察不妨就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否得到传播以及共产主义者有没有领导文学运动的想法开始。

一

1917年初，当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确实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过去有些文学史著作把十月革命前的陈独秀、李大钊，都说成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虽然出于良好愿望，却表现了简单化、不科学的做法。这种“左”的现象自然应该纠正（实际上从50年代起也已有人出来纠正）。但是，纠正“左”并不需要走向右。对于1918年起十月革命影响渐次扩大、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所引起的思想界、文学界的显著变化，特别是“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给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我们没有理由不加以正视。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历来对文学运动极为关心。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刊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同时，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俄国某诗人对于青年的训语》等短文，鼓吹文学家与革命应当密切相关，休戚与共。长期压在胡适藏书堆中直到1979年才得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那篇《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正是李大钊写于1918年下半年的文学论文；它的有些段落从内容到文字，都几乎和上述已发表的几篇短文相同。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章中，已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文学艺术现象，认为“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的。1919年3月，当封建守旧势力的代表林琴南发表《荆生》等小说，寄托他欲借助军阀的武力（所谓“伟丈夫”）来镇压新文化运动的可耻企图时，李大钊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义正词严地给予回答：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

这里鲜明地表现出掌握历史规律的无产阶级战士勇猛无畏的斗争气概。可见，《再探讨》中所谓“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则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种说法，即使用来概括“五四”前夕，也已经是不够准确的了，如果用它来概括1921年为止的整个五四时期，当然更会使历史失去真实性。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据我所知，仅1919年六七月间，全国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宣传的报刊，就有近十种之多。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宣传的水平自然很低，宣传者本身很幼稚，对各派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还缺少足够的辨别能力，但在当时却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这股潮流来势很猛，大有汹涌发展，不可遏制之态。这就引起了政治嗅觉灵敏的某些资产阶级人物的惊恐不安。胡适在1919年7月提出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什么这位一向提倡“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等不少“主义”的先生，这时突然改变了腔调，大叫要“少谈些‘主义’”了呢？用意很清楚：无非是要在反对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改良主义（胡适在自传中曾直认不讳地吐露了当时遏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一意图）。李大钊就在这种情况下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投入论战。他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指出中国问题正需要按马克思主义方法做出“根本解决”，从而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的正确发展指明了途径。三四个月后，李大钊又针对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的论调以及创作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写了《什么是新文学》一文，认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提醒大家不仅要反对“科举的”（封建主义的）“旧毒”，还要警惕“商贾的”（资本主义的）“新毒”，以免“不知不觉中造出一种腐朽的文学”。他正面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并认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这里所说的“坚信的主义”，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为胡适所反对而为李大钊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而将“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义”并提，则是李大钊尚未脱尽民主主义思想痕迹的表现。《什么是新文学》对胡适、傅斯年新文学观的批驳，实际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文学领域内的继续。所有这些，正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指导思想激烈争夺，无产阶级思想开始逐渐占上风的重要标志（甚至连《新青年》本身也从1920年起实际上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这里有个问题：《什么是新文学》是否像《再探讨》作者所说，当初不见得有什么影响，“解放以后才被发掘出来，受到重视”，它的作用“也是发掘以后才被追认的”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发表《什么是新文学》的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刊物《星期日》，是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四大周刊之一（最早的编者是李劼人），出版过五十二期（其他三个重要周刊的出版期数是：《每周评论》三十七期，《星期评论》五十三期，《湘江评论》五期），每期发行量在三千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它出版不久，胡适就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撰文介绍说：“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就我们已收到的几期看来，《星期日》的长处似乎是在文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什么是新文学》刊载于1920年1月4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上，同期刊出的还有陈独秀的《男系制与遗产制》，吴虞的《说孝》，高一涵的《言论自由的问题》等文，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什么是新文学》提出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的思想，不仅在一部分创作中有所体现（后文还要涉及），而且在理论上也被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接受下来。邓中夏在1921年初一篇关于文学问题的讲演中，就提出“借文学以谋社会改造”，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社会。1921年2月、6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成员曾两次集会，讨论“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 的问题。在同年7月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上，邓中夏等发言，提出会员要在“为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主张私产或共产”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会员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教育不致成为预备非人的场所，文学不致徒供富贵人的玩赏，实业不致徒养成一般后起的资本家” 。像《什么是新文学》这样的文章，30年代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当然不会收录进去。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出来，受到重视”，无非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原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可以非议责难的呢？应该说，这样一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写的文学论文，五四时期还有一些，像李大钊的《歌谣的解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的唯物的反映》，陈独秀的《〈新剧底讨论〉文后附识》，陈望道的《妇女问题的新文学》《略述〈普罗来太里亚〉的意象》，沈玄庐的《诗与劳动》，邓中夏的《文学与社会改造》，瞿秋白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等，都是现代文艺思想史上一些很珍贵的史料（并非像《再探讨》作者挖苦的那样，“说来说去，还只有一个李大钊”）。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过去的缺点，不是对这方面的资料“发掘”、研究得太多，而是注意得很不够，工作做得很不扎实，有时甚至不掌握多少史料就随意说一些仅凭主观臆断的很不科学的话，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教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指导和影响比五四时期更有了加强。根据我初步掌握的材料，到“四一二”事变以前不足六年时间里，早期共产党人撰写的文学论文、文艺评论以及党、团刊物上编者执笔论及文艺问题的文章，总计达一百二三十篇以上。一些共产党人结合文艺战线的情况阐述党关于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提出对文学的要求，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种种文艺现象，评价了若干作家作品，批判了错误倾向和复古思潮，在文艺战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方面工作远不都是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没有摆脱党在幼年时期的零星、不完整、不系统的状态，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失误（主要是对初期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但无可怀疑的一点是：无产阶级对新文学运动的确实现着思想上的领导。

所谓领导，并不神秘，无非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对文学事业做出方向、道路性的指引，使新文学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相互配合，保持同步的发展。对于不少早期共产党人来说，这一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相当明确而自觉地进行着的。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其中第三项说：“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 （沈泽民曾为此项决议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过读后感。）也许正是根据这项决议的精神，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成员在1922年6月1日曾向该会杭州大会提交了一个《北京同人提案》（由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陈仲瑜、沈昌六人署名），号召“少年中国的文学家” “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提案》向他们发出呼吁：“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第二年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通过的宣言，便体现了《北京同人提案》的这种精神。1923年6月，党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文学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宣言》说：“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负担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又说：“一切文学艺术思想之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颟顸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其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这篇宣言，不正是无产阶级要领导包括文学运动在内的整个中国革命的一个明确的理论纲领么！此外，像邓中夏1923年11月、1924年1月先后发表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同题》，也阐述了党在思想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提出在文学上要联合“社会化的文学家”向梅光迪等学衡派封建文人进攻，其锋芒所向，基本上体现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政策精神。事实证明，那种所谓早期共产党人个个都像陈独秀那样没有领导权觉悟的判断，实在是多么无稽而荒唐啊！任何事物都需要作具体分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26年、1927年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的严重路线错误，但党成立初期的民主革命纲领和1926年以前的路线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许多共产党人在各种岗位上为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也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我们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予以抹杀呢！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也比“五四”前后有了进展，更为具体化也更为深入了。它集中表现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得到了鲜明有力的肯定。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党、团刊物，提出了创作“革命文学”的口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自1922年2月起，特辟“革命文艺”栏，陆续登载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继《先驱》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了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多篇文章，探讨了有关革命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问题。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的通信和《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一文的按语中认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因此，作家和文艺青年应该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劳苦大众，“到民间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的结论是：“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指出：“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总是揣测或幻想，不能深刻动人。”这里接触到了文学与思想，与生活等多方面的关系。沈泽民发表在1924年11月6日《觉悟》上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则着重论述了革命思想与生活经验两者对于作家缺一不可。他说：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这些文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初期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态度恳切，意见中肯，很少教条气息，因而赢得了一部分作家的赞许和首肯。特别是沈雁冰发表于20年代中期的一些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如《读〈呐喊〉》《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等），表现了较为成熟和深刻的见解，对文学界产生过良好的影响。

体现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指导有所加强的另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和国际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作品得到了翻译介绍。1921年以前，国内进步力量对苏俄文艺现状、文艺政策的译介还比较零星，党成立后，译介国际无产阶级文艺的工作逐渐展开。《国际歌》歌词短期内就有了三种译文。马克思的几首诗作也在1922年就翻译到中国（刊于《今日》）。译介苏俄文艺状况、文艺政策的文章、著作，这个时期也大有增加。仅1922年、1923年两年内，《小说月报》《觉悟》《新青年》季刊就译载了法国J.Mesnil的《新俄艺术的趋势》，日本升曙梦的《革命俄罗斯底文学》《劳农俄罗斯的文化政策及其设施》，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演说《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在此前后，《晨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还发表了毕树棠的《战后俄国文学概述》，瞿秋白的《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最近俄国的文学问题》，沈雁冰的《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诗人玛霞考夫斯基》这样的文章。“五卅”以后，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也正式出版。这些译述不仅冲破国际反动派的封锁，向中国知识界介绍了苏俄文化事业的真相，而且也给予国内文艺界以思想上的启示。沈泽民1922年译完《新俄艺术的趋势》时，就写过这样的《前记》：

劳工专政的俄国对于艺术抱怎样的态度呢？在共产主义的治下，艺术有发展的可能么？这问题都是留心俄事者所常怀于心中的。从前有过许多流言，说劳农俄国怎样苛待艺术家，并说高尔基已下狱，托尔斯泰坟墓被毁，……现在都证明不确了。不但知道不确，并且知道新俄的艺术已有异样光彩放射出来，如诗人布洛克的作品，即其一例。

什么叫做“无产阶级的艺术”，换句话，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的艺术”，这当然是将来要有详细答案的。我们现在所可说的：正也如世上既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一样，将来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即将来必有与“资产阶级艺术”相对待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无产阶级艺术是何等面目，我们现在不能确实知道；但现在正处于无产阶级统治下的俄国的艺术，至少也可视为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先驱罢！

1928年争论的有些问题，实际上1922年就提出来了（不过这时条件当然不成熟）。其值得重视的是，列宁的一些文艺论文，也在1925年、1926年先后翻译发表（而不是像过去人们说的那样要到30年代才和中国读者见面）。例如，列宁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就由郑超麟（当时是共产党员，后堕落为托派）译出，发表在1925年2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也由《中国青年》周刊以《论党的出版与文学》为题，译载在1926年出版的第一四四期上。任弼时在《列宁与青年》一文中也介绍了列宁的文化思想。经典作家这些文艺论著与文化思想的传播，对大革命高潮期间革命文学的发展无疑起着指导作用，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有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都从思想上干部上为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着条件（包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某些“左”的错误，实际上也在20年代前半期的活动中作为因素已经潜伏下来了）。否认“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领导，无异于割断历史，使后来左翼文学运动变得仿佛从天而降，令人无法理解。

二

上面我们还只是为最初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粗粗地勾画了一个轮廓，目的在于说明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领导确实具备了条件。现在如果换个角度——再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作品思想倾向与作家世界观的变化作些考察，那么，我们就可能更易于对无产阶级领导初期新文学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

五四时期究竟有没有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作品？——这个问题似乎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再探讨》的作者对此只字未提，意思当然很清楚：没有！在他看来，鲁迅、郭沫若“就五四时期而言，革命民主主义还是他们创作的主导思想。鲁迅与郭沫若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作家就更不必说了”。但我们以为，研究问题不能依靠想当然的推断，只能严格地从事实出发。

事实是：五四时期确实产生过一批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作品，而且它们在当时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以诗歌为例，像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莽莽洞庭湖》《西山读书杂诗》，沈玄庐的《劳动世界歌》《起劲》《怎么样》《农家》《钱》《十五娘》，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卖布谣》《田主来》《劳动节歌》《五一运动歌》《金钱》《布谷》《各各作工》《国庆》等，应该说都表现了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烙印。这些诗歌不是一般地同情下层人民，而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观察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劳动者要求翻身解放的热切愿望。沈玄庐的《起劲》一诗，就提出要“切断工人颈子上的锁链，打破资本家所建筑的牢笼”。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借“一位拿锤儿的”和“一位拿锄儿的”在1949年除夕的对话，控诉了剥削制度造成的“不公”，敏感、热情地讴歌了十月革命掀起的红色潮流：

朦朦胧胧地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地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

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涌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锄光了世间底不平不公。

呀，映着那初升的旭日光儿，

一霎时遍地都红。

而邓中夏1920年写的《莽莽洞庭湖》，则诚挚地抒发了革命者为“共产均贫富”而献身的美好襟怀；1921年发表的《西山读书杂诗》，将马克思作为“火神”来歌颂。由于这些作者当时都从事一定的革命工作，他们在诗歌中写到的感受往往比较真切，关于沈玄庐，现在的读者可能已经不大知道他是何许人了，这里不妨着唠叨几句：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五四时期主编过《星期评论》，并为后期《新青年》和邵力子（当时也是共产党员）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写过大量诗文。茅盾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介绍过他：“沈玄庐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后来在党内也担任重要职务，他在他的家乡绍兴萧山县是个大地主，他信奉了共产主义，就自动减了佃户的地租，并且办起了一个‘农民协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稍后，因不满党内某些成员而要求退出共产党。“沈玄庐在蒋介石叛变后，在萧山到上海的途中，为人暗杀，当时有人说此事是蒋介石指使的，因为沈玄庐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反对蒋介石，所以蒋介石要除掉他。” 沈玄庐与刘大白关系比较密切，两人似都参加过萧山县农民协会的工作。1922年1月，萧山县农民协会委员李成虎被地主阶级杀害，刘大白先后写过《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等诗，悼念、赞颂这位早期农运的领导人。这些诗感情真挚，文字洗练，颇可一读。后来刘大白政治上也消沉了，但如果我们采取历史主义态度，不以人废言，这些早期诗作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恐怕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还写了大量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和其他体式的散文。散文方面，李大钊写得活泼清新，富有朝气；陈独秀写得明白晓畅，淋漓恣肆，曾被周作人誉为如甜脆可口的西瓜；沈玄庐则写过一些散文诗和短篇小品（发表时叫“小说”）。至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当时就产生过较大影响，更是大家都知道的。杂感方面，不少篇章文字犀利，风格泼辣，思想上艺术上都颇有特色。以李大钊的作品为例：《新纪元》等文用热情洋溢的语调，预言了十月革命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枯叶经了秋风”般的命运，号召“黑暗的中国”的人民迎着“曙光”前进；《混充牌号》《红萝卜党》以形象鲜明的比喻，提醒人们及早警惕那些挂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牌号、“带着一层红皮”的东西，“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它们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特有的敏感。1919年12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大肆掠夺，另一方面又和北洋军阀相勾结而高喊“中日亲善”的时候，李大钊在《新生活》上发表了这样的杂感：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皮肉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多么一针见血！对帝国主义隐藏在美妙言辞背后的侵略本质达到如此深刻、清醒的认识，在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这些作品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渐次扩展的时代侧影，具有宝贵的文献史料价值。

1921年以后，以无产阶级观点表现生活、鼓舞斗志的作品，比五四时期数量上有较大增加，质量上也有提高。从最早《先驱》《新青年》季刊登载雁汀《感黄庞二烈士底死》、瞿秋白《赤潮曲》，到《觉悟》《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较多革命作品（包括瞿秋白的小说，吴雨铭 、刘一声的诗作），再到大革命高潮期间出版顾仲起诗集《红光》，蒋光赤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发展趋势。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影响下，1924年、1925年，两年内出现了一批专事倡导革命文学的社团。如在上海，有蒋光赤、沈泽民和一些文艺青年组织的“春雷社”，他们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出版周刊性的《文学专号》，发表了一些革命作品。在杭州，有许金元、蒋鉴、希生等组织的“悟悟社”，出版刊物《悟》，目的在于“促进革命文学成为国内文学界一时的主潮”，社员曾发展到六十六人，上海、苏州两地设有他们的支部。在北京，除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烈火》外，还有出版《火球》。声明“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以及陈毅等人组成的主张文学家要搞“劳动文艺”“替群众作工”的“西山文社”。这些文学社团的出现，反映了文艺青年中革命思想影响的扩大，有利于文学创作摆脱个人主义倾向而朝健康方面发展。特别是蒋光赤的作品，虽然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弱点，却在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中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陶铸、胡耀邦同志都曾以自己的经历，说到《少年飘泊者》等作品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所起的作用，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再探讨》的作者为要证明“五四”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根本无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上述作品的存在，这种态度自然不能算是真正实事求是的。

在“五四”新文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的，当然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品。他们的创作，就体现时代精神而言高出于一般的资产阶级作品，就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言又高出于一般的无产阶级作品。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可以说真正为我国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这种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由此得出新文学指导思想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再探讨》作者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在我们看来，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之所以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领导的初期新文学的主角，固然由于他们自身受着深重压迫，较西欧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更强烈的革命性，同时也由于他们处于十月革命后的特定历史时代，有条件接受国际国内无产阶级的影响，接受时代和人民给予的哺育。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一系列作品中反封建的彻底性，就是同十月革命开辟的新时代，同国际国内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我在1979年发表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曾经说过：“《狂人日记》只能产生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只能产生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传到中国以后。没有十月革命的鼓舞，没有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希望，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酝酿，便不可能有《狂人日记》那种坚定无畏的反封建勇气，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呼声。没有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条件，鲁迅个人对历史研究得再深刻、再有真知灼见，他也只能怀着深沉的苦闷，孤独地寂寞地抄古书，拓古碑。鲁迅在经过长期搁笔之后，恰恰到了1918年，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社会也酝酿着巨大变动的时候，就勇猛地起来参加战斗，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这难道能说是历史的巧合吗？难道仅仅能用一两个朋友劝说的力量可以解释的吗？他在1918年写的《我之节烈观》中说：‘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几个月后，在《圣武》中又说：从俄国‘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并号召中国人民‘抬起头’来，看看‘在头上’的‘曙光’。鲁迅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曙光来鼓舞人？如果鲁迅自己不受十月革命这‘新世纪的曙光’的鼓舞，难道能够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吗？”这些判断我至今以为是符合实际的。诚然，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过：“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但他首先强调的却是：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

这就证实了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作品与十月革命之间确有联系，夸大这种联系，把五四时期的鲁迅就说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把《狂人日记》说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这当然是不科学的。必须加以反对；但如果根本无视鲁迅当时的思想、作品与无产阶级兴起的新时代之间这种联系，否认鲁迅所受的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同样会背离基本史实。至于“五四”新文学的另一面旗帜——郭沫若的《女神》与国际国内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时代的关系，作品本身既有表露，作者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 正因为诗人从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和希望，才产生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的爱国激情，形成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可以说，《女神》是诗化了的五四精神，没有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便不会有《女神》这样真正的新诗集的诞生。像《再探讨》作者那样单纯用小资产阶级本身的革命民主主义去解释鲁迅、郭沫若作品的反封建彻底性，实在无法回答文学史提出的许多问题。打个也许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再探讨》的作者只看到作为演员的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前台做出的许多精彩表演，却忘记了作为时代导演的无产阶级在后台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观众式的错觉，引导他在探讨“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时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以致将中国五四时期及稍后的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做出不恰当的类比：

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对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的认识深度和革命的内在要求、激进程度也不同。与其说我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类似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如说更贴近俄国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因为它们主要反映的是农民的利益与要求。

《再探讨》的作者自以为反对了一种右的见解，其实他本身的看法与之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原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的产物，将它同1918年以前中国的文学革命相比尚有某些类似之处，与“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则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客观上只能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不管作家的主观意愿如何），五四时期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则已具有明确的反对资本主义、归趋社会主义的要求。以鲁迅为例，他不仅在《狂人日记》中坚信，“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而且在《故乡》的结尾处希望将来有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鲁迅既熟悉封建社会，也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他所向往的这种“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当然只能是消灭一切剥削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尽管鲁迅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还非常“朦胧”），所有这些，都是俄国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所不能比拟的。混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低估现代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当然会在观察小资产阶级作家反封建彻底性的问题上不能得出比较全面确切的结论。

“五卅”前后大批小资产阶级作家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从政治态度、世界观到创作面貌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一部分人直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一事实最有力地反驳了1928年以前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是革命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说法。以创造社作家为例，郭沫若通过考察军阀混战的恶果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1924年起世界观发生显著变化。他重视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发出的呼吁，“五卅”运动后创作了《聂嫈》。1926年5月，连续发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等文章，号召文艺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指出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不久，他由瞿秋白介绍去广东直接参加革命工作。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成员思想的变化，为创造社开创了革命化的后期。再以文学研究会中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例（且不说沈雁冰等早期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卅”革命浪潮，也使他们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巨大激荡。叶绍钧、朱自清、郑振铎都为“五卅”写下了热血沸腾的篇什。这个阶段思想与生活的变化，在叶绍钧的一些短篇小说与稍后的长篇《倪焕之》中留下了清楚的印记。朱自清在此以前已写了送给邓中夏（安石）的诗《赠A.S.》，歌颂“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共产主义英雄；“三一八”斗争中，他更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执政府大屠杀记》，愤怒控诉军阀统治的血腥暴行。这些作品使文学研究会创作风气为之一变，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斗争实践在鲁迅思想、作品中同样打下极其明显、深刻的烙印。脍炙人口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记念刘和珍君》，就是他总结许多青年的血的教训写成的。“五卅”前夕，他为早期共产党人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写的《前记》，也表明他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视、关切和心心相印。“三一八”之后，鲁迅奔向南方，世界观也在长期量变的基础上开始发生质变，这在他《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章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大革命浪潮还使早年“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成员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都受到影响。应修人“五卅”运动以后就努力从事革命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党派去黄埔军校工作，暂时脱离了文学岗位，潘漠华也于1926年奔赴革命中心武汉，他和冯雪峰都在1927年上半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外，北伐战争高潮时期，田汉、欧阳予倩以至闻一多等作家，也都曾奔赴广州或武汉，接受革命的洗礼。戴望舒1927年写的《断指》一诗，则是专为纪念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屠杀时牺牲的革命者萧楚女的。尽管后来的道路有的还很漫长和曲折，但这一段活动，对许多作家以后的创作和思想发展都留下极为有益的影响。上述情况深刻地表明： 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用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了新文学的发展 ， 恰恰相反 ， 正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影响 ， 改变着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 ， 从而也改变着新文学的面貌 。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是初期新文学的主力。新文学的主力而能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影响，朝共产主义方向转化，并且转换着这部分文学的性质，那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自有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是既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同时又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标志而存在的吗？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好说明，《新民主主义》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包括文学发展）的论断是科学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吗？

三

《再探讨》的作者所以在初期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上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也有方法论上的原因。

我读《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总感到文章作者思考问题时常常过多地偏执地停留在某些表面现象上，而对现象背后的实质缺少深入的分析和注意。现象是入门的向导，我们必须予以重视，但不能偏执地只重视某方面的现象，而对另一些现象视而不见，更不能被一些现象迷惑而不去注意研究其实质。譬如，他把“指导思想”仅仅看作某种数量的概念，认为“指导思想”必须是“在运动中影响最广最深”，“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的思想，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思想好像就够不上格。其实，“指导思想”更主要是一种质量概念，看某种思想能否充当指导思想，主要不看它的广度和普遍性，而看它客观上能否代表被指导者的利益，能否对事物本身朝什么方向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尽管数量上仍然占多数，“影响最广最深”，但它决定不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只能处于被领导的地位，而不能处于领导地位上。相反，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尽管一时还传播得不很普遍，不很为多数人所知道；即使是知者，也还可能对这种思想本身暂时理解得不够正确。但是，历史条件终究决定了这种思想还是领导思想。

又譬如，对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口号应该怎么看？能否把这种主张简单地归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并以此论证“五四”以后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民主主义思想？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主张是一种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对这一现象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陈独秀1917年初提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文学”口号。从1918年起许多人提出“平民文学”口号，这在文学主张上标志着一种重要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正是同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界渐次扩大有关系的。最早提出“平民文学”思想的，并不是周作人，乃是刘半农。他在1918年3月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讲演中指出：“今后的世界，无论狭义的贵族、广义的贵族，都已有不可消灭之势。我们对于文学之眼光，也当然从绅士派的观念，转入平民派的观念。”他提出：“要创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使今后之文学与今后之世界趋于同一轨道。” 这里清楚地显示了十月革命后世界潮流的新趋向。但如果到此为止，所谓“平民文学”“平民小说”之类，当然还只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五四”以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接过了“平民文学”这个口号。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提过“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的口号。陈望道在《觉悟》上发表过《平民艺术和平民的艺术》的文章。李大钊在《平民主义》的小册子中也说：“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着他（它）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他认为：“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它）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对“平民主义”“平民文学”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李大钊说：

“工人政治”，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而列宁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里的演说，亦曾极力辨明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的区别。后来又在他的《国家与革命》并别的著作里，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

按照李大钊总结时作的解释，所谓“平民文学”，实际就是“人民文学”。这样，我们就很难再笼统地说“平民文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了。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很难再武断地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提出的口号”，“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中的‘平民文学’等提法，仿佛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了（毛泽东自己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五四时期“平民文学”口号时，只说它“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见，他并不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必然是资产阶级的）。

《再探讨》一文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引文的原意往往理解得不够正确，甚至解释得与原意大有出入。

举例来说，作者摘引了邓颖超同志在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的前面几句，以此证明五四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很少，无产阶级思想不可能指导新文学运动。其实，邓颖超原话是两方面都讲到的，她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五四运动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今天看到一份材料，介绍台湾有人否认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的这一事实，我认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我们党的成立作了准备的。……否认这个事实是不对的。要讲实事求是。”邓颖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第一，对“五四”爱国示威发生前青年所受的影响要说得准确；第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确实得到了较多的传播，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我们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如果完整地理解这段话的意思，绝不会得出《再探讨》作者片面发挥的那种结论的。

更明显的例子，是作者引了胡绳同志这样一段话：“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的青年，激起了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这个解放运动本身还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但是不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人们不可能进一步接受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以此证明胡绳同志赞成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引证同胡绳原意大相径庭。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一文，有特定的论述范围，他在引言中特意申明：“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 一九一九年五四群众运动前几年间进行的文化思想运动 。”这就是说，胡绳这篇文章中讲的“五四”的时间概念，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五四运动时期”指“1919年到1921年”，完全是两码事。胡绳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曾专门讲了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的情况，并且作了这样一段评论：

中国先进的思想界之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按受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虽然起了进步作用，但实际生活也证明了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起的进步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并没有也不能解答如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进步的道路的问题。

《再探讨》的作者回避胡绳整篇文章的完整观点，隐瞒了不同的时限，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摘录了其中一段，断章取义地用胡绳论述“五四”前的话来为“五四”以后直到1927年的事情作判断，这种方法是令人吃惊的。这是对胡绳同志的很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很不尊重。

文章作者对鲁迅《〈草鞋脚〉小引》中那段话的解释，也是并不完全符合原意的。鲁迅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这里的“最初”，上文中说得明明白白，是指“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那时当然是资产阶级思想指导的。至于“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指导思想如何，有无变化，鲁迅没有说。因为鲁迅这篇文章主旨并不在说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要着重说明“新的小说的生存，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所以他从文学运动的角度，一下子跳到了1928年。鲁迅这段话完全不能成为否定1928年以前无产阶级领导新文学的根据（事实上鲁迅本人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并发生世界观的飞跃，就恰恰在“五四”到1927年这个阶段）。

总之，在“五四”以后新文学领导思想的研究上，我们同《再探讨》的作者从观点到方法都是有分歧的。《再探讨》一文的论述，我认为只适用于“五四”以前，不适用于“五四”以后。本着百家争鸣精神，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就商于《再探讨》的作者，并希望得到读者同志的批评指正。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