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爆发的前夜

我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到北平的，到被捕的时候，恰是一年零二十四天。在这一年多当中，中国的问题，有着很多重要的变化。当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正在马歇尔九上庐山的当儿，这以后马歇尔的回国，军调部的撤销，张家口、延安的被占，一连串的事件，使得独夫和好战分子们，更放心大胆地进行大规模内战，“戡乱令”也应运而生，各地的民主运动，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大规模的逮捕，成了报纸上常见的新闻，北平的政治情况，急转直下地恶化下去。

在我被捕的前一个月，北平的特务们，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深夜逮捕。许多文化人、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以及给叶剑英治过牙齿的牙医生——那位从来不过问政治、彬彬有礼的公务员，也被捉进去了。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曲，也是我被捕前的一个信号。

不过，这些现象，在革命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在黎明之前，“夜”总是分外黑暗，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凡是向时代开倒车，想“残民以逞”的独夫们，不过都是在努力给自己掘坟墓。这时候的蒋介石，正趾高气扬，以为他“得势了”，“得时了”。他深深地了解了“干爸爸”的意思，搭上了这根做奴才的线，便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你等着罢，蒋介石！垮台的戏在后头呢！曾有一次我看到了风筝摇曳在高空，我就想到了蒋介石，我就这么写了：

不要炫耀你飞得高，

若不是那阵西方的风，

你怎么会爬上云霄？

当心断了那细麻线，

看谁从高空里——

翻筋斗，摔跤！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正在北平一个很老的饭馆——东兴楼——吃午饭，刚刚拿起筷子，就有一个茶房进来对我说：“您有一个电话。”当我去接听的时候，“绥署”一个旅级先生告诉我说：“孙主任（连仲）要和你说话。”我心里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找我？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沉重而急促，这好象预兆着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王冶秋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他问我。

“有什么事找他？”我反问着。

这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说：“我要请他替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愈快来愈好。”我告诉他今天早晨我请他和周范文（“绥署”少将参议）给许多大学教授们送八月节的礼物去了，现在他在谁那里，很难说定，并且，在城外有两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清华”和“燕京”，可是那是没有方法用电话找到的。他们回来，最早怕也要到黄昏。

当天下午约莫三点半钟的时候，我在一个国际俱乐部里打网球，忽然有一个仆役来告诉我：“孙主任有电话请你说话。”这时候我心里便嘀咕起来，感到了老大的不快。

“请你立刻到我的家里来！”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急促。

我放下耳机，匆促地披了一件西服上身，便跑到东城角他的公馆里去。他的副官告诉我：“孙主任因为等不及，到‘绥署’去了，请你到那里去。”这时我更怀疑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到了“绥署”，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一张沙发上，涨紫了脸（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的脸就变成了猪肝色）。他请我坐下，好半天没有开口，当他猛然抬起头来，就命令他的副官：“你们走开！不要站在我门口！”这时我意味到事态的严重。我便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劈头就说：“王冶秋出了麻烦了，这几天破获了共产党在北平的一座电台，抓到了很多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和许多重要文件。其中抓到一个女的，是个重要角色。她在北平非常活跃，打通了各阶层的关系，搜集了各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里面，有一部分是王冶秋供给的。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女的已供认她和王冶秋的关系，但她并未承认王冶秋是个共产党，仅仅只供给她经济情报。所以我要当面问问他，并要把他送交张家耀（李宗仁‘行辕’第二处处长，管情报的）处问话。”停了一下，他叹息地说：“这次电台的破获，查到的文件太多了！”

我当时相信王冶秋不会有什么“绥署”的军事情报泄露出去，因为他与军方毫无接触，所以我便对孙说：“这是不是一件诬陷的阴谋？而王冶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你如果把他们送去，来一个苦打成招，是会造成冤狱的。”他说：“不会的，叫王冶秋安心，如果和中共没有什么关系，问问话就可以回来的。”其实这是废话，特务不抓人则已，一抓便不会轻易放过。不过要抓一个少将头衔的参议，在形式上总须打个招呼。也许特务向孙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样，则孙给我说的，就是真的了。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在五个月前，我的那个电报是否也在这次破获的文件之中。我们沉默下来，各人都在打点着自己的事，彼此的外表象很沉静，而心里却在忐忑着。

沉默，象沉重的铅块似的，重压着会客厅，我终于站起来告别，他送我到房门口，我们握了一握手，谁知道一个严重的节目，就从这一握手间开始了。从此，我和孙连仲之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政治关系上，也永远地分手了。

我为了急于要知道王冶秋与这件案子的关系，即刻跑到了他的家里去。不巧得很，连他的太太高履芳也不在家。我留下了一个便条，请他在回来的时候，一刻不耽误地来见我。恰巧在路上碰见了高履芳，我便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她，希望她等冶秋回来的时候，尽速作个打算，并约好晚十点以后在我家里会面。

当天晚间，我应苏联驻平领事的邀请去吃晚饭，座中只有我们主客两个。这位领事说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和华语，我们在不断地碰杯中谈了不少问题，谈到第三次大战问题的时候，他问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的晚餐延续到十点钟。最后喝过了咖啡，道过晚安便告别了。

我回到家里，差不多是十点半钟，冶秋还没有来。经过了一天波动，这时候疲倦得上眼皮离不开下眼皮，“冶秋为什么还没有来？是不是已被抓去了？”不然，这个时候他该到了。十一点钟了，静静的院落中，风吹下几片落叶，沙沙地响着，却没有冶秋的脚步声。

我困倦得不能再支持，便脱下衣服睡下去了，可是心里万分不安，象大祸将要临头似的，十一点半钟，冶秋终于带着他的太太走进了我的客室！我揉着疲困的眼睛，披上一件棉袍，光着脚走出来，我们彼此脸上都被一种忧郁的表情笼罩着，好象泰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我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说：“办完了事就去找王倬如一同下小馆。”（王倬如也是逮捕对象之一，因为他很机警，在特务抓他之前，已经躲开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和一个中共的女同志发生情报的关系？”他说：“我的女朋友你也都认识，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女朋友，只是有一个男朋友曾经向我要过冯先生在美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我更进一步地问他：“你还有其他的活动没有？因为这个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应当考虑对策。”他坚决地告诉我决没有其他活动。我之所以这样问他，他之所以这样答复我，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经过。他是冯先生（玉祥）的秘书，但冯先生出国的时候，他并没有随着出去，我在南京碰到他，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没有任何打算，但为了生活的压迫，已把两个儿子送回安徽老家交给他祖母去抚养，另外两个较小的孩子交给太太带到北平，他希望她能在北平找到一个工作岗位，解决母子三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他自己向南、向北尚未决定。当时我对他说：“我现在是要到北方去，你最好也能同来，我相信能够给你设法找到工作。”他劈口就答应到北方来和我一起工作，只是他要先回安徽老家替他母亲做了寿才能动身。我到了北平就和孙连仲谈到他的工作问题，希望孙能用他作一个随从秘书，给他讲一讲国际和国内的情势，拟一些演讲和会见新闻记者的谈话稿子等等。孙当时满口的应承，所以我就打电报把他约到北平。当我介绍他和孙见面以后，有一位孙的军法处长徐惟烈便当面从中破坏，说他是跟冯先生颇久的人，思想上恐怕有问题。胆小的孙连仲听见这两句话，便立刻动摇起来。我因为对朋友信用的关系，非常恼火，向孙一再地保证他决没有问题，这样勉勉强强地让孙下了一个手令，任命他做“绥署”的少将参议。后来还有人不断地说些闲话，于是孙就不能把他留在身边了，到差不多一星期，就把他派到我负责的“设计委员会”来服务，我便请他主持资料室工作。

提到徐惟烈，他是冯先生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位军佐，而且有一个很长的时期表现过对冯先生特出的忠实。一个瘦削的白面书生，脱发的前顶，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灼灼的两眼，不时左右扫射着，充分表现了他的机警、酷辣和一种显露的聪明。一九二九年韩复榘在河南的叛变——这是西北军最初崩溃的信号——他是促成的因素之一。当冯先生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代，他思想变得很“左”，他做过托派张慕陶的干部，我还和他开过玩笑，说他是“典型的红萝卜”——外红内白，把他气得拍桌狂叫，说我太看不起他，侮辱了他。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对他盯过梢，宋哲元把他拘押过，韩复榘在济南坚决地要杀他，我为了友情，挺身救了他一条命。孙到北平之后，他被目为孙的智囊，却没有想到这位“智囊”现在和我站到敌对方向，做了我的对头！伟大的时代，真是一座“洪炉”，把许多人烧成灰渣，同时也把许多人炼成金子。

因为有了上面这一段经过，所以我愿意清楚地知道冶秋真正的活动是什么，这样不但他可以作准备，我也可以作准备。可是冶秋矢口不承认有任何活动。他的太太并且向我解释说：“余先生，如果我们有那样的关系，我们瞒别人，还能瞒你吗？明天早晨，请你陪着冶秋一块儿去见孙，希望他不至把冶秋送到特务那里。”我说：“只要我们确实能把握住这一个问题，就没有什么严重的案件能给特务们发掘出来，那么我想不会在安全上出岔子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我将他们送到门口。冶秋推着自行车，他的太太一旁低着头走着。我望着他们的两个背影，消逝在夜的黑暗里。我们真是太天真得象一群孩子，警觉性木头一样地迟钝，在被捕的六小时之前，我们还这样地欺骗着自己，愚弄着自己，安慰着自己，而不自觉！